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对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Influence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on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摘要: 目的:研究有童年期创伤以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这一助人职业的职业认同的影响。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及深度访谈法对具有童年期创伤史以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果:通过对81位社会工作者进行童年期创伤问卷调查和对2位具有童年期创伤史并且有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有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对于他们的职业认同度偏高,并且对于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取向更加偏向于价值取向。结论:基于本次的问卷调查、访谈和分析结果,本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过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感偏高,且偏向于价值取向,且其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感高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胜任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我们需要给予这类社会工作者更多的关注,发掘他们助人自助的潜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whether social workers with childhood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experience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ocial work as a helping pro-fess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ocial workers with childhood trauma history and post-trauma growth experience. Results: Through a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81 social workers an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2 social workers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positive post-traumatic growth experience, social workers with childhood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experience were found.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and a more professional value orientation for social work. Conclusion: Social workers with childhood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experience have a higher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of social work,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ir better job in social work. We need to give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social workers and find out their potential to help others and help themselves.
文章引用:曾芷璐, 禹玉兰 (2020). 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对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10(11), 1581-1591.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1011184

1. 引言

近些年,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规模总量已达76万,其中持证社工近30万,社工机构已逾6600家。根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网发布数据(2017)指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将达145万,社工机构数量也必将迅速增长。在国内社工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工作的作用被肯定和社工人才被大量培养的同时,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率非常高,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普遍较低则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根据王佳(2015)、谷文花(2019)、夏晓燕(2017)、徐道稳(2017)和孙海燕(2018)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对社会工作低认同感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王佳(2015)提出了职业认同两个维度:价值取向(收入)和功利取向(宗教信仰情况和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其研究结果表示:社会工作者的功利取向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认同显著受到收入的影响,而有宗教信仰或者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度更高的假设没有被证实。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具有助人性质的行业,那对于有过童年期创伤以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对于曾经需要帮助且后来也有了积极的成长经历会不会使他们对社会工作这一助人的职业认同感更高呢?本研究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视角探讨童年期创伤、创伤后成长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童年期创伤(Childhood Trauma,简称CT)是指不良的早期生活经历,包括身体虐待(PA)、情感虐待(EA)和性虐待(SA),以及一般的创伤经历,例如情感上的疏忽(EN)和身体上的疏忽(PN) (Bremner, Vermetten, & Mazure, 2000; Gerdner & Allgulander, 2009; Kim, Park, & Yang, 2011)。

相比没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个体而言,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人在成年后有更大的可能出现身体、心理方面的问题(Hughes et al., 2017)。但近年来许多关于创伤的心理学研究也开始记录了一些积极转变的表现,这些记录很多以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简称PTG)这个术语来表示。创伤后成长(PTG)被定义为在面对创伤性生活时间后经历积极的心理改变。这些改变超出了创伤前的调整范围,表现为与他人的关系更紧密,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的增强,精神层面的变化,对生活的欣赏(Tedeschi & Calhoun, 1996a)。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1.1. 问卷调查的对象

本研究以佛山市与东莞市的社会工作者(包括应届社会工作实习生)为抽样整体,采取方便抽样方法,向各大社会工作机构、社工学会等发送调查问卷,在提前告知知情同意事项后,以自填式问卷当场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回收获得有效调查问卷81份,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analysis table (N = 81)

表1. 人口统计学分析表(N = 81)

2.1.2. 深度访谈的研究对象

2名有童年期创伤经历且创伤后成长的社会工作者

1号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小明(化名,下同),性别男,年龄24岁,广东佛山人,目前在佛山市一社会工作机构就职,岗位为一线社区社会工作者,工龄不满一年。1号访谈对象的童年经历:小明在童年期(即18岁以前)曾遭受到情绪虐待以及情绪疏忽两方面的童年伤害。主要是遭受到父亲偶尔打骂,常常用刻薄或侮辱性的话中伤以及被父亲冷漠忽视。

2号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小丽(化名,下同),性别女,年龄24岁,广东韶关人,目前在佛山市一社会工作机构就职,岗位为一线社会工作者,工龄不满一年。2号访谈对象的童年经历:小丽在童年期(即18岁以前)曾遭受到情绪疏忽以及性虐待这两方面的童年伤害。主要是遭受到母亲忽视,母亲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一亲戚曾对其进行过性骚扰,但无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2.2. 方法

