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药物渴求是药物成瘾者对于药物产生精神作用效果的一种强烈的渴望(Koob, 2002)，一旦成瘾，毒瘾难以根治和戒除。在我国，主要戒断毒品的方式为强制隔离戒毒。在戒毒工作实践中发现，戒毒人员能够快速的在戒毒所实现生理戒断和身体康复，却在回归社会不久后，又出现强烈的药物渴求和复吸行为。研究发现，毒品成瘾群体处于一种高复吸状态，易陷入“生物戒断–回归社会–复吸–再戒断”的恶性循环(孔安康，杨波，肖玉琴，2011)。影响毒品成瘾人群的药物渴求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易在不良同伴教唆和指引下尝试吸毒，且个体接触毒品的年龄越早，终生吸食毒品的可能性就越大(Moos, 2006)。而良好同伴的交往与教育能够缓解毒品成瘾人群的药物渴求程度，有效防止复吸(叶雄，张艳，2009)。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有显著的相关性。陈丹等(2017)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呈显著负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与药物渴求呈显著的正相关。积极的应对方式使得戒毒人员能够正面、自主地去控制毒品渴求；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使得戒毒人员逃避现实、以及放大戒毒的不可能性和曾经吸毒时的主观快感，诱使他们寻找曾经的毒友圈，再次陷入复吸。
不良同伴、应对方式和药物渴求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初步构建并验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未来戒毒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为强制隔离戒毒所内的心理干预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2. 研究进展
成瘾的最主要特性就是渴求感，渴求感的主要表现在于无法抑制住自己渴望的冲动，并且想要重复进行的主观愿望(Tiffany & Wray, 2012)。药物渴求是吸毒人群对毒品表现出强烈的心理渴求，是对先前药物所产生的精神作用难以克制的欲望，它分别通过正、负强化产生效果：一是在使用药物后产生的喜悦、欢欣的正向体验，满足了生理、心理需求后，促进之后重复使用的行为；二是在停止使用药物后，产生不适的戒断反应，继续使用则能停止不适感受，进而促进用药行为(Drummond, 2001)。
国内学者梁健辉等区分了5种类型的药物渴求，即奖赏型药物渴求、消除型药物渴求、获得型药物渴求、强迫型药物渴求和社会型药物渴求，其中社会型药物渴求就是指个体由于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对药物的渴求(梁建辉，刘锐克，2001)。应激、社会环境、社会支持系统、亚文化人群、经济状况、道德水准等社会因素均可能对药物滥用者的渴求程度和复吸行为产生影响(安莎莎，2008)。Drummond (2001)归纳了药物渴求与复吸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结果发现，药物渴求与复吸两者之间是无关的；但在未来测量方式发展完善的情况下，药物渴求完全能够预测复吸行为。
药物渴求程度和复吸行为的产生与同伴交往有紧密的联系，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是最早出现的同伴交往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与同伴交往有利于其认知水平发展；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的社会行为是通过与同伴的交往进行学习与强化的，同伴是儿童的模仿对象；而尤里·布郎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同伴关系之间受环境的影响，与环境存在交互作用(Bronfenbrenner, 1986)。同伴的交往能促进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个体在集体协作中树立价值观，满足个体的社会需求Weiss (1974)。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的行为会受到同伴的影响，同伴会对个体起到榜样强化的作用，青少年会去学习、模仿同伴的行为(Akers, 2009)。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群体合作更加融洽，个体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而与不良同伴交往，模仿学习他的行为则会反向影响个体的发展。
是否产生复吸行为与个体的应对方式有关，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最早提出应对(coping)的定义，是指当个体遇到超过自身认知和资源范围的外部压力时，不断调整内部认知和需求，以缓解外部压力，达到内外协调的心理平衡状态，从而适应环境(俞磊，1994)。而所谓的应对方式(coping style)，则是对应对的种类划分，也是指心理应激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调节机制，它调节应激与应激结果之间的关系。通常个体在处理压力事件时，首先会对压力事件进行认知评价与评估，之后再表现出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应对活动(杨探宇，2017)。
