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的中国音乐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岁月的轮回中，经历了风华又或挫折，在这幅称之为“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一道道斑驳的印记。如果将20世纪中国的音乐放在我国数千年的音乐文化发展长河中进行审视，会发现与以往的音乐文化有着最为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既体现在音乐的创作方式、艺术文化形态方面，还体现在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理论、社会音乐生活等方面。《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见图1)不单单展现出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联系，以及中国人这一百年对音乐艺术不断考证、理性思考的时代精神。作者运用文字、图片、谱例三者相得益彰的叙述方式，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穿插自己的观点与评析，从而将1900年至2000年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一一展现。
Figure 1. On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music history (1900~2000)
图1. 《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
2. 规整有序的勾勒历史——内容架构
(一) 整体结构
作者居其宏先生是遵照史学著作的通行体例架构，以历史学的纵向发展，将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潮的发展历史，按历史时序进行分期记叙，从而化分了八个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区别的阶段，因此本书章节架构也根据这八个历史时期而划分。即：
“重构与阵痛”(1900年~1931年)；
“音乐与战争”(1931年~1949年)；
“创造与思索”(1949年~1956年)；
“‘反右’与‘向左’”(1956年~1966年)；
“梦魇与创造”(1966年~1976年)；
“改革与开放”(1976年~1988年)；
“回流与徘徊”(1988年~1992年)；
“涅槃与腾飞”(1992年~2000年)。
从章节分布来说，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界限，透过音乐文化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的。而我们在八个历史阶段的的命名中能够感受出百年音乐历史的发展紧紧围绕着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而变化着，居其宏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一直本着“政治分期原则”来规范历史的书写，放眼观望20世纪中国音乐的整个发展之路，充分说明“政治因素”对于音乐艺术的影响是极具影响力的，因此这一因素作为宏观语境的存在一直引领着中国音乐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二) 历史分期
从本书的历史分期来看，体现出了居其宏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中史学观念的变通，尤其是整体性的思维，较为显明。“20世纪中国音乐史”这个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打通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之间的边界。由此而观，“20世纪中国音乐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名称和一种分期法则在音乐学界崭露头角的同时，这部著作恰好是这一分期法的史学体系化的学理阐释，也是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撑，有学者认为“这种分期可能受改革以来以文学史等学科分期观念的启发, 进行的学术拓进和创新” [1]，但对于音乐史学研究的现阶段来说，的确称得上是一次大的创新性突破。
（三） 内容论述
从全书翔实丰富的内容来看，经以上论述已知《百年中国音乐史》是通过不同的历史分期来研究这一百年来中国专业音乐的发展历程，因此整本书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和纵向的历史维度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批评、音乐表演、音乐思潮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但作者并没有依照之前著作“大而全”的记叙手法，而是以“创作”与“思潮”作为本书的两条主干展开论述，再由此牵引出其它支线如音乐表演、专业音乐教育的叙述，充分贯彻“突出重点，带动全局” [2] 的音乐史著述写作方法。
就“创作”来说，针对本书所划分的八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专业音乐创作逐一进行列举分析。在书中的前两个章节也就是1949年建国前，是依照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流音乐家们个人的音乐创作来展开叙述，包含了20世纪初学堂乐歌时期与新音乐运动时期代表人物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的音乐创作与贡献，以及在建国前战争时期的聂耳、冼星海、黄自、贺绿汀、马思聪、等人的音乐才华。作者在书中展示音乐家们创作成果的同时又对这些作品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创作历程、社会影响力、美学评价等做出了详细的记述。