2.2.1. 自编问卷获取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从事社会工作的工龄,对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感的程度以及童年期创伤种类数量。

2.2.2. 儿童创伤问卷调查表(CTQ-SF) (Bernstein et al., 2003)

该量表是一份28项回顾性自我调查表,是评估儿童创伤暴露多个维度的最广泛使用措施。此表共有28个条目,共5个维度,其中包括身体、情感和性虐待(分别为PA,EA和SA),以及一般的创伤经历,情感上的疏忽(EN)和身体上的疏忽(PN)。本调查问卷使用五分制对答案进行评分,这本项研究中笔者采用轻度至中度严重性的CTQ-SF截止评分(PA,EA,SA,EN和PN分别为8,9,6,10和8分)以估算我们研究样本中童年期创伤的程度。

2.2.3. 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 (Tedeschi & Calhoun, 1996b)

此量表共有21个条目,共5个维度,其中包括与他人关系(Relating to Others)、个人力量(Personal Strength)、新的可能性(New Possibilities)、精神变化(Spiritual Change)和对生活的欣赏(Appreciation of Life)。本调查问卷使用五分制对答案进行评分,这本项研究中笔者采用六级评分,从“完全没有”到“非常大”依次计算0~5分,总分0~105分,分数越高,创伤后成长越多。

2.2.4. 深度访谈

单独对访谈对象进行电话深度访谈。收集他们的童年期创伤经历、创伤后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其在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职业过程当中的影响。在访谈开始前,笔者明确告知被访谈者本次访谈的目的和方法,访谈中收集到的信息和信息的使用都得到了受访者本人的同意,并对涉及其重要隐私的信息进行保密处理。

2.2.5. 深度访谈提纲

1) 通过您填写的童年经历问卷当中,您在您的童年期即18岁以前在……这些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伤,是否是这样的呢?(简单确认)

2) 通过您填写的创伤后成长问卷当中,我看到了您在……方面都有了积极的成长转变,我们现在说说第一个方面吧,您在这个方面有了积极的成长,是这样吗?

3) 你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变化,您能说说这些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吗?

4) 在这方面的成长经历,您认为对您从事社会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5) 在您的童年经历或者是您的成长经历当中,有没有让您在从事社会工作行业当中感觉到困难或难过的方面呢?

6) 您对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认同感如何呢?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0.0中文版本进行F检验和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社会工作者的童年期创伤经历状况

表2中可知,在81名受访者当中有受到童年期创伤的人数明显较没有受过童年期创伤的人数少。有21%的受访者有过童年期创伤经历,其中受到身体虐待和情绪虐待的占比较多,分别是14.8%和12.3%。受到情绪疏忽和身体疏忽的分别占比7.4%和6.2%。占比较少的是性虐待,为1.2%,即有1人显示受过性虐待。在受调查的社会工作者中,受过一种创伤及其以上有17人,占26.6%。

Table 2. Respondent’s childhood trauma status (N = 81)

表2. 受访者的童年期创伤状况(N = 81)

3.2. 童年期创伤经历与职业认同感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表3),身体虐待,情绪虐待和情绪疏忽与职业认同感都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与职业认同感相关性最大的是情绪虐待,其次是情绪疏忽,接着是身体虐待。而最后的身体疏忽和性虐待与职业认同感之间则显示弱相关甚至无相关关系。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3. 童年期创伤经历与职业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表4),没有创伤经历、有一种创伤经历、有两种及其以上创伤经历之间P值小于0.05,即说明三组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

多重检验L-S-D表明,有一种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和两种及其以上创伤经历者的职业认同感分数均显著高于没有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者,而前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有过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其职业认同感显著高于没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者。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number of trauma types in childhood

