1. 前言
社会不公平现象所引发的歧视对个体心身发展的重要影响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大量的初始研究倾向于歧视来源——优势群体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对被歧视目标——弱势群体歧视知觉问题的关注。最近几年，歧视研究中的“强势心理学”现象开始减弱，被歧视的目标——弱势群体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对于歧视现象的知觉与反应，对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个体受到歧视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个体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以及躯体行动能力等。有些歧视行为和态度每天都在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发生着，逐渐地损害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歧视知觉的相关研究可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歧视知觉的内在本质，有助于设计科学的歧视干预方案，帮助弱势群体有效应对遭受到的歧视，缓解紧张焦虑的消极情绪，消除外界客观歧视的影响。
2. 歧视知觉的理论
2.1. 界定
研究者对歧视行为所具有的核心特征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因而对其界定不统一(Orbe & Camara, 2010)。Fishbein (1996)把歧视简洁地定义为：个体因独特的群体身份而受到的伤害性行为。歧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从心理排斥到身体攻击等范围广泛的各种行为，它有时明确具体，表现在外；有时不明确而难以觉察，比如，制度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个体受到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以及身心方面的能力表现等(Seaton et al., 2008; Kam et al., 2010; 李文涛，2013；薛栋，2015)。
对歧视知觉(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的界定一般是以客观歧视为参考的，强调的是个体的主观体验，即个体感到自己或群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原因是自己及所属群体成员的资格(group menbership)所致，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会对被歧视者产生消极的、伤害性结果，具体可以通过实际行为动作、拒绝性态度或者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现出来(Major et al., 2002; Pascoe et al., 2009; Tom, 2006)。歧视知觉和群体成员资格有关的主观体验关系密切，目前对歧视知觉能否真正反映客观歧视尚没有定论，可其是弱势群体成员的一种“重要心理现实”(Dion & Kawakami, 1996)，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注意。正如Dion & Kawakami (1996)所强调的，与客观歧视相比，正是歧视知觉这一“心理现实”作为实际变量，影响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2.2. 歧视知觉的影响机制模型
Branscombe等人(1999)从消极和积极双重加工的角度，提出了具有整合性的拒绝认同理论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RIM)，用来解释歧视知觉对于弱势群体成员心理健康的多重影响。该模型认为，歧视知觉实际上就是个体可感知到群体外的排斥，包括拒绝的言语、态度和行为等，这种被拒绝的感知可能会产生相互对立的结果：一方面，个体对歧视的知觉会促进内群体认同感提高，继而减缓歧视现象影响心理健康；另一方面，个体对歧视的知觉也让其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利处境及弱势地位，进一步影响了心理健康。拒绝认同理论认为弱势群体成员可通过提高自己的群体认同感来应对与歧视有关的心理伤害。群体认同可以为个体提供来自内群体成员的社会支持，它不仅可让个体感受到来自所属群体成员间的巨大支持，还可是直接的情感支持，或是共享的时间和资源等；此外，群体认同还能为个体提供一种归属感和被接纳感，让个体感受到温暖、安全，对外群体的拒绝和歧视导致的各种心理伤害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拒绝认同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同时考察了歧视知觉的双重效应，并解释了歧视知觉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强调歧视知觉可以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通过群体认同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拒绝认同理论涉及心理健康的两个水平——个人和集体水平，认为个体幸福感和集体幸福感与歧视知觉密切相关(Tom, 2006)。
随着对拒绝认同理论观点不断地深入探讨，研究者在不同弱势群体中进行了多次的验证，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据支持，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Leondardelli & Tormala (2003)认为歧视知觉可以负向预测集体幸福感，并且群体地位感可能在歧视知觉影响集体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认为，随着歧视知觉程度的加深，个体的群体地位感会逐渐下降，即很容易感受到所属群体遭受的社会排斥或拒绝，进而导致集体幸福感的降低。Tom (2006)认为歧视知觉不能直接影响个人幸福感，取消歧视知觉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直接影响路径，指出歧视知觉主要是基于个体所在的群体成员资格而产生的，遭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应该是集体幸福感，而非个人幸福感。另一方面，Tom认为需要增加集体幸福感对个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路径。已有的多数研究发现，集体自我与个人自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集体幸福感可以促进个体自身的幸福感(Luhtanen & Crocker, 1992)。这实际上承认了个人价值感建立在其所处的社会群体之上。
随着拒绝认同理论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复杂，目前学术界也尚无定论，尤其是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另外，不论是最初的拒绝认同理论模型，还是后续对模型的修正，都没有涉及个体的心理特性因素。任何外界因素对个体施加影响都将受到个体内在心理品质(心理弹性、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已有的理论模型进行完善和探讨。
3. 歧视知觉的测量
