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酒精作为一种合法成瘾性物质被大学生广泛使用。近5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过去1年的饮酒率为47.5%~74.5% (孙莉等，2019；徐赞&邓云龙，2016；徐赞等，2019；Newman et al., 2014)。随着酒精的流行，大学生出现饮酒相关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饮酒会给大学生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学业成绩下降、人际关系紧张、暴力、危险性行为、脑损伤和死亡等(Hingson et al., 2009; Thombs et al., 2009)。大学低年级(大一、大二)学生正处于从高中生活向大学生活过渡，面临学业、独立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巨大挑战，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冲突，可能会借助饮酒逃避问题，从而带来系列饮酒后果(张晓文等，2004；Del Boca et al., 2004)。因此，有必要探索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寻求针对该类人群的健康行为预防和干预策略。
社会规范理论(Social Norms Theory)认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参照群体的行为能促使其有意识地改变自身行为，以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Hagler et al., 2017)。既往研究表明，个体知觉到的同伴饮酒规范水平越高，其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越严重(陈丽华等，2012；赵佳等，2016；Borsari & Carey, 2001)。另外，饮酒行为能正向预测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数量(Borsari et al., 2001; Iwamoto et al., 2016)，同时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通过饮酒行为间接影响饮酒相关问题的产生(Simons et al., 2017)。笔者认为，低年级大学生在适应新环境和建立新人际关系过程中，容易受到同伴行为规范影响，更可能模仿同伴饮酒行为而陷入饮酒，最终产生饮酒相关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假设：低年级大学生感知到的同伴饮酒规范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其饮酒相关问题，而且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可能通过饮酒行为间接影响饮酒相关问题的产生(假设1)。
虽然现有研究证实了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陈丽华等，2012；赵佳等，2016；Borsari & Carey, 2001)，但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如何影响低年级大学生的饮酒行为尚不清楚。根据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个体的行为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认知因素的共同影响，且环境通过认知影响行为(Bandura, 1999)。同时，健康行为领域的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强调，个体健康行为的产生与否，决定于其感知到行为之后潜在健康后果的严重性，如果个体认为特定健康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小，那么其做出该行为的可能性增大(Abraham & Sheeran, 2015)。由此可以推测，在低年级大学生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外部环境因素(如，同伴饮酒规范)可能促进其形成饮酒有害或有益的观念，从而影响其饮酒行为的发生。既往研究表明，同伴饮酒规范知觉负向预测青少年的饮酒危害认识水平，即感知到的同伴饮酒水平越高，青少年对饮酒的危害认识水平越低(Handren et al., 2016)。同时，大学生或中学生饮酒者的饮酒危害认识水平负向预测其饮酒行为，即对饮酒危害的认识水平越低，大学生或中学生越可能出现过量饮酒行为(Pilatti et al., 2017; Stickley et al., 2013)。另外，吸烟研究表明，吸烟者对吸烟的风险感知在同伴吸烟规范和戒烟意向间起中介作用(Li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假设：饮酒危害认识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低年级大学生的饮酒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2)。如前文所述，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者的饮酒危害认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Handren et al., 2016)、饮酒危害认识负向预测个体的饮酒行为(Pilatti et al., 2017; Stickley et al., 2013)以及饮酒者的饮酒行为对其饮酒相关问题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orsari et al., 2001; Iwamoto et al., 2016)，我们推测，大学生周围同伴的饮酒规范可能促使其对饮酒危害的认识水平下降，对饮酒危害性的认识降低进一步促进其饮酒行为的发生，而大学生的饮酒行为最终能引发其饮酒相关问题的产生。因此，我们假设：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可能通过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低年级大学生的饮酒相关问题(假设3)。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旨在考察：(1) 同伴饮酒规范知觉是否直接正向预测低年级大学生的饮酒相关问题，及饮酒行为是否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间起中介作用；(2) 饮酒危害认识是否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行为间起中介作用；(3) 饮酒危害认识、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的关系中是否发挥链式中介效应。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从浙江省四所高校抽取2001名一、二年级大学生参与本次研究。删除无效问卷后，获得1874份有效问卷。本研究只将过去1年至少喝酒1杯的大学生饮酒者纳入分析(Sun et al., 2018)，最终1216名被试进入分析(过去1年饮酒率为64.9%)。其中，男性大学生饮酒者453名(37.3%)，女性大学生饮酒者763名(62.7%)。被试年龄范围16~23岁，平均年龄19.14岁。大一年级686名(56.4%)，大二年级530名(43.6%)。
2.2. 测量工具
2.2.1. 饮酒规范评定量表
采用Turrisi等人(2007)修订的饮酒规范评定量表，共3个条目(你的好友中有多少人喝酒？；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会经常喝醉(至少每月一次)？；你的好友中有多少人喝酒的目的是为了喝醉？)。采用1 (没有)~5 (几乎所有)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同伴饮酒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NFI = 0.94，IFI = 0.94，CFI = 0.94，RMSEA = 0.10，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5。
2.2.2. 饮酒危害认识问卷
选用Salloum等人(2018)编制的饮酒危害认识问卷，共1个条目(如果人们经常喝酒，你认为这给他们带来伤害(身体或其他方面)的风险有多大？)。采用1 (没有风险)~4 (极大风险) 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越认可饮酒带来的健康危害。
2.2.3. 饮酒行为问卷
采用美国国立酒精滥用与酗酒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2004)修订的饮酒行为问卷，共3个条目(在过去的1年里，你喝酒至少1杯的次数为多少？；在过去的1年里，在喝酒的那一天，你通常喝多少杯酒？；在过去的1年里，你在两个小时内至少喝了5杯(男性)或4杯(女性)酒的天数为多少？)。根据既往研究(郭帅军等，2013)的做法，将1杯酒定义为半瓶或一听啤酒、一小盅(20 ml)烈酒、一玻璃杯(100 ml)葡萄酒或黄酒。本研究以过去1年饮酒频率作为大学生饮酒者的饮酒行为指标(Berey et al., 2017)。采用1 (0天)~10 (每天)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过去1年的饮酒频率越高。
2.2.4. 大学生饮酒后果问卷
运用Rosenthal等人(2018)修订的大学生饮酒后果问卷，共12个条目(例如，喝酒导致我的课业或工作能力受影响)。采用“是”(计1分)或“否”(计0分)的形式作答，总分越高代表被试过去1年里出现的饮酒相关问题越多。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NFI = 0.95，IFI = 0.97，CFI = 0.97，RMSEA = 0.04，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2。
2.3. 数据分析和处理