目前关于应对方式的理论主要应对特质论、应对过程论和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论。应对特质论是根据弗洛伊德的防御理论发展而来的，主要观点是个体的应对是由特定的人格特质决定的，不会随着刺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当处于压力情境下时，个体会以常用的应对进行反应，在不同情境下具有一致性；并且因不同的人具有不同人格，产生的应对还具有个体稳定性。其缺点在于，过分强调了人格特质的作用，而忽视了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应对方式。应对过程论是由Seley的应激理论演化而来的，它主张面对压力时个体的应对受环境的影响，即应对受刺激源的影响，在应对过程中出现认知与行为的动态变化，具有多维性和可变性。其缺点在于，缺少对于个体行为内部动机因素的考虑，无法解释在同一压力情境下的个体应对方式差异现象。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论是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应对受人格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将前两者的理论结合起来，既关注了行为的内部动机，又关注了情境的作用(王春莉，2006)。综上将应对方式定义为个体面对应激环境下所采取的应激策略，分别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尽管与不良同伴的接触会提高个体的药物渴求程度，但并不是每个个体都会受影响，在此我们需要考虑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不良同伴会对个体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王振宏(2003)发现，不良同伴群体相较于良好同伴群体在面对压力刺激等环境条件下，易出现消极应对方式，表现为较强的侵犯性和发泄性。由于不良群体存在着不良的倾向，同伴之间也易产生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同伴产生不好的影响。且群体内部有着较强的团体一致性，在集体文化中存在着集体自尊，团体内部成员有团体顺从性，若同伴关系不良，个体会采取消极态度处事，甚至会走上打架斗殴、犯罪吸毒的歧途(宋玲，2009)。同时，应对方式也能影响个体的同伴关系。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与同伴相处，相比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关系更融洽(李冰月，2015)。那么初次吸毒和有过复吸历史的吸毒成瘾者在处于压力情境下时，对药物渴求的程度有区别吗？对吸食冰毒的成瘾者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面向压力刺激时，有过多次吸食历史的被试相较初次吸食的被试而言，会显示出更多的药物渴求和负面情绪(徐舒彦，2017)。由此可见，吸毒人员通过药物成瘾缓解压力，却也同时产生负面情绪进而促使他们消极应对生活。消极的应对方式会促进毒品使用的行为增加，并且还会促进毒品使用量的增多(曾红，2005)，以往研究表明，戒毒人员的积极应对与药物渴求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强戒人员往往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如积极参与活动、接受治疗等)以此缓解药物渴求的程度(陈丹，关荐，郭雨墨，2017)。Belsky和Pluess的差别易感模型提到，由于某遗传特征或基因的影响，那些容易受到消极环境影响而表现出行为问题，也容易经历积极环境而表现优秀，个体所处的环境与个体的特性和自身特征(如应对方式)会影响其社会适应，进而影响行为(苏萍，张卫，喻承甫等，2017)。
现存的关于不良同伴的研究，被试群体多为儿童、未成年及学生。对于戒毒人群的同伴关系研究，更多关注戒毒者吸毒阶段同伴关系特征以及回归社会阶段的同伴支持与影响，对在强制隔离戒毒所中的同伴关系关注有限(刘露，魏碧，2018)。而在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两年中，同伴对个体的药物渴求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强制的措施能够有效帮助戒毒人员生理脱毒。有些学员用积极配合的态度做好重新适应社会的准备，而有些学员则盼望着能够早日离开，并借着待在戒毒所的机会，结交新的同伴，相约复吸。我们应当开展不良同伴在吸毒和复吸中的关系研究，以此警戒未吸毒人群，谨慎交友，开展防吸毒教育。所以有必要关注戒毒人员在强戒所期间的同伴关系。
基于上述文献发现，不良同伴能正向预测戒毒人员的药物渴求程度；应对方式与不良同伴、药物渴求均呈显著相关。但前人研究并未探讨三者之间内部关系及运作机制，所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不良同伴、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三者两两相关。即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消极的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不良同伴与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相关性。假设二：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起中介作用。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 diagram of theoretical model
图1. 理论模型图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戒毒人员学习大队为单位整群取样，选取广东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889名平均年龄为37.27岁的男性戒毒人员，年龄范围在20.25~96.50岁之间。身边有朋友吸毒的平均数量为5.74名，极大值为7名。
3.2. 研究工具
3.2.1. 不良同伴
采用由周莎莎等(周莎莎，喻承甫，许倩，魏昶，林枝，2014)修订编制的《不良同伴交往问卷》，总共由16个条目组成，分别要求被试回答犯过这16种不良行为的朋友数量(如偷东西、赌博或被警察拘留等)。该问卷采取5级评分，从1“没有”到5“大于等于6个”逐级递增。计算出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被试结交的不良同伴越多。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5。
3.2.2. 药物渴求
采用罗勇于2004年编写的《戒毒人员药物渴求量表》(罗勇，2004)，共由34个项目组成，其中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消除性药物渴求(9题)、奖赏性药物渴求(8题)、社会性药物渴求(7题)、消极性药物渴求(5题)和反射性药物渴求(5题)。量表采用7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7分。量表得分越高，则被试的药物渴求程度越高。在本次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8。