表4. 职业认同感和受过童年期创伤类型数量的方差分析

3.3. 有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的个人访谈

3.3.1. 受访者创伤后成长状况

表5中可知,小明和小丽在与他人关系这一方面有最明显的积极成长,两人也在个人力量这方面有较为积极的成长,另外小丽在新的可能性这一方面也有积极的成长。

Table 5. Post-traumatic growth questionnaire score

表5. 创伤后成长问卷评分

3.3.2. 访谈记录分析

一、创伤后成长积极变化的产生原因

王燕云(2018)对创伤经历者的核心信念挑战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伤经历者的核心信念挑战与创伤后成长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核心信念挑战能显著预测创伤后成长。当创伤发生后个体的核心信念挑战越大,越有助于创伤后成长的产生。

(1) 与他人关系这一维度有积极转变的产生原因

小明:“会更加愿意跟除伤害自己以外的人建立联系。”

小明:“朋友,也会有导师和同事评价我开朗。”

小明:“会自己主动多一点。因为我在家里面主要是跟爸爸的关系极差,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关系跟其他人的父子关系不一样,所以我就意识到我需要在其他人身上找到跟多的联系来弥补我这方面的缺失。”

小明:“其实当时比较小,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小时候我需要情感,可能潜意识里面我就有这个需求。那我身边的人给不到我这种需求,我至亲的人给不到我这个需求,我就需要去找其他人建立关系来弥补我这方面的需求咯。”

小丽:“因为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比较好,因为我成绩好所以大家都以我为中心,很喜欢跟我玩,所以身边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又大部分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玩,所以慢慢性格也越来越开朗。额,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小丽:“我觉得主要是在小学开始改变的,然后之后中学大学都这样,身边比较多朋友,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容易被关注到的人。”

总结:从小明的话中可知,小明与他人关系有积极转变的原因是在经历了断裂的父子关系后,小明发现自己需要找到其他人去依恋,并为此作出努力,主动与他人增强亲密度。从小丽的话中可知,小丽与他人关系有积极转变的原因是小丽在小学时因受到了他人的关注和热情,让她了解到原来自己并不是会被所有人忽视,也因此发现自己能与他人的亲密度增强。

(2) 个人力量这一维度有积极转变的产生原因

小明:“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对你非常不好了,少了一个人支持,别人可能有父母支持,我可能只有我妈妈去支持我,所以我就知道我要给自己更多的信心去做这件事才有可能做好。”

小明:“初中的时候,特别是开家长会的时候,别人的爸爸可能会来参加家长会,而我的爸爸是在的,但是他永远不会来。”

小丽:“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发现社会中很多东西都是很复杂的,虽然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支持我,但是我会知道自己也需要不断地变强大才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社会去解决问题,我要有能力保护自己。”

小丽:“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身边很多长辈的婚姻就是失败的,特别是女性在离婚后就好像自己的人生都没有了,觉得很多婚姻女性都处在弱势的地位,我就会觉得我如果以后结婚,我要争取到在婚姻中我自己跟我的老公是平等的地位,我要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独立,不让自己容易淘汰,不成为弱势的一方被欺负的一方。”

总结:从小明的话中可知,小明个人力量有积极转变的原因是在初中时他知道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会缺少了父亲的支持力量,因此他需要增强个人力量去面对往后的生活。从小丽的话中可知,小丽个人力量有积极转变的原因是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个人力量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3) 新的可能性这一维度有积极转变的产生原因

小丽:“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我家人也知道,但是他们觉得画画没有出息,以前的家长都只看重学习成绩,所以不支持我画画。但是我画画的时候会让我很有动力,我一直想要把画画变成我擅长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小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吧,小时候是觉得如果我不画画我就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做其他事情,然后慢慢地也会发现我的生活需要不断地有目标,就算自己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例如之后如果我自己当了妈妈,我也不会放弃我自己人生的目标,我比较反感那些说做了妈妈就要把整个人生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因为等到孩子长大了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不想成为那种天天就只在家盼望孩子回家看我的妈妈,我也要继续有我自己的目标,有我自己的事情干,我可能会选择我到时候的兴趣爱好去不断精进自己。”

总结:从小丽的话中可知,小丽在新的可能性有积极转变的原因是小时没有人支持她画画,但她不断地在家人的反对中作挑战,一直坚持着要学好画画的信念。也因此让她在往后的生活中不断地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新的思考。