运用SPSS22.0和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本研究假设，选择宏程序中的模型6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1000次)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并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以检验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有5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仅12.57%，小于40%，说明本研究结果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将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饮酒危害认识、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分数做相关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危害认识呈显著负相关，而与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呈显著正相关。饮酒危害认识与饮酒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而与饮酒相关问题相关不显著。饮酒行为与饮酒相关问题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在PROCESS中控制性别、年龄等，以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为自变量，饮酒相关问题为因变量，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为中介变量，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相关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60, 95%CI = 0.44~0.76)，对饮酒危害认识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09, 95%CI = −0.16~−0.02)。当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危害认识同时预测饮酒行为时，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51, 95%CI = 0.38~0.63)，饮酒危害认识对饮酒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18, 95%CI = −0.27~−0.09)。当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饮酒危害认识与饮酒行为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和饮酒行为对饮酒相关问题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 = 0.44, 95%CI = 0.30~0.59; B = 0.31, 95%CI = 0.18~0.44)，而饮酒危害认识对饮酒相关问题没有显著预测作用(B = 0.05, 95%CI = −0.04~0.14)。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in the sequential mediation model
表2.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产生的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0.09, 0.25]，不包含0值，中介效应值为0.16，占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相关问题总效应的27%，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来看，中介效应由两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1) 通过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饮酒行为→饮酒相关问题产生的间接效应1，其置信区间为[0.08, 0.25]，不含0值，表明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2) 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饮酒危害认识→饮酒行为→饮酒相关问题产生的间接效应2，其置信区间为[0.001, 0.02]，不含0值，表明该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也达到显著水平。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低年级大学生饮酒相关问题影响的路径如图1所示(图1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4. 讨论
4.1. 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低年级大学生的饮酒相关问题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支持社会规范理论的观点，即个体知觉到的社会参照群体的行为显著影响其社会行为模式的形成(Hagler et al., 2017)。本研究结果也拓展了现有研究结果。既往研究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同伴饮酒水平越高，其饮酒相关问题越严重(赵佳等，2016)，且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通过饮酒行为间接影响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产生(Simons et al., 2017)。对于从高中向大学生活过渡的低年级大学生而言，其在适应大学校园生活过程中，与同伴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且受同伴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Diguiseppi et al., 2017)，当知觉到周围同伴饮酒时，为了融入同伴群体，其更容易产生饮酒行为，从而带来许多饮酒相关问题。
*p < 0.05，***p < 0.001。
Figure 1.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harm of drinking and drinking behavior on perceived peer drinking norms and drinking-related problems
图1. 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4.2. 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与饮酒相关问题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外部环境因素通过个体认知因素影响行为的理论取向，本研究考察了饮酒危害认识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行为之间的作用。结果显示，饮酒危害认识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既往研究获得相似的结果。例如，Li等人(2018)发现，吸烟者的吸烟危害认识在同伴吸烟规范和戒烟意向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支持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即个体的行为受外部环境和内部认知的共同影响，且环境通过认知作用于行为(Bandura, 1999)。当低年级大学生感知到周围同伴购买酒饮料或饮酒时，其对饮酒危害的认识水平可能下降，从而增加其饮酒的可能性。此外，本研究发现，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这说明当低年级大学生感知到周围同伴饮酒时，可能首先使其在认知上对饮酒带来危害的认识降低，进而促进其产生饮酒行为，最终引发一系列饮酒相关问题。
4.3. 理论和教育实践启示
本研究聚焦于步入大学校园不久的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阐明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引发饮酒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丰富了社会规范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健康信念模型等经典理论模型，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本研究对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结合大学生趋于高估同伴饮酒水平的研究结果(Sun et al., 2018)及本研究中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的预测作用，及时调查和矫正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可能是减少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的有效手段。此外，本研究明确了饮酒危害认识对饮酒行为的作用，因而对大学生实施饮酒危害方面的主题宣传教育及进行限制饮酒的保护性行为策略训练(Martens et al., 2004)，或许有助于预防和控制大学生饮酒行为和饮酒相关问题的发生。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面问卷调查，不能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研究设计的方法进一步明确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对饮酒相关问题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仅关注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与饮酒相关问题关系中的作用，未来研究可在更广的范围考察其他认知与行为因素对大学生饮酒者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
5. 结论
1) 同伴饮酒规范知觉直接正向预测低年级大学生饮酒者的饮酒相关问题，且饮酒行为在同伴饮酒规范知觉对饮酒相关问题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同伴饮酒规范知觉通过饮酒危害认识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饮酒行为，并通过饮酒危害认识和饮酒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饮酒相关问题产生影响。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刻板印象线索暴露对冰毒戒除者复吸倾向的影响机制及其干预研究”(20NDQN266YB)，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开放研究基金“刻板印象线索暴露对冰毒戒除者自动化加工和抑制控制的影响及干预”(jykf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