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 [1]。家庭语言政策是家庭域中微观级别的语言政策。普遍观点认为父母是家庭语言政策的主体，而以父母学历与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语言管理理论，以英语教育在家庭语言政策的体现为例，以本科生及他们的父母为调查对象比较两代人的家庭语言政策是否存在相关性，并探究父母学历与收入对代际间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2. 研究基础及创新点
2.1. 研究基础
斯波斯基(Spolsky)指出，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意识(language ideology)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三个成分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费士曼(Fishman)提出“语言管理域”概念，斯波斯基将其细分并总结了十大生活中常见的语言域，家庭域处在社会终端。家庭域的语言政策也可以从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2]。
语言自然代际传承和语言使用的代际关系是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热点。研究视角一般是方言，如余玮奇(2011)对苏州市第二代外来人口语言变体选择的研究 [3]、或民族语，如邬美丽(2008)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的比较 [4]、王莲(2019)对贵州台江苗族家庭语言政策的调查 [5]，以及由于移民等原因形成的双语、多语家庭中的语言政策，如俞玮奇等(2020)对上海韩籍家庭语言政策的考察 [6]。
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许多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子女的教育越积极，比如有更好的语言教育意识，有条件给孩子报补习班，有耐心陪孩子学习，有更多的参与度等等。周贝、肖向一和刘群(2018)对杭州市学龄前儿童家庭语言政策调查得出结论，从学历上说，家长学历越高，对孩子的英语和普通话期望值更高 [7]。
父母和子女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关系目前也有较多研究。父母普遍被认为是家庭语言政策中的主体，如毋庸置疑，家庭语言的规划者和执行者是家长 [8]。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儿童的能动性和家庭语言规划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指家长和孩子之间消解了规划的主体中心和主客二元对立现象，强调亲子之间的交互主体性 [9]。还有观点认为父母的语言意识对儿童语言使用状况的影响在儿童社会化程度逐渐增高的过程中逐步削弱，儿童自身的语言意识会逐渐增强并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某种语码的比率 [10]。
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还需要从代际间家庭语言政策的比较出发，进一步探究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与代际家庭语言政策的关系。
2.2. 研究创新
无论子女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主体性如何，他们在成为父母后也会成为自己核心家庭中语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子女多大程度会认同父母制定的家庭语言政策并愿意沿用到自己未来的家庭中？父母的学历与收入是否会是子女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继承度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若将代际比较的关注点放在家庭语言政策本身，同时探究父母学历和收入对其的影响不失为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
另外，家庭教育对子女的英语学习十分重要，但由于家长自身条件限制，英语仅仅是家庭外语教育选择时的语言对象，而非使用对象 [8]，以英语为例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并不多见，还需要更多关于英语教育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本文比较两代人对英语教育方面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试图探究家庭语言政策的代际关系以及父母学历与收入对其的影响，有利于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目标，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父母的学历与收入是否影响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有什么影响？第二，父母的语言政策与子女对未来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是否存在一定代际继承关系？第三，父母的学历与收入是否会影响这种代际关系？
3.2. 问卷设计
研究选择问卷作为收集数据的工具，采用线上问卷，通过QQ、微信等平台以链接形式向本科生群体发放，回收问卷512份。所有题项均设为必做题，故回收问卷均无漏答题目的现象。此外，根据相似题中答案是否相互矛盾以及答案是否重复或呈现明显规律性手动筛出42份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70份，有效率为91.8%。
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题，包括参与者家庭月收入及父母其中一人的学历。第二部分为父母一辈的家庭语言政策信息；第三部分是从子女角度出发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反馈，如子女是否认同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第四部分调查子女对未来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
语言意识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 [2]。本文选取对下一代的语言期望及教育方式两个角度代表两代人语言意识方面的家庭语言政策。语言实践，即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 [2]。本文选择语码转换频率即父母与子女在日常交流中英语表达出现的频率这一具体现象为代表。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 [2]。语言管理方面，选取父母给予子女英语学习上的五类帮助措施，即报名辅导班或雇佣外教，购买纸质的英语阅读材料，播放影音资料，应用网络上的教育资源，以及提供去英语国家旅游、学习的机会代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语言管理，将题目设为多选题。
父母学历及家庭收入的题目设计为选择题；涉及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的部分题目选项均设计为7级或5级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形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为7或5个等级。5级量表选项相对较少，参与者感受更加直观，填写方便；7级量表敏感度高，反应出的结果更加细致，信度和效度更好。两种量表各有特点，在分析时又可以互相转换，因此混合使用。
