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COVID-19)。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生命健康权与自由权、经济权、平等权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汪习根，王文静，2020)。同时，网络平台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青年大学生为媒体网络高频率使用人群。有研究表明，每日上网时长5~6个小时和超过6个小时的学生高达49.55%和23.46% (李佳润，朱殿冰，2020)。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对于信息的产生、传播具有导向、催化作用。多项研究证明，网络媒体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会延展到现实生活中。因此，新闻媒体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立场，做好舆情引导。
1.1. 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是社会互动的常见形式(邱泽奇，张茂(译)，2001，Jonathan H. Turner., 1986)。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把冲突界定为“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Coser, 1956)。达伦多夫强调权利和利益对冲突影响很大，冲突主要是由权利分配引起的，社会冲突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林荣远(译)，2003，Ralf Dahrendorf, 1988)。在一项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调查中发现，有80.9%的人认为利益冲突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王银梅，李龙，2012)。我国学者张振华认为只要存在对抗关系和意愿而不管是否表现为对抗行为，都应算作冲突(张振华，2016)。石方军认为社会冲突是在我国特殊文化价值引导的社会情境中衍生出来的社会结构领域的冲突(石方军，2012)。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将社会冲突定义为在特定情境影响因素下，群体或个体双方由于利益、权利、价值观等方面而产生的对抗意愿、行为或者矛盾的社会现象。
1.2.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指人们主要依赖自身的直觉对负面事件进行风险预估和判断(Slovic, 1983)。近年来，风险感知的概念反复出现在各大突发性事件研究中，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伴随着很强的突变性和破坏性，突发性公共灾害事件很容易引起公众感知较高的风险性，具体表现为产生恐慌、焦虑等心理状态和从众导致的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是指在某种社会因素的刺激下，许多人脱离或违背社会制度和常规而共同做出的组织性、结构性和秩序性比较低的行为(杨心恒，宗力，1986)。如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发生的“双黄连滞销”事件，以及很多群众将“抗疫”对等为“恐鄂”，出现了歧视武汉地区居住人民、拦截湖北车辆往来等社会现象。Burns和Slovic研究结果发现，灾害性事件程度和风险感知水平成正相关，即灾害事件越严重，人们的感知风险越高。但随着灾害事件报道的增多，民众适应性增强，风险感知水平又会快速下降(Burns & Slovic, 2012)。此外，距离灾害事件越近的人感知风险水平越高。有研究指出，灾害风险可接受性和心理距离理论能够从更本质的层面上解释风险感知。灾害风险可接受性评价指标指的是是对灾害客观事实的主观判断(尚志海，2018)。心理距离指的是个体以自我为参照点，对所描述的事件或行为在时空上的远或近、以及发生可能性的感知(Trope & Liberman, 2010)。具体而言，当前研究中可接受风险从危险性(H)、暴露性(E)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危险性指“公众所在城市的受疫情感染程度”，暴露性指“疫情对公众居住地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心理距离包括四个维度：时间距离(t)，指“受疫情影响的时长”；空间距离(s)，指“疫情爆发时所在居住地”；人际距离(r)，指“您身边与疫情最密切相关的人”；情绪距离(e)，指“疫情导致情绪上的恐惧程度”。灾害风险感知数值越小，表示个体对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强烈。
风险感知与信息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王炼，贾建民，2014)。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普及率达64.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劲头成为大众了解社会冲突、感知风险灾害的主要途径，同时网络舆情也成为现代社会民意表达的一种新型途径。有研究表明，在突发性灾害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会随着风险感知程度提高而增大(许鑫，邓璐芗，赵路平，2011)。社会冲突是群体意识自我发酵的结果，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青年大学生作为媒体网络高频率使用人群，在网络舆情的表达和传递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探究青年大学生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网络舆情对其感知风险的影响，有助于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冲突与风险感知的新挑战。
2. 研究一
