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8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激烈的社会反思性批判和价值重建的方式来告别50~70年代文学伦理政治“一体化”叙述和极端的文学实践，为接下来的作品开拓更多精神空间。然而，那些值得关注的作品却以极其复杂的形式来展开其中的精神价值支持。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外部的理论支撑，于是“启蒙”“人道主义”“意识流”“现代派”以及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作家带来巨大的震惊。以旧有的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历史叙事受到了质疑，原有的经典历史模式被解构，在文学形式上接续了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资源，思想上回答了普遍性的、有未来面向意义的问题，叩问着当代人的灵魂 [1]。在这个脉络里，扎西达娃回到个人经验，不断从中获取他的意义——神秘、魔幻、轮回这些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族群经验构成了他对藏民族文化历史重塑的重要原因。19世纪80年代，以马原的《岗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和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1的出现，迅速引起了当代文坛的注意，大批先锋作家将眼光投向充满神秘而又神圣的雪域高原，西藏文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不管是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还是中国当代文坛中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扎西达娃无疑是很引人注目的。他的代表作品《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皮绳扣上的魂》和《骚动的香巴拉》因对魔幻现实主义借鉴和西藏神秘的宗教文化的书写而被人广泛研究。尤其在作品《西藏，隐秘岁月》中，作者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西藏近三十多年的族群史和家族史，从而将当代文坛的目光从“西藏历史如何被书写”转移到“西藏历史何以如此被讲述” [2]。
《西藏，隐秘岁月》作为扎西达娃的代表作之一，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手法追溯历史，努力追求民族文化中沉淀已久的历史记忆。但是，另一方面也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极其荒诞的手法颠覆了传统记忆力中的历史书写，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具创新何以承载藏民族风云变化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精神。这足以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扎西达娃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本人都占据过热点高地。另一方面，《西藏，隐秘岁月》中的历史事件与西藏历史的对比和解释也具有一定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2. 历史的突围
“伦理”一词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阐述道：“伦，从人，辈也，明道也。”可以延伸为某种极差之间构成的关系，可以成为人际关系。“理，从玉，治玉也。”整治、事物的纹理，延伸为规律规则。2“伦理”这一词被明确认为是针对人际关系的调节、控制方式，运用伦理完成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倾向，相当于规则，规律和规范。而本文中的“历史伦理”则缩小“伦理”这一词的意义范围，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的是，将历史——不论是其生产的情境或是内部原有的结构，特征，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社会价值、关系、声音(话语)交错碰撞的界面，从历史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互动里，投射集体或者个人欲望，用一种新的历史模式或者历史建构方式。总的来说，历史伦理也是在借助文字的基础上，在不断探讨：“我”在人生的关系里，在世界处境里，如何成为一个有意识、有知识的主体 [3]。