深入研究歧视现象需要以适应性测量为前提，相关内容涉及客观描述被歧视者的歧视经历，但是对歧视经历的操作性定义很难把握，不仅需要考虑到歧视者持有偏见的客观历史，还需要判断歧视行为出现的形式和程度、歧视行为发生的主观程度、被歧视者对歧视行为的知觉程度或造成的切实消极影响等，这些导致被歧视者很难准确报告出自己受到的歧视对待，且研究者也难以判定个体报告歧视体验的真伪性，因此实际操作中，对歧视行为进行客观测量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此研究者将视角转移到个体知觉到的歧视。Brown & Bigler (2004, 2005)通过归因考察歧视知觉，当将他人的行为归为偏见，个体体验歧视的可能性更大，若个体没有这种归因倾向的话，对待同一事件歧视体验就会减轻，这种对歧视知觉的测量主要是通过个体对不利事件的归因来实现的；Lee & Ferraro (2009)通过主观报告法来测量歧视知觉，让个体报告自己感受到的受歧视程度，或者由歧视引起的伤害程度。当前，研究者对个体体验到的受歧视程度的考察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整体性的考察个体的歧视知觉；二是在具体情境下考察歧视知觉，如，Krahe等人(2005)根据客观歧视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从言语歧视、避免或回避、直接歧视和身体攻击四个方面考察了留学生的歧视知觉状况。
随着歧视知觉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开始涌现出一些用来评估歧视知觉的工具。Harvey (2001)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共含18个条目，部分项目为反向计分，以Likert5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歧视程度越高。国内学者何丹(2014)引入该问卷，经翻译修订为中文版本，考察留守儿童感知自己受到歧视的程度。在该研究中，此歧视知觉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2。刘霞等(2008, 2010)从个体和群体两个维度编制了歧视知觉问卷，总问卷37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分数越高，歧视经历越多、被歧视程度越严重。方晓义等(2008)对其中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进行修订，按照量表的4点记分方式，计算9个条目的总平均分，作为受歧视程度的指标，得分越高，代表体验到的被歧视程度越明显。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我国学者申继亮等(2009)在Postmes (2002)的外群体拒绝问卷和Krahe et al. (2005)的歧视知觉问卷基础上，编制了国内适用的歧视知觉问卷，包括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和0.82。刘霞和申继亮(2010)根据对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的访谈结果，选取流动儿童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歧视事件，对个体歧视知觉问卷(Perceived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Scale)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内容涵盖言语歧视、身体攻击、躲避等方面，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用以考察流动儿童在与城里人交往过程中知觉到的被歧视程度。问卷共21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知觉到的歧视现象越多。该问卷已经在国内多个研究中得到使用(邢淑芬等，2011；范兴华等，2012)，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以应用较广泛的个体歧视意识问卷为效标指标(刘霞，2008)，二者之间相关为0.59，p < 0.01，效标效度良好。在该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
4. 歧视知觉的相关研究
4.1. 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歧视知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种族歧视与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等领域，并且大多数研究已经证实，歧视知觉在个体的情绪情感等心理健康指标中存在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其他中间变量间接发挥着作用。
Finch (2000)等对墨西哥移民的调查研究发现，移民的歧视知觉水平与抑郁有直接的关系，并且需要考虑文化适应性、性别等多个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Foster (2000)的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歧视知觉与焦虑、抑郁呈正性关系，即个体如果体验到的歧视越多，其焦虑和抑郁程度就越严重。Diaz et al. (2001)和Corning (2002)各自的研究结果均指出，个体的歧视知觉将通过自尊这个中介变量影响其抑郁水平，自尊水平的差异将会导致个体歧视知觉对抑郁、焦虑产生程度上的差异。Nyborg (2003)针对黑人儿童歧视知觉的研究指出，知觉到的歧视与其抑郁、低自尊等消极心理有正向预测作用，即黑人儿童知觉到的歧视越多，其抑郁的程度就越高，自尊水平就越低。Samuel (2003)等以加拿大籍朝鲜移民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种族歧视的感知程度对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Edwards (2008)等人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美籍墨西哥青少年的歧视知觉与其自尊水平的负性相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歧视体验与积极应对方式的交互作用对自尊的正向预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
4.2. 国内研究
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国情，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民工潮”，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特殊极具时代烙印的弱势群体。因此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认同、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研究等领域。方晓义等(2008)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其孤独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达到显著性水平，而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了调节的作用。申继亮(2009)认为，流动儿童随父母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其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处境。刘霞&申继亮(2010)的相关研究指出，环境是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家庭的经济环境、学校班级环境等等。胡芳芳(2012)一项针对苏州817名流动儿童进行的歧视知觉与心理适应的关系研究发现，超过70%的流动儿童具有中等程度的歧视体验，歧视知觉中的歧视感知维度对孤独感、抑郁、自尊、群体归属感等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与心理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弹性对歧视知觉和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5. 建议