质性研究是一种常用于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献、访谈内容等进行筛选、清洗等以量化的形式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加以表征。质性研究常见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一些特殊性问题、过程性问题、意义类问题和情境性问题。同时，质性研究也涵盖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资料展示取向、扎根理论、原始记录分析等。内容分析法与我们熟知的文献分析有相似之处，以各种文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常用于新闻学、政治学、图书馆学和社会学领域，通过传播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归纳演绎推理。扎根理论是一种从数据中归纳处理论性概念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产生理论的过程，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层，逐渐抽丝剥茧、解剖麻雀式发现理论(毕重增(译)，2010，EvanthiaLyons & Adrian Coyle, 2007)。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新闻报道构建疫情下媒体导向的社会冲突框架，故采用扎根理论。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从点击率和关注度角度入手，选取了共13家媒体平台，分别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健康报、财新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第一财经、丁香园和八点健闻。同时将日期限定为2020年1月15日(即武汉市卫生健康委重新发布疫情相关新闻日)至2020年4月8日(即武汉市正式解封日)。通过官网、app等渠道搜索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负面报道，筛选后得到168篇样本。取样原则为过滤掉简单直接转载且无明确信息标注的非原创性报道。
2.2. 数据分析
编码是对数据进行定义和分析的过程，扎根理论分为三个编码步骤：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毕重增(译)，2010，EvanthiaLyons & Adrian Coyle, 2007)。同时，邀请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分别独立进行编码过程，得到本研究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0.72，具有统计学意义(刘燕南，和轶红，2000)。
2.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打好根基的过程，即从研究对象的定义入手，将收集到的资料逐字逐句阅读，并对其进行抽象式归纳，从而获取初级编码的过程(赵杨，时勘，王林，2015)。这要求编码者保持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不添加任何情感、思维的内容，也不受自身的局限对研究资料进行编码，因其是编码的第一步，所以最能代表原始资料的内涵。本文一共获得30个原始范畴，每一个原始范畴都尽量避免加入个人主观因素，例如一则关于“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在微信群疯传，快来看看你身边都有谁”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初步编码时被编码为“信息泄露”。
2.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开放式编码进行二次合并归纳的过程，其合并关系有相关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结构关系等(陈向明，2000)。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在此过程中选择相关关系进行二次编码，例如将“信息泄露”、“散播谣言”和“病毒来源”可合并为“信息病毒”这一主轴编码；“物资供应”和“滞留困境”合并为“应急管理”；“物资运输”和“产业困境”二次编码为“行业困境”；“高价低劣医疗物资”和“高价食品”合并为“国难财”；“教育乱象”、“医患矛盾”、“隐瞒病情”、“恐慌从众”、“家庭冲突”、“歧视心理”、“吹哨人”和“防护意识”被归纳为“社会互动”；“失职行为”和“数据抗疫”进一步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医疗救助”和“动物保护”被归纳为“卫生健康”；“医疗短板”和“中西医纷争”被归纳为“卫生体系”；“基础建设”、“超前消费”和“薪酬发放难”被归纳为“基本生活”；“复工困境”和“实习困境”被归纳为“工作困境”；“民众心理”和“价值冲突”被归纳为“心理健康”，最终一共得到11个类别范畴。
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的关键，是根据主轴式编码的类属关系，形成更高级别、更具有典型性的核心编码的过程。通过对原始资料和三次编码过程的回顾分析及审查、反复比较分析，最终得到“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新冠疫情下政情冲突”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三个核心编码(彭宗超，黄昊，吴洪涛，谢起慧，2020)。研究者发现各大媒体平台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时将视角落在民众较为关心的医疗、政策和民生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的框架图(见表1)。这说明在突发危机事件发生时各媒体平台对信息传播起到了引导宣传作用。
Table 1.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social conflict reported by media
表1. 媒体报道的社会冲突类负面信息的扎根理论分析
3. 研究二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媒体引导的社会冲突负面信息的类型是否对民众产生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及不同类型信息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进行了研究二。
3.1. 数据收集
研究二从研究一编码样本中按照冲突类型分别抽取出现频率最多的冲突类报道各四例，参考启动效应范式，设置“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及对照组。本研究采用随机区组方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无需阅读新闻报道，只接受后续问卷调查；其他启动组需阅读相应新闻报道。阅读完成后，填写“请写下看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心情”。最后，基于尚志海(2018)于2018年编制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评价指标”问卷进行部分修订，探究两种类型的冲突类信息对民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
本研究共收得数据215份，将问题“请写下看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心情”的回答作为检验“负面新闻报道诱发被试回忆起疫情高发期间经历”的依据，保留谈及“痛苦、悲伤、难过”等消极词汇的数据，剔除数据10份，共收集有效数据205份，其中“民情”冲突信息组55份，“医情”冲突信息组89份。对照组61份性别分布为男性被试71名，女性被试144名，年龄分布在18到30岁之间。
3.2. 结果