讲述历史和重构历史的野心始终是中国作家的写作追求，但是在小说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叙述形态上的区别，“通常而言，历史故事属于展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变迁的‘宏大叙述’，而小说故事则属于以个体角色的性格塑造为核心的‘微观叙述’” [4]。纵观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把握与书写做出了极富个人化的探索和尝试——以历史进程为序，划分了三个时期进行叙述，时间跨越了近一个世纪——1910~1927，1929~1950和1953~1985，在这三个时期中，幻觉与现实、过去、现在与未来、讲述与拼贴、神灵与凡人杂糅在一起，借此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传统的藏文化和现代文明中寻找一种平衡点，而不是简单的夸饰和推崇，也不是带有某种偏见。但恰恰在模棱两可的态度中，明显的可以看出作者对藏族历史的“解释”成分。小说主要以达朗和次仁吉姆的一生经历为主线，用魔幻的手法描写了地处偏僻的廓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廓康村的居民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下达郎和米玛一家人，随着外面世界的发展，以及村民的逃离，藏民族最原始的生活方式遭受挑战。在这紧要关头，七十多岁的米玛，察香夫妇还继续着他们的使命，供奉隐居在村旁山洞里修行的几代大师。作者的忧患在全文表达的很清楚，物质文明的某些进步和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力量，将会及其无情的摧毁藏民族文化赖以传承的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宗教信仰，毁灭他们古老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认识解释方式，从而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事实上，任何神秘主义的“泛现代”的文明，在现代人类的历史上已经被屡次证明了它的不堪一击的脆弱。尽管如此，作者文本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还抱有关怀和同情，甚至在踟蹰中带有希望。小说给人以最大的阅读感受就是，现实与幻境浑然一体，在同一叙述时间场内虚构与非虚构、真与假，有与无的自由混淆、跳跃，把西藏现代存在的韵律纳入荒诞的整体格调中。第一时期(1910~1927)，“廓康人围坐在旺美家……一边听次多吉讲外面的见闻……” [5] “十三世圣僧大宝佛爷刚刚结束了五年多的流亡日子，回拉萨不到三个月又被川军赶到印度去了” [5]；还有英军入侵西藏的客观历史在小说中浓缩为英国考察队误入廓康“这两个英国人一个是F. M.贝利中校，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随荣赫鹏远征军入藏，后任英印驻西藏春丕和江孜的代表，四十年后，写出《中国–西藏–阿萨姆》和《无护照西藏之行》等书；另一个是他的助手H. T .摩斯赫德上尉，在几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勘测斯匹兹卑尔根群岛而闻名于欧洲，后来在缅甸遇害” [5]。
第二时期(1929~1950)，达郎从山下带回一部俄式步枪，还用俄式步枪试图射击迷航的美国军机，暗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次仁吉姆在水中看到一张神赐的偈语，一面绣着“进军西藏”的汉字红旗，暗示着和平解放西藏，开启历史新纪元 [5]。
第三时期(1953~1985)廓康村现代化建设打开封闭的大门，人民公社建水库，UFO飞碟协会会员上山考察。以上的这些真实历史事件穿插在小说中，看似与世界接轨，实际上填充于每一阶段的都是独特的西藏神秘文化，一边提醒着故事的前进性，一边又将视野拉回藏民族本身的生活线路上去。
在这里，所表现的是神的无处不在，在藏民的观念里，他在时刻注视着人类，并以个人的所为给予好或是坏的报应。而文中的主人公之一次仁吉姆则充满了灵异的味道。她在母腹中两个月就诞生了，并且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种种非同凡人的迹象：“她没事就蹲在地上划着各种深奥的沙盘。米玛不知道女儿划的就是关于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盘。刚会走路就会跳一种步法几乎没有规律的舞，她在沙地上踩下的一个个脚印正好成为一幅天空的星宿排列图，米玛同样不知道这是一种在全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神舞，她从‘一楞金刚’渐渐跳到了‘五楞金刚’” [5]。在天真无邪的孩童身上，显现出了“神的意志”。穿插于文中的还有许多神秘的插曲：加央卓嘎被一位修“起尸法”的持密修士带去修法，并死而复生；每一个离开廓康不再回来的人下山时总要带有预兆性地摔跟头；哲拉山顶会移动的牛头大的白石块。这一切都充满了理性世界之外的怪异，这也正描绘出古老而孤独的西藏浓重原始气息的文化。藏民绵延已久的认知方式，已将这个民族纳入了远离现代文明的封闭的轨道之中，从而对现代文明存在一种本能的隔膜。他们对于不了解的现代新事物，往往以其固有的思维模式加以解释。如英国人贝利中校与其助手潜入西藏，在文中就具有了怪诞意味，先是次仁吉姆的脸被英国人的胡子扎出了几个小洞，导致了非凡天资的丧失，接着，由于身上奇痒而穿上英国人的军服，结果痒病消失；二战中，一架从印度起飞执行对日作战任务的美军运输机，因为故障想降落此地，而在达郎看来，那是“一只巨大的从未见过的神鸟”，是“魔鬼”，由此他对着天空射击，致使它在远处迫降时坠落 [5]；解放军进军西藏时，红旗向山顶飘过，而次仁吉姆断定这是一帖神赐的偈语 [5]。文中对这样的将种种事件通过神话化的思维方式的发掘与渲染，填充了简略的权威历史叙事所留下的大量空白。