近40年以来，研究者对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逐渐深入。歧视知觉的研究视角最开始从“强势心理学”优势群体角度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等出发进行了探索，现已逐渐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弱势群体，关注其成员对歧视现象的知觉、反应和心理感受，对歧视知觉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探讨。国外的研究已经证实，歧视知觉在个体的情绪情感等心理健康指标中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其他变量间接发挥作用。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group menbership)而受到的不公平的消极性或者伤害性对待，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某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等。歧视知觉是直接与群体成员资格有关的主观体验，群体成员中不同个体面对客观歧视行为和态度的感知能力有着差异性的体现，也就是说歧视知觉对被歧视者心理的影响途径存在着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特别是积极的中介变量对被歧视者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将发挥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有意义的课题。综上所述，歧视知觉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5.1. 细化群体属性
刘霞(2008)等人根据群体成员资格可变性和可见性这两种不同特点，把弱势群体成员划分成四种类型。相对于隐蔽性特点而言，群体资格相对稳定且具有可见性的弱势群体，如肢体残疾人，他们身体的缺失具有外显性，更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旁人对肢体残疾人有意或无意的注视，都会被他们自己感知到并进行解读，根据个体不同的主观感受、敏感程度和心理品质，会有不同的歧视知觉水平，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不同弱势群体的所属成员其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机制也存在着不同的特点，群体成员资格可能是歧视知觉影响效应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例如我国学者(蔺秀云等，2009；苏志强等，2015；赵景欣等，2016)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歧视知觉做了大量的研究，考察了这些特殊儿童歧视知觉程度与孤独情绪、心理适应、社会适应、主观幸福感等的相关关系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这些特殊儿童的群体成员资格并非是固定的，通过自身努力或者返回老家，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流动人口身份，就此脱离了原有的群体成员资格以及针对这一群体的外部歧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歧视知觉作用于他们心理的消极作用将会逐渐消失。因此，在对歧视知觉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对群体成员资格进行细化和区分，进一步探索群体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对群体成员的歧视知觉特点和内在规律所产生的影响。
5.2. 重视考察个体差异的作用和影响
虽然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主要是针对群体属性所持有的一种伤害性或拒绝性的态度，但作为该群体成员，群体内的普适性影响规律具体到不同的群体成员却存在着个体差异性，而产生这种差异主要是中介变量发挥的作用。例如Diaz et al. (2001)和Corning (2002)的研究指出歧视知觉将会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到个体的抑郁水平，自尊水平的差异将会导致歧视知觉对抑郁、焦虑的作用程度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拒绝认同理论提出歧视知觉具有双重效应，认为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是直接的，而其积极作用则是间接的。二战后，有关高危(high risk)经历对于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不断出现，在学术界致力于发现这些危险因子与何种心理或行为问题相关联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另外一种情况的考察：处境不利群体内的变异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席居哲等，2008)。Rutter于1972年所做的有关母爱剥夺的研究综述，报告了个体差异的现象与证据。这些儿童的成长环境中存在着公认的危险因素，或经历过严重逆境/创伤，但最终他们的心理社会功能未受到明显影响，发展良好，甚至有些还在某一领域有优异的成绩。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从“消极”的危险因素转移到了“积极”的发展现象上，并将这类发展现象称之为心理弹性(resilience)，心理弹性的研究就此启动。该理论认为处于不利环境的人们拥有自我成长和积极向上的能力，而其本身所具备的保护性因素是缓解高危情境所带来的不良情绪的关键。一些研究发现，大部分被歧视者在面临不利情境时具有较好的心理防御体系，这些保护性机制可以将个体的自我概念与某些外部消极评价相分离，有利于个体自我价值感的保持和发展(刘霞等，2011)。例如，通过回顾污名的自我保护特性，指出归因于歧视将外化了失败的原因，间接地保护了个体的自尊水平(Crocker, 1989, Carney et al., 2009)。朱倩等人(2015)采用刘霞等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和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心理韧性量表，测量北京577名流动儿童感知到的歧视和心理弹性水平，结果显示，歧视知觉、个人力和支持力均对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对歧视知觉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提示可通过提升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调整对危险性因素的认知，以达到减缓对流动儿童心理发展不利影响的目的。鉴于此，研究者可以通过明晰歧视知觉的多重影响路径，考察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对被歧视者心理的间接性积极效应，从而为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以帮助被歧视者应对外界的歧视及消极的心理体验。
基金项目
广东省省级重大项目(立项编号2014WZDXM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