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更高时间”的传统时间观
查尔斯·泰勒论述的更高时间(higher time)是来自于欧洲基督教传统和欧洲自然宗教传统中的一类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在现实中最为明显的表达方式就是存在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和节日庆典之中。它们体现了来自不同来源的一种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模式。
这种时间观内部是互不隶属的，但它们又相互交织，有着各自的历史传统与相应的哲学、神学叙事；此外，它们各自代表了古代欧洲的一类时间观及其相应的宇宙观，而它们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的，但结局都是被世俗时间观代替了。
从其组成部分一一分析，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它们是如何最终被世俗时间观代替的，这其中实际上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
1.1. 奥古斯丁式的时间观
首先，宗教生活中的“更高时间”，按照泰勒的定义，是“永恒(eternity)” [1]，这是一个哲学和神学上的术语，指的就是一种更高的时间，这种时间通过宗教和传说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中。在宗教的层面，更高时间传承了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念。奥古斯丁认为，时间是一种在上帝之下的过程，上帝在最高处俯瞰整个时间的发展，他是在时间之上的、之外的，“谁能把定人的思想，是他驻足谛视无古往今来的永恒怎样屹立着调遣将来和过去的时间？” [2] 在这种时间观念中，时间并不是现代的一维的、不可逆的、均质的时间。在人们认识的这种时间中，死人可以复活，正是因为宗教的上帝可以操控这种时间，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上，人们可以感知到一种与更高存在的连接，例如基督受难日。在这类节日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壁垒分明，它们都是以现在的方式存在着 [3]。这样的结果就是，在节日之中，时间交织于现在，对于处于这样的时间观下的人来说，耶稣受难的当日和现在是一样的，两点之间被拉近，时间被弯曲，它们分享同样的性质。这种时间观同样保证了宗教仪礼的神圣性，例如，在弥撒中，人们确知自己是直接在更高时间中接触更高存在的。
此外，更高时间，在欧洲中世纪主要是以奥古斯丁的“永恒的当下(nunc stans)”为代表，并得到波伊提乌等哲学家的继续发展，一直影响着欧洲社会 [4]。泰勒认为，“更高时间定秩并重新定义世俗时间” [1]。一方面，如前所述，这种更高时间保证了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的神圣性与效力。在这种时间观下，世俗的线性时间被弯曲了，两个遥远的时间点之间没有了距离，它们汇聚在了一个瞬间(instant)。对于一个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在纪念耶稣受难日时的悲痛与受难当日并无区别，因为上帝就在此上注视着一切，将这两个时间点连接起来。同样的，神迹和应许也一定可以实现，因为世俗时间的流逝并不影响神圣时间下的神圣秩序；另一方面，这种时间观念下保证了基督教中上帝的特性，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自由意志。在一个“迷魅时代”，上帝的自由意志保证了神圣秩序的稳定，人们再也不可以像信仰原始宗教的人那样贿赂甚至恐吓超自然的存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神正论的问题暂时有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答案，人们不会因为上帝不理会他们的痛苦而简单地放弃信仰。在一些原始宗教中，如果神灵没有发挥免除恶的作用，人们可以侮辱这个神，因为人们认为他理应做到这些事情，事情的发展按照直接的因果律的，神灵也包括在其中。而在更高时间中，事情的发展在时间之中，但上帝却可以跳脱出时间的束缚，事件的因果就不是简单直接的了。例如旧约圣经中的约伯，他经历的痛苦在人们眼中看来是没有原因的，他信仰的神是恶的，人们多次劝他放弃信仰，但是在时间之上的上帝却可以跳出简单的因果关系，展示他的自由意志，证明自己的伟大，这样恶的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的解释。
但是，在世俗时代，这种时间观念被代替了，而代替的原因，泰勒认为，“当社团坚定不移地、完全地被置于一个单一的现世时间里，世俗化就会出现，不管更高时间是否被否定，还是其他的社团依然被承认而存在其中” [1]。人们进入单一的现世时间，正是天主教自行祛魅无意中导致的结果 [5]，从本来的对原始宗教和民族习俗等魔法巫术的祛魅最后导致对更高时间上的祛魅。这种祛魅的最早的对象之一就包括柏拉图的更高时间。
1.2. 柏拉图式的时间观
柏拉图式的时间观，相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是一种静止的时间观，“这一思想的一般倾向是寻找一个永恒的宇宙……但真正的永恒是超越这一思想的；永恒是固定的、不变的” [1]。实践上，柏拉图的时间观和他的理念论是分不开的，也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之一，即认为不变的才是完美的观点相联系。这样一来，日常时间就是不完美的，因为其分有了完美的、静止的更高时间，这样一来，世俗时间是低于神圣时间的。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认为“因此，他决定设立永恒者的动态形象，即设立有规则的天体运动。这样做时，永恒者的形象就依据数字来运动。永恒者仍然保持其整体性，而它的形象便是我们所说的时间” [6]。这种时间，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运动。但是，要注意到，这种时间不是泰勒意义上的“最高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是宇宙层面的一种秩序，是让星体的永恒运动来维持宇宙的秩序，而在这之上是无时间的理念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已经完满到不需要任何变化的最高层次。时间是运动的前提是它是理念的摹本 [7]。
这种时间观一定会受到基督教中的一部分教义的批判。原因在于，一方面，这种时间观下的神话和宗教体系是与基督教矛盾的，其中的神是无法直接干预历史的进程的，这与基督教的教义(如神迹等)是相矛盾的；此外，就是这种时间观动摇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为了保证这种自由意志，必须对柏拉图式的时间观进行改造。