然而，到这里为止，表面上作者使用了“公元纪年”的时间，但这只是标出了历史的一个外部参照尺度，真正隐秘的岁月以及作者所真正认同的是藏族人自己的历史和时间，那就是在变动中永远轮回的本质。“这上面每一刻就是一段岁月，每一刻就是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就是每一个女人 [5]。”佛珠是一百零八颗，转到一百零八颗之后，再数，又是第一颗。西藏的整个世界观就是个圆，不断在循环。一百零八颗珠子，代表走了一百零八天，这意味着，第一百零九天，又是从第一天开始，这就是藏族人的时空观，几乎等同于无限。
从上文可见，作者对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轻描淡写的态度，明显可知叙写一部西藏发展史并不是作者的初始目的，而是这种对长时间段的族群历史的书写具有作者自己独有的史诗追求，不再特别注重于对于历史现实的客观刻画与描述，而是将历史作为虚化的背景，从而去倾诉个体生命在宏大历史中的诉求，无疑也凸显了作者为抵抗被遗忘而对族群记忆进行重建的热切与期望。
3. 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的虚与实
《西藏，隐秘看岁月》中虚构的村庄大致有现实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是当年扎西达娃70年代下乡劳动的地方。那时他在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6]。
再对比发现，主人公达朗大半生在哲拉山上度过，他经历过英军入侵，曾用步枪射击过“二战”时美国的军用运输飞机，他救过强盗，也接待过解放军。达朗人生经历中这些不同的遭遇，贯穿了20世纪西藏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公社建水库，UFO飞碟协会会员上山考察。这些事实的穿插，仿佛又时刻在提醒读者，这是一本有关西藏历史的小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达朗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的虚与实又充斥在整篇小说中。当年老的达朗在回顾一生漫长的岁月时，他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却被想要揭开而又不知道如何揭开的奥秘所覆盖，如“他为什么来到人间又被父母遗弃？为什么终生熄灭不了对一个女人如此强烈的欲望却终生没能得到她？是什么驱使他来到这片浩瀚的平原上顽强生存，繁衍生命？他生活的世界是属于他的吗？是真实的吗？群山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他更加熟悉而真实的世界？ [5] ”这些疑问，才是达朗老人想真正了解的东西，因为在达朗看来，这些疑惑是“和他这一辈子的艰难历程连在一起”的，他想解开这些缠绕他一生的谜 [7]。这既是达朗在经历了一生的虚与实、真与假的历史风云后个体生命的孤独体验，也是作者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问——被抽掉群体性的无意义的生命体验在身体什么都触碰不到的空虚与无奈中，如何继续生存，如何永久存活于这个世上。但老人苦苦思索了一生，最终也没有得到人生的答案。
评论家们对扎西达娃八十年代创造的小说带上种类繁多的帽子，“魔幻现实主义”，“新时期寻根文学”，“新历史叙事”等等。但是在作者眼里，从构思到情节以及某些观念，完全是西藏古老民族中本身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真与假的融合引起大家的注意与思考。什么是真实？如何追求真实？到底可不可以仿真？这些问题在扎西达娃笔下，直接体现出来的是——从虚构出发最终目的只要是真就好。就意味着，这不是追求字面上和表象的真实，而是追求道理的真实。扎西达娃对人物行为与命运的处理所显示的，并不仅仅是特殊的叙事花样与手段，而是藏文化本身的古老逻辑。真实与虚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绝对主观的问题，一个经验与解释方式的问题。而且，对于藏族文化来说，当那些神秘的意识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时候，藏文化本身还能依据什么而存在？同样，在《西藏，隐秘岁月》中，四代女人都是次仁吉姆，以及廓康山洞里的修行大师时候真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一个暴露虚构的问题，而是对藏族文化理念的敏感传神的理解与表达。
4. 历史的终点通向何处
4.1. 神