3.3. 数据分析
首先对问卷进行效度分析，KMO值为.697，问卷具有一定结构效度。再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为三个维度，符合预期。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7.238%，说明这三个维度足以提取大部分信息。再对此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维度一信度系数为0.704；维度二为0.680；维度三为0.766，在可接受范围内。
数据分析使用SPSS23.0及SPSSAU软件，量表题用Spearman相关系数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相关系数的大小得出变量间相关性大小。分别从三方面检验两代人家庭语言政策的相关性以研究代际关系。
分析父母学历及家庭收入与家庭语言政策制定和继承的关系时先按父母学历再按家庭月收入各分为人数较均衡的三组，按照父母学历从低到高分为：高中以下，高中或中专，本科、大专及以上三组。其中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有157人，占比33.40%；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父母有113人，占比24.04%；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有200人，占比42.55%。按照家庭月收入由低到高分为：5000元以下，5000元到10,000元，10,000元以上三组。其中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有112人，占比23.28%；5000元到10,000元有189人，占比40.21%；10,000元以上有169人，占比35.96%。数据分析时同样使用相关性分析检验变量间关系。
4. 父母学历与收入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4.1. 父母学历对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Table 1. 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actice
表1. 父母学历与父母语言意识及语言实践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经检验，父母的学历与语言实践及语言意识均呈正相关。其中，父母学历与父母对子女英语学习的期望以及在家中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的频率分别存在系数为0.182及0.317的正相关关系(见表1)。由此可见，父母学历与语言意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不紧密，而与语言实践的相关度更为可观。另外发现，父母的学历越高，子女对父母英文水平和发音的认可度也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积累的文化资本丰富，多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灵活选择和语言转码，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陪伴孩子过程中的教育投入方面会更占优势 [5]。学历较高的父母更有能力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从而在家庭中语码转换的频率越高，语言实践越好。
语言管理方面研究父母学历与其为子女提供报班、书籍、影音、网络、出国这五方面帮助的关系，发现父母的学历会对报辅导班、提供影音资料及提供出国机三项产生影响，而对是否向子女提供书籍和网络资源影响不大。表现为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为子女提供报班、影音及出国帮助的概率也在提高，如报班比例在三组当中分别为27.39%，48.67%，54.50%呈递增趋势(见表2)。而为子女提供书籍、网络方面的帮助在三组学历的父母当中都有相似且较高的比例。比起相对容易获得的学习资源，为女子提供报班、影音及出国帮助的门槛可能会更高些，学历高的父母更愿意使用多种语言管理措施帮助子女的英语学习。同时发现，学历高的父母相对有更高的收入和更积极的家庭语言意识。正如高SES (Socioeconomic Status)父母一般受教育程度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职业和经济收入。他们不仅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学业上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早期安排”比较有条理，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给孩子提供多种有利于语言学习的硬件设备，包括购置多种多样的阅读资料和学习设备，雇用高素质的看护人员，或者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语言培训班 [11]。
综上，学历会影响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在制定家庭语言政策时，父母学历与语言实践呈正相关，与语言意识呈低度正相关。学历较高的父母语言管理也更加积极，而学历对是否为子女提供英语参考书和网络资源这类容易获得的学习资源的程度影响较小。
Table 2. Cross (chi square) analysis of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language practice
表2. 父母学历与语言实践的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4.2. 家庭收入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Table 3. 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actice
表3. 家庭月收入与父母语言意识及语言实践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家庭收入与父母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均呈相关度较低的正相关。相关性分析显示，收入与对父母对子女英语学习的期望以及父母在家中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的频率分别存在系数为0.174及0.194的正相关(见表3)，但由于相关度都较低，说明家庭月收入对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方面存在较小的积极影响。
语言管理方面，发现与父母学历对语言管理的影响相似，家庭收入也会对报辅导班、提供影音资料及提供出国机会这三项产生影响，而对是否提供书籍和网络方面的帮助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收入对是否为子女提供出国学习英语的机会影响较大。家庭收入由低到高组别的父母送子女出国的比例分别为1.79%，6.35%和25.44% (见表4)。月收入小于5000元的家庭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父母为子女提供出国机会，而大于10,000元的家庭中为子女提供出国机会的父母多于四分之一。由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没有经济压力，更倾向于通过家庭投资方式促进儿童语言发展 [12]。家庭收入较高的父母更擅长使用多种语言管理方式，且更有能力支持子女去英语国家感受英语环境。
综上，家庭月收入也是父母制定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月收入对父母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影响程度较低。语言管理方面，家庭月收入较高的父母中愿意让子女出国学习英语的比例更高。与学历类似，家庭收入对父母为孩子提供较易获得的学习资源的程度影响不大。