改造的结果是，上帝成为了拥有自由意志的最高存在，而且还保留了柏拉图的以理念论为基础的时间观、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神圣秩序观，而这一秩序构成了欧洲中世纪宏大的宇宙观，例如“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观念就将世俗的统治秩序与神圣宇宙秩序结合在一起，而在这里其中也没有丢失上帝的作用。泰勒将之称为“宇宙想象”，它在各个层面上合理化了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且改变了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 [1]。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就是奥古斯丁的新时间观的产生与发展。
时间观的改变，在泰勒看来必然会带来宇宙观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包含着多个层面。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中1，时间观及其相应的宇宙观都是基于更高时间，并且不存在一种时间观完全消灭另一种的情况，因为理解的框架(可以理解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的变化，并不代表将此框架下之外的宇宙观完全消除，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让生活中的一般人想不到还存在着其他的时间观。例如中世纪的人们不会想到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和宇宙观，因为他们的宇宙是一个等级严格，秩序分明的宇宙。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宗教才会产生出相应的各类哲学和神学的讨论，而在时间观变化了的现代社会，人们再去看待这些问题只会觉得陌生，有的甚至是荒谬可笑。
1.3. 伊利亚德式的起源时间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是罗马尼亚裔美国宗教史学家，他提出了在欧洲中世纪存在，并可能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另一种时间观，即起源时间(time of origins)观。与上述两种时间观不同的是，这种时间观并不是由哲学家或精英阶层提出的，而是属于大众民间传统的时间观 [1]。这种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许多宗教人类学的民族志著作中都记录了某些原始部落的起源传说，这些起源传说包括了世界的产生与之后的发展，例如，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阿兰达人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从前生活在大地上，并留下了遗迹，所以他们要举行仪式纪念他们 [8]；而在古代中国也存在盘古开天的起源性质神话叙述等，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起源时间的普遍性。
这种时间，是一种“伟大时间(Great Time)”或“太初时间(illud tempus)” [1]，在这种时间中，世界开始存在，世界的秩序得以展开，所以起源时间同样是一种更高时间。在世俗时间观中同样存在着起源，但不同的是，世俗时间中的起源是线性时间的开始，和当下的关系是越来越遥远的，以至于人们已经无法从这种渺远的起源中获得足够的意义；此外，世俗时间中的起源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起源，例如宇宙大爆炸理论下的宇宙起源，这种起源是无意义的起源，对于人类来说，似乎不需要为这种起源纪念庆祝。在自然科学的祛魅下，起源问题实际上对人类的日常生活来说无足轻重。而对于上述的阿兰达人和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起源的意义一方面是一种历史与宇宙的合一，历史的发展与宇宙的产生是同步一体的，人类在其中是历史与宇宙产生与发展的中心；另一方面，它为人类未来的生活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历史和宇宙的终结不是虚无与毁灭，而是一种时间上的回归。这样的模式在欧洲中世纪同样存在，当时的人们不需要有现代人的那种面对无意义和虚无的一种“英雄主义”气质。
泰勒论述第三种时间观的焦点集中于欧洲中世纪社会。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王国统治者认为其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论证自己是来自于祖先的传统，并且人们尊重这种传统，这背后的起作用的观念就是起源时间的观念。此外，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基督教的传统之中，并且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二者一同形成了一种新的起源时间观念。而在理性发展的时代，这种依靠权威的起源律法就被以理性和常识为基础的自然法逐渐代替了 [9]。同样，背后的原因在于时间观及其宇宙观的转变。
以上三种时间观及其宇宙观在不同的方面(保证上帝的自由意志、确立世界的两个秩序及其和谐关系、提供人的意义与律法的价值等)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时间观念，这也就是当时人们思考的背景框架，而这种框架的转换则是来自不同方面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世俗时间观及其宇宙观代替了更高时间观及其宇宙观。
2. “世俗时间”的现代时间观
“世俗性3”的发展就是从旧制度向动员时代以及本真性时代的发展。这一发展在思想上是多方面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过程中，时间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俗时间取代了更高时间。
这种世俗时间观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具体内容的发展方式是随着当时的思想环境而有差异的。但是，其内涵是不变的，即一种不同于更高时间垂直性质的一种平行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在泰勒的论述中则是一种平淡的、枯燥的时间观。
2.1. 世俗时间的内涵
世俗时间是一种“均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eous，empty time)” [1]。如前所述，均质意味着时间的每一瞬间都是相同的，时间是均匀流动的每一份瞬间。每一个时间节点所承载的意义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世俗时间下是不存在“黄道吉日”的，耶稣受难的日子和其他的日子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时间本身没有赋予这件事意义，所以纪念也变得可有可无。而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纪念，是因为这是一种由政权在世俗时间下构建出来的一种时机，为的是构建出在更高时间下被代替之后的新的秩序，意即合理化政权，以及赋予人生活以一定的意义。人们纪念英雄，怀念模范，已经很难将其像之前一样神圣化。