汉族的史书，规矩又严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很概括，但是都力求准确。但是，藏族的历史就是神明鬼怪的历史，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神明鬼怪，而是真实的。扎西达娃一半受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他又是个藏族人，生活在西藏，他能理解藏族人的思维方式。对所有藏族人来说，在草原上荒无人烟的地方放牧生存，几十公里没有一个人，没有音乐、没有收音机、没有文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阳光下看着羊，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他们一代又一代人无法仅靠着荒无人烟的地方有意义、有期盼、有乐趣的生活下去。他们会把它们看成是活灵活现的，他就与它们对话。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生存下来 [6]。”西藏还有难得的条件——缺氧。一个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更容易产生超现实的想象。
扎西达娃从神话的角度进入到藏族宗教规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里，将神话传说与现代生活、虚幻与现实、民间文化传统与风土民情融合到一起，进而规定了他小说明朗的指向——使小说中与“神”同来的神秘更趋近故事，趋近感官，避免堕入抽象的无限循环中，从而凭借这些重新创造神话历史，于是新的故事就诞生了 [8]。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企图重新创造的欲望，不仅仅是新的故事，还有新神。在《西藏，隐秘岁月》中，这个作者新创造出来的神隐居在山洞里修行，在围绕着这个神，作者开始了一系列的创造——廓康村的居民，居民异样的生理现象以及异样的生活环境。在这种绝对意志之下，一切参照的现实因素都被忽略了。
4.2. “轮回”取代“曲线前进”
詹明信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具有寓言性质，应该把那些小说当作民族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9]。”在与《西藏，隐秘岁月》相关的另一篇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都是同一年在《西藏文学》上发表，只隔几个月，一篇在第一期，一篇在第六期。作者本人表示，当时想写的是三部曲，都是“西藏”开头的，都有“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在里面。“《西藏，隐秘岁月》里其实写了一百零八年，这也是一个密码，其实我标注了时间，但别人看不出来是一百零八年。先写了一九一零年，然后断了，到一九二七年，然后是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一九一零年到一九八五年，是没有一百零八年的，但写作是一种文字游戏，藏了一些密码在其中，真正的密码在一八七七年，这样到了一九八五年，就写了一百零八年了，如果只看书的大标题，是发现不了的 [6]。”也就是说，在《西藏，隐秘岁月》中，早在一八七七年的时候，由于米玛枪击了菩萨雕像，并且从山崖上拉的粪便落在静修的僧人身上，而引起了山崩，导致了全村的灭顶之灾。由于早预料会有报应，才和妻子察香连夜逃出。以赎罪的心理在空中飘来的神秘偈语的指点下来到荒凉的廓康。开始了廓康村的不知道多少个一百零八的轮回的第一年。从这里看，《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那就是在变动中永远轮回的本质。实际上，在这里曲折但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观在这里被轮回历史观所取代，他让所有不管是神也好还是其他悬浮的东西与读者一同回到地面，回到原来的地点。
5. 结语
扎西达娃无疑具有重构藏族“大历史”的诉求与冲动，试图把80年代新启蒙下“祛魅”的历史状态“赋魅”，使得小说不再是一个古老的、封闭的、神秘的历史再现，不再是对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等大历史的书写，那些原有的被宏大历史叙事规定的讲述历史起源、进展与意义的叙事被消解，叙事在轮回和魔幻断裂的时间序列中展开。历史的确定性和统一性被放逐，一元化的历史叙事逻辑和与之相随的把握历史的信息被不断分解和切割，叙事被分解成无数个碎片在文本中到处游走 [10]。实际上，借助这种放逐，经一个虚幻的小说重新抛入到外部世界，从而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稳定的意义寄托，这样一来，文本事实上就重新建立起一种权威——虚幻也能被重新塑造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语言。“小说中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 [11]。”因此，历史叙事与历史重构说到底都是显现历史某一方层面和历史伦理，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哪一种历史叙事伦理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或者带来了某种新的思考。
NOTES
1对扎西达娃、马原等人的小说作品，学术界在其产生初期称其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统称为“西藏新小说”。
2关于“伦理”一词的解释理解，源于唐老师课上“关于现代伦理与现当代文学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