通过将启动组和对照组进行虚拟编码，同时将“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评价指标”结果标准化，然后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nflict informa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M ± SD)
表2. 是否呈现冲突信息影响公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比较(M ± SD)
注：**p <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p < 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结果显示，启动组数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且p < 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因此，说明媒体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信息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下降，其风险感知水平上升。
将“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再次进行虚拟编码，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 informa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disaster risk (M ± SD)
表3. 呈现不同类型冲突信息影响公众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比较(M ± SD)
注：**p <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p < 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下医情冲突”信息组和“新冠疫情下民情冲突”信息组在“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方面差异不显著。因此，说明媒体在疫情期间报道社会冲突类信息的类型不会影响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Covid-19新冠肺炎爆发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从互联网媒体报道中探究疫情下的社会冲突类信息的类型，以及公众风险感知如何受网络舆情影响。
4.1. 社会冲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多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疫情期间网络呈现的主要社会冲突集中在“医情”和“政情”以及“民情”三方面。其中，“医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包括“非新冠患者求医困境”、“医用物资短缺”、“医务人员生存困境”等。“民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包括“产业困境”、“国难财”、“教育乱象”和“信息病毒”等。“政情”相关的社会冲突主要集中于疫情突发期间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处理不当导致的，但是由于进行此项调查期间全球疫情爆发，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救治能力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故本研究中“政情”相关方面未做讨论。
研究一显示疫情突现时期新闻媒体报道“医情”和“政情”相关的社会冲突占比高于“民情”，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关注重点转移到“民情”相关的社会冲突上来。这体现了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和导向性，同时也得出以下启示。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尤其是在爆发期，恐慌的人民面对陌生而又危险的新冠病毒，首先关注的是政府的有效管控及防控措施，其次是依赖医生护士群体的专业救助和职业奉献。疫情得到有效解决与防控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国家开始逐步复工复产，此时灾后民生问题也开始出现。
4.2. 风险感知与启示
基于研究一得出的社会冲突类型，研究二进一步探讨媒体引导的社会冲突对民众产生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心理距离理论，通过启动实验分析得到：
a) 疫情期间不同社会冲突类信息均会导致民众的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下降，感知水平上升。
b) 不同类型社会冲突对风险感知影响无显著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催生了道德风险，疫情期间各类新冠谣言虚假信息增加了公众对社会冲突辨别的难度，风险感知水平也随之过度提高，而过度的风险感知又会对社会稳定性产生影响，很可能激发出新的社会冲突。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治理社会冲突的关键点在于关注网络舆情，在对待网络舆情的问题上看得更为长远，而不仅仅是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新闻媒体作为网络宣传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桥梁，在面对社会冲突事件时，要搭建一个理性中立、积极引导的网络生态环境。青年群体对社会冲突的风险感知应基于客观信息和主观经验对网络舆情进行研判，同时要理智地发表言论，塑造正确的信息价值观。
4.3. 展望与不足
当前研究分析得到媒体导向下社会冲突对青年大学生风险感知产生较大影响，但仍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受疫情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线上方式面向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是否能推广到其他群体还有待考量。其次，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利用公式表示“心理距离”来解释舆情信息与公众灾害风险接受性的关系，是一种主观赋值的方法，因此还需要在实证中加以检验公众风险接受性评价方法。本研究探究了通过媒体网络获取的负性舆情对青年大学生风险感知的影响，但不具备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考虑风险感知是否对网络负性舆情有促进或抑制作用，通过设置对照组，进一步探究网络负性舆情与风险感知的内部机制。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