而本书的后五个章节从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进入到当代史阶段，随着当代音乐更加多元化的发展，作者对于“创作“的论述对象转向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各类体裁和艺术形式，将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一一进行说明，既有大家熟知的声乐作品、艺术歌曲、器乐曲形式，也涵盖了较大型的题材如大合唱、歌舞剧、音乐剧、交响乐等。整本书品读下来，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音乐创作史料方面投入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尽心竭力地搜集、挖掘那些藏于历史尘埃中的宝贵资料，从而再经过作者的笔墨勾勒后以简明畅达的文字论述表达出来，中间配以珍贵的历史存照、乐谱谱例，与文字相辅相成，面面俱到地把我们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样态展现出来。
于“思潮”而言，回眸百年来中国专业音乐在我国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可以说“音乐思潮”对整个20世纪的音乐创作、表演、学术研究、音乐教育乃至中国音乐整体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在本书中给予厚重的笔墨来记述与音乐思潮相关的各种史料。书中对于音乐思潮的研究与记叙包含了三大类型，以音乐创作思潮和音乐理论批评思潮两大类为主，兼及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思潮。第一，对音乐创作思潮的叙述例如开篇所介绍的关于“20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战略”这个历史性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争鸣，简述“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这三种思潮起伏发展的历程，以及详细阐述了20世纪30~40年代在战时语境下以冼星海、聂耳等人为代表的左翼音乐思潮的由来，还有我国回流时期影响下形成的音乐界“反资运动”思潮等。第二，对理论批评思潮的叙述如建国初期就贺绿汀公开发表《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文献所引发的共和国音乐史第一次思潮大碰撞，再如汪立三与“冼星海交响乐的讨论”；关于“马思聪演奏曲目的讨论”；关于“德彪西的讨论”等一系列的理论批判。第三，音乐表演艺术领域的思潮主要体现于声乐表演艺术中的“土洋之争”，可以说这场争论是建国初期音乐界对于如何处理音乐中的“中西关系”问题的第一次观念大碰撞。本书对20世纪开端至新中国初期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近百年内此起彼伏、络绎不绝的思潮争论进行详细的梳理，结合丰富的史料论证来阐释这些“思潮”背后的来龙去脉，并对其深刻剖析及客观评价，把百年来中国不同时期音乐思潮的发展历程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诚然，这部《百年中国音乐史》其内容架构之宏大，历史跨度之广泛，注重宏观的历史线条与微观音乐本体分析的协同发展，从多元化视角来诠释整个百年音乐的历史，理论与例证同时兼顾，包含的名家名作数不胜数，运用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将中国的历史、音乐、文化融合在一起，更加有助于读者们详细地了解这百年来的音乐发展脉络。
3. 史学研究的经典运用——史论结合
目前，关于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著作的已有成果中，对史论关系的讨论上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如“以论带史”、“史论脱节”等，这些史论关系在我国音乐史学界也有着深刻影响。但是，史与论相结合是居其宏先生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对于音乐史的研究，就应该从严格的历史主义出发。而本书优于其他音乐史学著作的地方在于，它不止停留在简单历史叙述的层面，而是加入了很多作者本人对音乐史料深刻的理论阐述与历史评判及分析，并且对每个历史阶段的音乐活动都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判，应该说做到了真正的论从史出。
例如书中对于建国后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中所产生的独特音乐现象——“革命样板戏”作出了多角度的客观评价。作者表示对于这种音乐现象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刻意回避，要将其包含的政治因素进行弱化，仅从音乐艺术本体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科学且客观的分析，可以说“革命样板戏”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发展。因此，用历史的眼光正确的去看待历史是我们作为音乐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条件，而居其宏先生更是登高博见，在宏观语境下注重其音乐艺术的本体发展，并且以音乐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从而对史料做出客观评判。