Table 4. Cross (chi square) analysis of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parents’ language practice
表4. 家庭月收入与出国学习的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p < 0.05，**p < 0.01。
5. 语言政策的代际关系
经相关性检验得到，子女一辈语码转换的频率与父母一辈语码转换频率无相关性，语言实践在普通家庭中或不存在明显的代际继承。语言管理方面的继承关系使用SPSSAU中多选题对多选题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两代人语言管理措施方面也无明显相关。
探究两代人对下一代英语水平期待值的相关关系，发现在英语水平期望方面二者存在相关系数为0.308的正相关关系。可以看出两代人对下一代英语水平的期待值或许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关系，即子女一辈在制定这方面家庭语言政策时可能会受到父母语言政策的积极影响。对子女学习期望较高的父母，其子女对下一代的学习期望也可能会较高，反之亦然。
教育方式方面，子女与父母在教育方式方面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民主式0.324，放任式0.382，打骂式0.562。说明对下一代的英语教育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关系。另外研究发现，民主式教育更容易得到子女的认同。子女对父母教育方式的认同度与父母使用民主教育方式的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度为0.426。
虽然大多数研究证明代际之间的教养方式具有一致性，但有一些因素会对育儿方式的传递产生影响 [13]。两代人的语言意识存在正相关关系，子女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母语言意识方面的家庭语言政策，而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不存在代际相关性。汪卫红、张晓兰(2017)认为，全球化对劳动力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些认识进而转化为他们(父母)规划子女语言发展的指导思想 [14]。研究发现，子女一辈有更积极的教育意识和更好的英语能力，科技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这可能是两代人对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方法规划产生差异较大的原因。因此后续仅对父母学历与收入对语言意识代际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6. 父母学历与收入对语言政策代际关系的影响
6.1. 父母学历与语言意识的代际关系
分析不同学历的父母与其子女在语言意识上的相关度，得到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的语言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75。高中、中专学历的父母相关系数为0.261，而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母相关系数为0.313。虽然在学历层次最高的本科、大专及以上组中父母与子女在语言意识方面的相关系数是最高的，但高中、中专学历层次的相关度会比高中以下学历的相关度更低，各个学历层次的父母在与子女语言意识方面的相关度相差不大。说明父母学历高低可能不是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继承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王甫勤、时怡雯(2014)对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的研究得到，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 [15]。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期望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子女对自己的学习期望。而在家庭语言政策的代际关系方面，研究表明父母学历与家庭语言政策的继承性不存在正相关，并非父母的学历越高，家庭语言意识的继承度越高。父母学历主要影响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子女是否愿意继承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与父母的学历高低关系不大。
6.2. 父母收入与语言意识的代际关系
家庭语言意识方面的语言政策继承度与父母的学历虽然关系并不明显，却与家庭月收入大小约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各收入家庭中语言意识的代际相关关系，得到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的语言意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38；家庭月收入5000到10,000元的家庭相关系数为0.289；10,000元以上家庭的相关系数为0.331。家庭收入越多，子女与父母语言意识的相关系数也会越大，说明两代人语言意识方面的继承关系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较粗略的正比关系，较高收入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更容易被子女继承。
本研究通过对家庭月收入按照人数进行较为简略的分组得出初步结论，家庭收入与语言意识的代际相关度大体呈正相关关系。家庭压力模型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会带来较大经济压力，引发家庭矛盾及父母负面情绪，并伴随父母教养行为缺失或教养方式消极等现象 [12]。高收入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更易被子女继承，这可能与较高收入家庭中父母语言政策更加积极有关，同时家庭收入与父母的语言意识也存在低度的正相关。具体还存在哪些中介因素的影响还值得进一步分析。
7. 结论
父母的学历和家庭月收入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他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规划。首先，父母的学历和家庭月收入都会对自身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起到较低程度的积极影响。其中父母学历与语言实践的相关度最高，原因在于学历越高的父母自身英文水平也越高，从而更愿意使用英语与子女交流。而在语言管理方面，家庭收入较高、学历较高的父母会更愿意采用多种措施去帮助子女的英语学习，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能力支持子女去英语国家学习英语。
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在语言意识方面的家庭语言政策存在继承关系。在规划未来的家庭语言政策时，子女一辈语言意识会受到父母一辈语言意识的积极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会影响语言意识的代际继承关系，高收入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意识更有可能被子女继承，而父母学历与家庭语言政策的继承性不存在类似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