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作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瑰宝，毛泽东所创作的诗词对外译介和传播历来备受关注。从时间脉络上来看，其英译的历程截至目前为止已长达80余年。相对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和传播而言，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历程堪称漫长。这一方面源于毛泽东诗词自身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已经达到了中国诗词类作品的较高高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代表，进而深受在世界范围内诗歌爱好者乃至其他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学中的杰出代表，基于湖湘文化在思想上的熏陶、行为上的内化以及环境上的感染，进而形成和塑造了毛泽东诗词中心忧世人、百折不挠的主题格调，与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推崇和强调的自强不休、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意识相契合，从而在精神需求层面产生了完美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毛泽东诗词在世界范围内普通民众之中也产生了良好的接受基础。
2. 毛泽东诗词英译的研究现状
英语世界对毛泽东诗词的译介虽然起步于上世纪30年代，迄今为止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译本，但整体而言上缺少系统性，并未出现专门针对毛泽东诗词英译历史、译本质量评价及译介效果的研究，仅有少数译者在译本中增加翻译说明，对自己的翻译过程、毛泽东生平及毛泽东诗词创作背景进行简单介绍，如英国学者迈克·布洛克、英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安妮·费德曼、美国华裔著名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安格尔、美国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与他的华裔同事郭清波、美国学者沃恩等人。从这些国外关于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评介来看，它们的目的并非诗学或美学欣赏那么“纯粹”，正如迈克·布洛克和陈志让在其译本中所言，其一“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另一方面，“毛泽东诗词是诗人独特而丰富的心路历程和中国革命曲折而光辉的历史进程的可靠而直接的证明和艺术化的表述”，故而也成为了解和判断其人其事的重要佐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诗词在英语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国内，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局部和微观的方面，这些研究者主要以翻译研究者和毛泽东诗词译者为主。而毛泽东诗词译者的研究文章主要出现在译著的前言或附录中，不过，也有译者曾在外语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文章。以中国知网为例，在主题词中输入“毛泽东诗词”进行检索，获得相关文献3008篇。以“毛泽东诗词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文献数量为144篇，而主题词设定为“毛泽东诗词英译”时，查阅到的文献数量为128篇。由此不难发现，关于毛泽东诗词翻译的研究仅占毛泽东诗词研究总量的不足5%，而在这些翻译研究中，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占比88.9%。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国内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研究、译本对比、译者回忆与实践总结、综述研究。
其一，在个案研究方面，朱树飏(1981)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林同端《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评介，张粤民(1981)、王天明(1995)、蒋洪新(2003)等对赵甄陶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加以述评，辛申(1987)、叶继红(1994)以及胡德清(1999)对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评价，郑诗鼎(1998)对辜正坤《英汉对照韵译毛泽东诗词》的赏评。这些研究聚焦于个别毛泽东诗词或者个别译者的译诗，实现了毛诗英译研究的深度，但在泛度上略有匮乏；其二，在译本对比研究方面，熊德米(2005)、马士奎(2006)、陈晶晶(2006)、陈文慧(2006)、张智中(2008)、张钰洁(2009)、刘泽权(2012)等对毛泽东诗词不同英译本进行的比较分析；其三，毛泽东诗词译者或这项翻译工作的参与者的个人回忆与实践总结，如叶君健(1991)、许渊冲(1998年)、尹承东(2009)等；其四，毛泽东诗词英译版本研究，如叶君健(2003)、陈安吉(2003)等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版本的考证以及梳理；其五，毛泽东诗词综述性研究，如张智中(2007)，李正栓(2009)、刘明东(2011)、侯齐焜(2012)等。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一般性论文，也有学位论文以及研究专著(仅张智中一人)。这些研究文章或论文存在明显不足，其一，所涵盖的译本数量严重不足，其中涵盖数量最多者为张智中，其专著《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所涉译本数量仅为12个；其二，多集中于译文评价或翻译历程回顾，缺少对译介效果关注。