二、童年期创伤对受访者从事社会工作的影响

小明:“我的父子观会跟其他人不一样咯。我记得还在我大学期间实习的时候,我的服务对象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在家前面的公园玩,然后她很调皮,老喜欢去搞其他人的头发,她爸爸就打了她一巴掌,是很轻的那种,只是想吓唬一下小女生。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看上去有点令我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小明:“克服这个困难机会都挺大的我觉得,主要是我做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太少而已,其实我身边也会有很多同事,如果我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也可以去问他们要怎么解决。”

小丽:“暂时还没遇到过,从事社会工作时间比较短,接触的服务对象不多,没有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而让我在帮助帮扶对象的时候感到难过的地方。”

总结:从小明的话可知小明过去受到了父亲的情绪虐待和情绪疏忽的童年经历使得小明在从事社会工作过程当中在解决家庭关系矛盾特别是父子关系矛盾这个方面会不知所措。可幸的是从话中也可知小明认为自己可以克服这方面的困难,他认为自己可求助同事,认为同事可帮助他克服困难,这可能与小明于他人关系这方面有积极的创伤后成长有关。从小丽的话中可知,小丽在过去受到了情绪疏忽和性虐待的童年经历暂时未给小丽带来不良影响。

三、创伤后成长积极变化对受访者从事社会工作的影响

(1) 与他人关系的维度

小明:“我觉得跟其他工作经验跟我差不多的新社工,我觉得我在接纳他人这一方面我可以做得更好。在遇到服务对象有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矛盾的时候,我的经历会让我更加容易理解他们,更加容易去接纳他们,第一时间去考虑他们发生原因的矛盾。”

小明:“有一次去社区宣传的时候,我们需要给每家每户人做宣传,然后我会跟2个也是新的社工一起去扫楼,我们遭到很多人拒绝或者是冷漠对待,会叫我们滚开,甚至是拿我们的工作牌甩到我们身上。但是我的态度依然是很友好,之后扫楼结束后跟我一起宣传的几个社工就一直在说我很厉害,说居民们态度那么恶劣,我这样都忍得住,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早就发飙了。其实我个人当时是觉得如果要去想他们怎么那么坏,还不如去想一想他们有这种态度的原因,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小丽:“在面对青少年这一类服务对象的时候,我也会用我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他们,在过程中去发现他们有哪方面的兴趣爱好,例如学科学习,或者是唱歌画画这些方面,我都会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去学,去展示自己,增强他们的魅力,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关注。”

总结:从小明的话可知,小明在与他人关系这一方面的创伤后成长能使其在接纳他人这一方面有积极作用。从小丽的话可知,小丽在与他人关系这一方面的创伤后成长使其在鼓励和帮助有自卑心理的青少年服务对象增强受关注度这方面有积极作用。

(2) 个人力量的维度

小明:“在跟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时候吧,因为我目前也一直是在比较老旧的社区里面做服务的,居住的居民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她们子女很多都出去比较繁华的低段居住,社区内的设施也很老旧、很缺乏,所以里面的居民日常生活其实都挺单一的,但是他们也习惯了,一开始也不愿意我们去多干预他们的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宣传,去搞活动,经常会碰壁。我的同事们经常做着做着也就不想干了,不想三番五次去找那些居民宣传,但是我倒是挺喜欢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比较健谈,而且我也有信心可以去跟社区里面的爷爷奶奶交朋友,我通常也会从子女这个话题入手,适当的时候我也会作一点自我暴露,告诉他们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他们也很愿意跟我讨论不同的父母观,所以我现在跟社区的爷爷奶奶们都相处得挺好的。”

小丽:“对我自己来说吧,我会知道自己需要不断地去提高各个方面的力量才可以更好地去帮助服务对象。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抗压的能力,做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因为服务对象都是有着不同困难的人,她们的困难可能会超出我们想想象,可能短期内也难以解决,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有更强的抗压能力去应对每个服务对象的困难。”

小丽:“我平时休息会喜欢画画,一个月也会去2~3次健身房,有时候太忙了去不了健身房也会抽时间画一些简单的画。”

总结:从小明的话可知,小明在个人力量这一方面的创伤后成长能使其在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阶段更加坚定和有信心。从小丽的话可知,小丽对自己的个人力量有正性认知,其在个人力量这一方面的创伤后成长能提升其在工作过程中的抗压能力。