又如，作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在中国兴起的“新潮音乐”也做出了深度的思考与分析。当时这类音乐在国内引起了音乐思想和审美观念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突破与变革，也由此引发中国当代音乐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阵痛与转型，从而在学术界展开一系列的观念碰撞与激烈争论。居其宏先生在书中提到“新潮音乐”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一个必然的历史文化现象，他不仅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出发来评价“新潮音乐”，同时还从深层次更宏观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作者认为：“‘新潮音乐’的崛起都是从社会、政治、文化和哲学的多重反思起步的，它带给人们审美信息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与同时期其它音乐潮流共同构成当代音乐的多元化格局，这便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期中国乐坛创新意识和文化人格的象征，并在事实上担负起了引领音乐思潮、推动当代创作、重塑中国当代音乐整体形象的任务。” [3]。细细品读下来，如此深刻细致的历史评论将我们这一代音乐学习者又带入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综上所述，此书的史论结合，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上，还体现在对音乐史料的运用上，这是在其它音乐史学著作中很少看到的，也恰恰体现出作者长久以来在现当代音乐研究中一直沿用的学术特色。
4. 相得益彰的记述模式——谱文互证
众所周知，本书的作者居其宏先生在研究音乐史领域多有建树，早前已出版了三部关于中国音乐史方面的著作，鉴于第一部《20世纪中国音乐》出版时间较早，其结构内容缺少谱例支撑不堪为据，而在后续出版的《新中国音乐史》、《共和国音乐史》两部著作中，前者加入了相关图片进行论述，但未看到谱例的身影，后者当中的确添加了谱例但数量相对较少，缺乏全面的论证分析。然而，对于音乐历史的书写与音乐本体的分析是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因此这部《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与是由居其宏先生担任作者，于2014年出版问世的。此书的出版也是依照此前三册书籍作为底本基础，进行了大修大改重新梳理，做了大幅度融合、重组和增删处理。可以看到作者在编写本书时为了加强音乐创作及作品的记述提供谱例论证，结合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具体作品所做的形态描述和分析附列了151条相应谱例，贯穿在八个章节之中，从而使作品记述与分析的比重占到全书的1/2左右。
考虑到本书多涉及各类体裁与规模的音乐作品数以千计，断不能统统附列谱例，因此书中所收录的谱例类型有艺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在中国音乐史学界有一致共识的作品，例如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合唱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协奏曲《梁祝》等，还有以往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的某些作品，如刘雪庵《何日君再来》、郑律成《延安颂》、陈田鹤《山中》、黎锦光《夜来香》等。针对一些尽人皆知或读者熟悉且容易找到的作品尽量不列或少列谱例，对交响乐、歌剧、大合唱一些大型音乐作品均采取某些片段进行展示，力图为读者呈现出音乐创作历史的发展样貌。正如作者本人对此书的定位是：“在20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潮这两个领域，熔作者过往研究及最新研究成果于一炉，并充实了大量史料和谱例，以新的结构形态出现，能够反应出作者近年来在这一论域内最新观点和评价的一部断代史著作。” [3]
5. 结语
20世纪的中国专业音乐艺术事业，在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坎坷，而《百年音乐史》恰恰展现出了纷繁复杂的百年音乐奇观，既有“三四十年代、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音乐大繁荣”的欢乐喜悦；又有“战争时期与文革时期音乐梦魇”的触目恸心；还有“转型时期与回流时期”的徘徊歧路，直至今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透过此书，我们能够真切感知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从对史料的挖掘收集及对各种音乐运动、思潮、现象的梳理分析实属不易，是历经一年多的日夜奋战最终才得以完成。也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又有了更深度的学术见解，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比以往更加丰富且深入；二是在研究维度上横向与纵向的延伸，将其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不断注入到新时期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来。
诚然，具有经典传承的《百年音乐史》尚有些可以再提高之处，一是后新时期针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相关论述可加以扩充，除音乐创作外还有音乐表演、生活等涉及较少；二是本书成稿时间较为仓促，虽有谱例支撑，但对于音乐形态描述与分析的部分较为简略，可作深度分析。
总体来讲，《百年音乐史》全面阐述了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历经沧桑起伏与坎坷的发展道路，满足了学生及音乐爱好者对这一段过往历史的系统认识与理解。对于中国现当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来说，此书具有珍贵的典藏价值，为21世纪中国现当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良好的治学精神和研究史学的方法，同时代表着我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进程不断向前，对当今中国音乐的全面发展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