3. 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历时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毛泽东诗词的对外传播并非起源于英译活动。1957年9月，前苏联莫斯科真理出版社发行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其参照的中文版是国内《诗刊》杂志创刊号所刊登的毛泽东十八首诗词。据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外文版毛泽东诗词集 [1] [2]。不过，这一说法目前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该一论述所针对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结集翻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全译本。不过，早在1937年，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曾出版中国人的老朋友斯诺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书中收录了《七律·长征》的英文版。就严格意义而言，这可以算是毛泽东诗词英译乃至对外传播真正的历史开端。如果从1937年计起，时至今日，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已历经84年的漫长岁月。基于对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的系统对比和梳理，笔者对不同时期的毛泽东诗词英译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根据其各时期的特征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那就是肇始期(1958~1965)、高潮期(1966~2000)、沉寂期(21世纪)。
3.1. 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肇始期：1958~1965
1958年，中国大陆发行的《文学评论》刊登英裔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中文名为白英)两篇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为佩恩英译的18首毛泽东诗词。事实上，这并非佩恩首次英译毛泽东诗词，早在1947年，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John Day Co.)出版佩恩选编的《小白驹：从古至今中国诗词选》(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一书就曾收录了一首毛泽东诗词 [3]。从译诗数量的角度出发，我们依然认为罗伯特·佩恩在1958年的译诗活动正式掀开了毛诗英译的历史大幕。而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无论是海内外，毛诗英译活动并未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总共发行的毛诗译本仅为4部，详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Zedong’ poems between 1958~1965
表1. 1958~1965间毛泽东诗词英译数据统计
从表格中的统计信息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呈现了两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其一，尽管1958年的罗伯特·佩和安德鲁·博伊德&戴乃迭这两次诗词翻译均是中国官方主导的活动，但一目了然的是，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以西方译者为主体，中方人员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译者隐身”的状态。他们更多以组织者的身份居于幕后，仅参与其中的部分工作。其次，这一时期的译本收录的诗歌数量严重不足，其中译诗数量最多的是1965年迈克·布洛克的37首，其余译本均不足20首，这与学界目前最多100余首毛泽东诗词的统计数量相距较远 [4]。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鉴于当时的毛泽东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以及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伟人的形象书写，其诗词翻译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绝非等闲事宜，中国当时的学者和译者均对此持谨慎小心的态度，进而才对外形成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在当时的中国国内“遇冷”这一外在现象。另一方面，这也受到了毛泽东个人主体性的影响。对于自己诗歌的对外流传，毛泽东始终保持着“自谦”和“不重视”的态度——“怕贻误青年，谬种流传” [5]。而他本人更是对自己创作的诗歌始终有“随写随弃”的“不良习惯”，这也是后人对毛泽东诗词具体数量难有定论的主要原因。
3.2. 毛泽东诗词英译的高潮期：1966~2000
时至1966年，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相对于其他在这一时期几乎全部陷入沉寂的文学创作活动，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反而逆流而上，开始在此期间进入了相对较为活跃的阶段，而且这一状态始终持续，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为止。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数量达到了21部之多，详见表2所示：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Zedong’ poems between 1966~2000
表2. 1966~2000间毛泽东诗词英译数据统计
如此密集的译介活动，不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即使是站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视角来看也并不多见。如果仅从译本数量方面而言，相对于毛诗英译的其他时期，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堪称是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的峰值时段。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历史上，也只有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由中国政府官方主导的翻译活动，相关研究也将其称为“官方版本” [6]。纵观1966到2000年的34年间，每隔一年半左右就有一部毛泽东诗词英译本问世，如此密集的频率确实已经远超这一活动的初期和进入21世纪后的时期。而之所呈现如果活跃的态势，无疑与中国国内的时事发展和政治态势等外部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总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明显观察到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的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就译诗数量而言，我们发现译本中收集的诗歌数量出现明显的递增趋势。除了1967年的香港译本仅收录10首诗词外，其他译本的译诗数量均在20以上，文革之后的译本中译诗数量均在40以上。数量的巨大变化说明随着时间的发展，毛泽东诗词数量的统计也趋向全面化和正规化，进而推动其译介的对象更加全面和系统。