(3) 新的可能性的维度

小丽:“因为我是比较重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个东西的,并且我觉得自己不断去实现新的目标的可能性很大,在从与服务对象制定目标到协助其实现目标这个过程我通常会以身作则,因为我的服务对象通常都是青少年较多,在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也会不断地去分享我自己实现目标的过程,告诉他们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小丽:“之前有个服务对象是初一的一个女生,她身体比较肥胖,也比较懒惰,当时订立短期的目标是每个周末回家都要做踢毽子和跳绳运动,周六日每天半小时左右。我会跟她联系,给她进行打卡记录,每周给她反馈她的进步,她会很有成就感。我也会给她看我的每周画画打卡作品,她就会觉得有人在陪她一起实现目标,她就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很大机会去达到所制定的目标的。”

总结:从小丽的话可知,其在新的可能性这一方面的创伤后成长能提升其与服务对象制定新目标,实现新目标这方面有积极作用。

四、受访者的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感

小明:“我很认同,我觉得这个职业是有必要存在的咯。像这次的疫情,社区有很多人比较会用手机的居民都会很留意我们发布的一些防疫信息。我也看到我们机构医务方向的社工搞了一个居家康复支持服务,通过直播的形式帮那些正在康复期的孩子搞了个云训练,就是直播指导家长带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在这些特殊时期就能特别看到社工发挥的作用。”

小明:“我是刚刚毕业出来工作的新社工,我之前就有心理准备刚刚毕业出来工资会低,倒也没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要求,我也比较有信心我未来会得到晋升机会,晋升了工资也会高一点。”

小丽:“确实会更加认同,因为其实现在国内比较多人还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什么东西,也觉得这个职业好像没什么作用,但是我会认为如果人们去接受过社工的帮助的话,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很支持社工这个行业的。我个人也是很认同社工这个职业的。因为现在回顾一下以前小时候的我,如果当时能有一个社工来帮助我,我觉得我会很幸运,可能也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加好的童年。”

小丽:“说社工工资低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还在发展初期,我觉得之后社会也会慢慢认同我们的,薪酬福利也会慢慢好的,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我现在这个工资让我的生活过不下去。”

总结:综合小明和小丽的话,可以看出这两位受访者对于社会工作这个职业的认同感很高,且偏向于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功利取向。

4. 讨论

在本次研究当中的结果看来,在社会工作领域当中,有过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者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思考应该如何保持和继续提升有童年期创伤经历及创伤后成长的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感。从童年期创伤问卷中的分析结果看来,有受过身体虐待,情绪虐待以及情绪疏忽任一方面童年期创伤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对社会工作这一职业认同感会更高,但再加以本次访谈内容和记录来谈,有过被父亲情绪虐待与情绪疏忽的访谈对象小明提到,在服务对象遇到父子关系矛盾的时候,他不知道应如何应对。这里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在经历过童年期创伤后的社会工作者,其对造成他们童年期创伤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产生陌生甚至负面的印象。我们知道,作为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在专业价值认同感方面对社会工作者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为有过童年期创伤经历的个体来说,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他们来说,造成自己童年期创伤的人的角色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角色,如小明印象中的父亲这个角色是恶劣的、冷漠的、不可能美化的。那他应该如何遵守“人都有改变的潜能”这一专业价值观呢?在应对家庭社会工作这个方面的时候,他如何作为引导者、鼓励者,以积极正面的肯定使家庭成员感受到被理解、信任和尊重呢?因此,我们可知,在这种情况下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很容易陷入专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冲突的伦理困境。在这个时候,为了避免社会工作者因没有遵守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守则而导致伦理问题的出现,社工机构就要做到提前察觉,关注他们的童年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在从事社会工作过程当中的困难,他们在遇到与自己童年经历相似的案件时,可能会产生抵触心理或者不知所措以及产生价值观冲突。同时,社工机构要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提高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的专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水平。