3.2.3. 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和汪向东(1999)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由20个项目组成。问卷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1~12题对应积极应对方式，13~20题对应消极应对方式。采取4点计分，1为“从不采取”到4为“经常采取”。计算出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则代表采取对应应对方式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4，具有良好的信度。
3.3. 数据处理
本次数据的整理与分析采用的是SPSS 20.0，通过运用描述统计、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数据处理方法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3.4. 施测过程
问卷是利用戒毒人员学习时间按大队集体施测，统一回收。由戒毒所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警官担任主试，并且事前对警官就有关问卷派发工作做了专门的培训说明。
4. 研究结果
4.1. 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将889名被试的量表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如表1所示。表1呈现了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r = 0.123)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药物渴求(r = 0.215)、不良同伴(r = 0.133)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他相关不显著。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相关系数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p < 0.05，**p < 0.01。
4.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Hayes (2013)提出的PROCESS for SPSS的Model 4对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检验，在分析过程，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1) 在方程1中，不良同伴可显著正向预测药物渴求(b = 0.107, p < 0.01)。2)在方程2中，不良同伴可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b = 0.133, p < 0.05)。3) 在方程3中，消极应对方式可正向显著预测药物渴求(b = 0.158, p < 0.01)。
Table 2.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表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p < 0.05，**p < 0.01。
综上所述，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的中介作用显著，图2直观呈现了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关系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图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5. 讨论
5.1. 戒毒人员不良同伴、应对方式和药物渴求的关系
结果表明，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正向相关显著，且消极应对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即不良同伴的交往既能正向预测药物渴求，也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影响戒毒人员的药物渴求。积极应对方式与不良同伴相关，与和药物渴求不相关，不良同伴会促进个体采取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宋玲，2009)。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会促进药物渴求并进而增加毒品使用行为，如海洛因成瘾者多出现退避、自责、幻想等的消极应对方式，并且还会促进毒品使用量的增多(曾红，2005)。本研究发现，戒毒人员身边同伴吸毒的平均数量为5.74名，极大值为7名。与众多的不良同伴交往也表能说明吸毒人员在开始由种种原因吸毒后，陷入被不良同伴影响，采取逃避、合理化等消极应对方式面对生活，导致药物渴求程度升高、复吸，受到家人、朋友抛弃，继续寻找不良同伴的恶性循环中。
5.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通过本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是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的中介变量。一方面，消极应对方式对药物渴求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消极应对高的毒品成瘾者，对毒品的渴求就越高。另一方面，不良同伴对药物渴求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即与不良同伴的交往与接触越多，对药物的渴望与需求就越大；同时也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毒品成瘾者的药物渴求程度有直接正向作用。即与不良同伴之间相处的时间越多，毒品成瘾者越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其药物渴求程度越高(Moos, 2006)。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之间中介作用明显，即不良同伴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影响个体的药物渴求程度(宋玲，2009)。