其二，这一时期的毛诗英译活动呈现明显的阶段化发展。以1976年为分水岭，其前后分别属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所以如此加以区分，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阶段的翻译特点，尤其是翻译主体呈现了极为鲜明的差异性。在1976年之前，尤其是1966~1976的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诗词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从译者到出版机构主要来自当时的境外。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当时中国陷入动荡，实事消息对外封锁。西方国家急需了解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意图，进而对中国国内的政局和时事加以判断。故此，毛泽东的诗词也就成为了他们分析中国领导人有效素材，这也恰恰印证了在传统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典型的“政治审美倾向”这一说法 [7]。可以说，这一高峰期的前一阶段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明确的政治需求 [8]。而1976年之后，毛泽东诗词英译的主体开始几乎完全转向中国译者，也使这项活动摆脱了政治诉求的倾向性，回归到文学审美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轨道。
3.3. 毛泽东诗词英译的沉寂期：21世纪
在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的高潮迭起后，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的热度开始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开始直至当下，在20余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总计仅发行了5部，其出版活动基本保持在3~4年一部的缓慢频率上加以进行，详细数据见表3所示：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Zedong’ poems in 21st Century
表3. 进入21世纪后毛泽东诗词英译数据统计
相对而言，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活动和对外传播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了一个沉寂的阶段，随着政治审美需求的降低，西方世界对其关注的目光似乎在逐渐消散。尤其是到了2010年之后，在10余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诗词仅有一部英文版问世。2013年，美国列克星敦出版社出版Dragon in Ambush: The Art of War in the Poems of Mao Zedong (《伏龙：毛泽东诗词中的战争》)一书，译者为因戈尔斯。其中翻译和收录了毛泽东诗词20首，这也被认为是截至目前为止毛泽东诗词最新的英译本，“国内尚未出现对该本及美国译者因戈尔斯的介绍和研究” [9]。但就译诗数量而言，我们很难将其称为21世纪毛泽东诗词英译的代表性作品。不过，这20首诗歌均为毛泽东创作于大革命以及土地革命时期的作品，主题的集中性也充分证明作者的翻译动机并非完全出自于诗词的文学审美，更多有一种为写作主题提供史料和素材的倾向。
尽管这一解阶段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相对处于沉寂，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一时期译本收录的诗词数量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2007年，张纯厚在香港发行的译本收录的诗词数量堪称历史之最，达到了114首之多，是距离学界目前宣称的100首毛泽东诗词统计数量最接近的一次翻译活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诗词收集和整理工作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出版不仅有来自中国的机构，同样有来自西方的机构参与其中，不再呈现20世纪中叶后东西方世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进行的发展态势。尽管缓慢，但依然有序。结合当前中国国内官方和民间对于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以及老一辈革命思想与精神新时代解读的需求，我们不难预见，无论是毛泽东诗词的英译还是相关的研究工作都有极大的可能在未来重新焕发生机。
4. 结语
前文对于毛泽东诗词英译历程的梳理尚难以称是充分的数据统计，毕竟还存在众多的选译现象，对于相关的统计工作而言难度较大，难免挂一漏万 [10]。从主题上而言，毛泽东诗词既是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湖湘文化乃至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毫无疑问具有普世性。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华语世界，在读者中都毫无疑问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尽管历史上西方世界基于自身的政治需求而“人为”推动了其译介活动出现了高潮时期，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他们在推动毛泽东诗词对外传播的同时也极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品自身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损害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地位，对西方读者在无形中造成一种误导，将其美学价值人为地导向政治层面。对于这一现象，无论是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还是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我们都应从根源入手，立足于共情的视角和立场，引导读者回归文学审美之本体，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毛泽东诗词乃至中国文学的普世性美学价值体系。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17WLH4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