王佳(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宗教信仰或者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度更高的假设没有被证实]。并且在许多对于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感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也可发现大部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也始终偏向功利认同。在这些论文研究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因素出现得比较多的是:工资待遇低与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低(钟莹,赖丰茹,麦富兴,2010;谷文花,2019;夏晓燕,2017;徐道稳,2017;孙海燕,2018)。但是从本文的童年期创伤问卷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有过童年期创伤经历的人,他们对于社会工作有着普遍较高的职业认同感。不仅如此,在本次研究的创伤后成长访谈结果里面更发现他们在评价自我的职业认同感时工资待遇并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虽然在社会工作职业的价值认同方面,有宗教信仰或者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度更高的假设没有被证实,但是本文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有过童年期创伤以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职业的认同感偏高。

因此,有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创伤后成长的五个维度:与他人的关系更密切,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的增强,精神层面的变化,和对生活的欣赏。无一不符合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持者、倡导者、咨询者、劝告者、增强能力者、教育者这些角色的特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过程和访谈记录中可发现,两位访谈对象在一些有积极成长转变的经历里,会难以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以及如何发生改变。当遇到这种情况时,社工机构也应该提前觉察到,并且在这类社会工作者同意以及不造成其二次伤害的情况下,调查他们创伤后成长的状况,分析出他们积极成长的状况,挖掘出他们的个人潜能,帮助他们往创伤后成长的多个维度不断地发生积极转变,并让他们的积极转变应用到具体的服务项目当中。这也有助于通过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从而使他们对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高再次得到提高。

所以,对于无法短时间内改变社会工作行业的低薪酬的状况下,又继续想要研究如何提升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感这方面的学者是否也可从具有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这一角度去进行更深的研究与探索呢?一方面,从此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发现更多影响社会工作者在职业认同感的职业价值认同这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找到提高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感的方法,降低社会工作人才的流失率,维持社会工作机构的良好运营。

本文笔者基于探索性研究的目标,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访问了81位社会工作者以及采用深度访谈分析的2个案例,因而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的代表性、数据分析的信度效度不足。因此本文笔者认为,后期可以用更多时间,更谨慎周全的研究方法作更深入准确的假设研究。借助本次调查研究,笔者希望更多有过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会受到机构甚至社会工作行业的重视。

5. 结论

基于本次的问卷调查、访谈和分析结果,本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过童年期创伤及创伤后成长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感偏高,且偏向于价值取向,且其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感高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胜任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我们需要给予这类社会工作者更多的关注,发掘他们助人自助的潜能。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谷文花(2019). 陕西省专业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北大学.
[2] 孙海燕(2018). 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困境与动力探析.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济南大学.
[3] 王佳(2015). 功利取向还是价值取向: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研究——基于对珠三角五市社会工作者的问卷调查.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4] 王燕云(2018). 童年期创伤经历着的核心信念挑战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5] 夏晓燕(2017).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究.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太原科技大学.
[6] 徐道稳(2017).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和离职倾向研究——基于对深圳市社会工作者的调查. 人文杂志, (6), 111-118.
[7]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2017). 社会工作者及社工机构可能面临五种风险. http://laws.swchina.org/regulation/2017/0427/28903.shtml
[8] 钟莹, 赖丰茹, 麦富兴(2010). 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状况及其启示.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3(1), 104-108.
[9] Bernstein et al. (2003).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CTQ-SF).
https://doi.org/10.1037/t09716-000
[10] Bremner, J. D., Vermetten, E., & Mazure, C. M. (2000).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n Instrument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hildhood Trauma: The Early Trauma Inventor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12, 1-12.
[11] Gerdner, A., & Allgulander, C. (2009).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wedish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CTQ-SF). Nordic Journal of Psychiatry, 63, 160-170.
https://doi.org/10.1080/08039480802514366
[12] Hughes, K., Bellis, M. A., Hardcastle, K. A., Sethi, D., Butchart, A., Mikton, C. et al. (2017). The Effect of Multipl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2, e356-e366.
https://doi.org/10.1016/S2468-2667(17)30118-4
[13] Kim, D., Park, S. C., Yang, H., & Oh, D. H. (201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Korean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for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 8, 305-311.
https://doi.org/10.4306/pi.2011.8.4.305
[14]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6a).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https://doi.org/10.1037/t03776-000
[15]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6b).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tic.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455-471.
https://doi.org/10.1002/jts.24900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