从词源看，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语saeculum，它既可以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跨度(一说100年)，也可以指魔鬼撒旦统治下的现世；而对他最早的使用是来自宗教战争结束后对教会财产向政权的转移 [10]；在后世的使用中又与神圣相对，这些都与时间本身和在时间内的活动相关。泰勒认为，世俗时间对当时的处于更高时间的人们来说是日常时间，二者是有层次上的差别的，二者并行不悖，现今的情况是更高的时间维度消失了。日常事物是没有神圣的意义的(这一观念随着宗教改革转变)，而这样的时间与其说是一种联系，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空间的容器，是一种类似于牛顿式的绝对时间的容器 [1]。
同样的，在宇宙观上，在欧洲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人们经历了由宇宙(cosmos)向世界(universe)的转变，人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迷魅的、充满魔法的宇宙观被机械论的世界观取代，上帝不在与社会相互交织，社会秩序不再神圣 [11]。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实际上，世俗时间观在许多方面都对现实生活制定了规范。例如在政治上，由等级制的封建模式为代表的垂直体制被民主制的平行体制代替而成为主流，政治的运行遵循的是世俗时间下的时刻表。宇宙向世界的转化导致了如“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其理论根据，以尊重个人权利的思想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
2.2. 世俗时间转换的原因
从更高时间向世俗时间的转变，原因主要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这种转换。实际上，这种转换至今仍在进行着。
从内在方面来看，这种转变是天主教和新教在时间观念及其宇宙观念上的自我祛魅导致的。一方面，在天主教看来，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传统节日和仪式是对天主教的存在有害的，因为它们不利于信仰的纯洁，例如，伊拉斯谟认为教会内的圣礼只能服务于灵性恩宠的目的，而不能用于世俗目的 [1]。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否定了起源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是来自于民间的，而民间的以及来自自然宗教的许多仪式与节日其背后的支撑观念就是起源时间观，而伊斯拉谟都予以否认，这实际上破坏了起源时间观的生存土壤；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中，普遍肯定了日常工作的价值，日常时间下的生活与工作也有了神圣的意义，这实际上破坏了前述的两个秩序，即普通人的世俗秩序和维持社会的神圣秩序，这种秩序观念背后是柏拉图式的时间观，同样的，这种时间观被破坏了，使得人们的时间观向着世俗时间转变。
从外在方面来看，这种转变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对宗教的学科研究。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了，进化论思想由此开始和神创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现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时间观念由此动摇，人的意义也由此发生改变。自然科学的累累硕果最终使得人们发生了宇宙观的动摇以至于变化。此外，考古发现、来自其他文明的人类学资料为推翻神圣宇宙观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且解释这些证据的语境和方法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宗教人类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和圣经阐释学的方法论。显然，在欧洲社会，人们首先经历了理解语境的转换和科学方法论的获得与提高，然后对现存的资料进行了新的解释，最终挑战旧时间观和宇宙观。当然，这一过程还远远没有到达终点。
时间观念及其宇宙观发生的变化相互结合，一同改变了当时的理解背景。与更高时间相关联的神圣存在者，神圣节日，对于崇高的体验，人性的神圣起源等事物以及宇宙的、社会的，道德的秩序都开始变为纯粹世俗的内在秩序和世俗的个人事务。新的秩序开启了一个不信(宗教)的时代 [12]。这个时代还在继续发展着。
3. 总结
时间观以及宇宙观的转换(祛魅过程)，是泰勒论述世俗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他像之前一样运用了理解框架的模式转换来论证时间观转换的过程及原因。这种过程在泰勒看来是内在于更高时间观内的，所以必须要对更高时间的组成部分进行认真地分析。但是泰勒忽视了对宗教本身的分析，即宗教人类学的学术贡献。当然，泰勒已经把论述的地理范围约束在北大西洋诸国了，但实际上北大西洋国家中同样存在例如印第安人的文化等，所以在这一方面仍有讨论的空间。
此外，由于泰勒是一位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在时间观以及其他方面，它秉承着宗教可以成为一种和世俗一样的，成为人的选择的一种态度。所以，更高时间问题在泰勒的论述中，它本身实际上是不过时的，它对人与社会仍有意义。然而，他同样认为世俗化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么在世俗时代这种更高时间又该怎样重新获得呢？泰勒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回答，而这种内在的矛盾值得人们作出回应。
世俗化及其世俗时间仍在继续发展的观点是值得认同的，而这更多地是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对人类研究的深入(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未来人类的时间观念是什么，还会出现怎样的转变？这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NOTES
1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中论述世俗时代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大致存在于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其次是动员时代和当今的本真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