5.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对不良同伴、应对方式及药物渴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丰富了对药物渴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但同时本研究仍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药物渴求的平均得分不高，可能是由于研究主要采取自主报告法，缺少对真实行为的衡量指标，填写过程包含社会赞许性的问题。积极应对方式的数据相关不显著可能由于毒品成瘾者相对普通人群而言，脑神经或多或少受到毒品的损伤，且被试群体年龄范围相差较大，文化水平层次不同，对题目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也可能是存在疲劳效应。最后，该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纵向研究设计。
从影响药物渴求的因素来看，本研究从不良同伴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其对男性戒毒群体的药物渴求影响，并验证了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但成瘾群体对于药物渴求的程度并不仅在不良群体层面，个体的意志和信念等心理方面因素对药物渴求起着重要的作用，未来研究可将个体的意志信念纳入影响因素，考察意志信念与应对方式对不良同伴和药物渴求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
从消极应对方式影响药物渴求的内在机制看，本研究虽然研究了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消极应对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的作用，但并未涉及其中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可将影响药物渴求的内在机制作为研究重点，并积极探求干预机制，以缓解戒毒人群的药物渴求，降低复吸率。
5.4. 对戒毒领域的建议
戒毒所内的咨询师对强戒人员的心理矫治中，要通过个人咨询或团体咨询的方式，了解强戒人员早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协助他们分析这些心理创伤，从源头解决问题，并教他们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压力、减轻情绪负担。
同时可以帮助个体改善不良同伴关系，有利于防止大众吸毒以及防止戒毒人员复吸。学校和戒毒所内可以安排学生或戒毒人员进行社会技能训练，将社会技能转化为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个体的社会交往技能，譬如沟通和非言语交流。社交能力的提高能够恢复个体的自信，改善其与同伴的关系；另戒毒所内的心理干预治疗可以教戒毒人员使用归因理论。归因理论认为，不同的归因方式对产生不同的情感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导致最终的后果(刘永芳，2010)。在同伴关系中，消极的归因导致消极情感的产生，进而导致消极的行为，而消极的行为又继续导致消极的归因，形成恶性循环(王强，柳静，2005)。因此，让戒毒人员在人际交往中使用正确的归因方式，改变自己不良的同伴关系或在同伴关系中的弱势或被动地位，能够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药物渴求，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环境也是戒毒人员能否成功克服药物渴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戒毒人员在回归社会后需要投身进入一个正能量、积极的环境，如寻找高能量的工作环境、前往社区帮忙。同时社区戒毒中心可安排同伴辅导员进行同伴教育，双方一齐克制药物渴求，共同努力，可有效防复吸。从外部给戒毒人员力量，有助于帮助戒毒人员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重塑自己，远离毒品。
因此，在戒毒人员的干预与治疗阶段，戒毒所内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警官要调整方案，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鼓励学员结交朋友，接触良好同伴。在回归社会后，跳出曾经的朋友圈，与原先的不良同伴断绝往来。对于药物渴求较高的个体，鼓励他们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和面对问题。家人、朋友以及社会要给予爱，为戒毒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引导，从而增强戒毒人员的精神支柱，增强其戒毒的内心驱动力，促进其顺利戒毒，恢复健康，拥抱社会。
6. 结论
研究揭示了应对方式和不良同伴对于戒毒人员药物渴求的作用机制，不良同伴、消极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三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即不良同伴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显著正向关，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不良同伴相关，与药物渴求不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在不良同伴与药物渴求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A19001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GD17CXL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