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阎锡山对促进山西教育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民初山西教育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其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众多教育类型中，国民教育为山西教育发展中最耀眼的明珠，其迅速发展与阎锡山对教育的认识紧密相连。
2. 阎锡山教育思想及阐述
阎锡山所成长的时代正是旧教育趋新而新式教育艰难起步的阶段，社会上充斥着新看法与新观点。阎锡山幼年在农村接受私塾教育，1904年由清政府选送至日本留学，新旧教育与新旧思想的杂糅使阎锡山教育思想呈现复杂性特点。尤其是在日学习期间，眼见西方国家的文明与先进不断刷新其对救亡的认识，并促进其教育思想的形成。1911年10月29日，阎锡山被推选为山西都督，1917年9月又兼任山西省省长，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督军省长，此后阎锡山在山西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推进山西教育发展走向全国前列。
在兴办国民教育的过程中，阎锡山始终将自己见闻与阐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相结合，也正是赴日留学使其对变革产生了深刻认识。作为中国近邻，日本一直为国内所轻视，而当下“日本先觉，维新仅五十年，政治刷新，人民知识，因之增高，一跃而为第一等强国” [1]，这使阎锡山相信自己的国家已落后于世界各国，“阎总结日本之所以比中国进步的迅速，主要是因为政府善于采取动员人民支持它的政策。” [2]。由此，阎锡山主政山西后提倡“用民政治”，以期充分调动民众积极性，稳定山西统治。那为何在倡导“用民政治”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
在编制民国八年度山西省预算时，阎锡山对为何必须加大财政预算发展教育解释道：“不兴办教育，政治推行迟缓；地方施政不为民众理解；无法发挥地方优势，影响经济发展” [3]。这体现出阎锡山兴办教育务实的特点，事实上阎锡山对教育的认识远不止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阎锡山对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教育为人群的生命”、“国民智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要想教自己的儿子好、教他上学校” [4]，阎锡山将教育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结合，不论是军事胜利、政治民主、还是自身生活的需要都需以教育为前提。在“人人皆注重于人才教育，殊不知国民教育，尤为立国之根基” [5] 的认知下，阎锡山将发展国民教育放在人才教育之前，重点普及民众基础教育。
阎锡山指出“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 [4]。通过上学可以提高智识，强健体魄。对父母而言，满足子女四年上学需求是父母的义务，因此又叫义务教育；对国家而言，保障学龄儿童入学是提高整体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对不入学学龄儿童具有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因此又称之为强迫教育。
为了使国民教育在山西得以落实，阎锡山多次强调教育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军事进步的关系，而在阎锡山倡导国民教育过程中，爱国爱群始终是发展教育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
3. 阎锡山教育思想的实践
阎锡山在山西兴办国民教育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因此其兴办教育的最终目的便是救亡图存。
3.1. 以教育为基，促进政治稳定
民国成立后，政治体制虽经变更，但国民整体知识水平并未提升，民众无民主精神与民权意识，对于身边事物漠不关心，阎锡山由此看到“吾人群今日已陷于最危险之地位，生命所系，不绝如缕！其所以至于此者，原因虽多，言其大者，政治程度越出教育程度太远所致” [6]。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达到真真民主共和国的地步，非由教育著手不可，尤非由小学教育著手不可” [7]。基于此种认识，阎锡山将兴办国民教育与培育国民民主精神相联系，培养具有民主共和国精神的国民。此外阎锡山认为“山西不患人才教育之不足用，特患国民教育之不普及” [1]，由此增设国民学校发展国民教育为当务之急。
3.2. 以教育为手段，开民智而助生产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而开发地力、发展经济与国民知识水平密切相关。推行村政之初阎锡山即感到村民知识不足致使政令推行阻碍甚大，即便是兴利除弊亦推行颇难。例如因“人民程度不齐，遇有调查户口之事，往往谣诼繁兴；其甚者，聚众以抗之；否亦相率避匿，不以实告，致碍调查之进行” [1]。此外“以知识而言，如晋省森林矿产等类，几于遍地皆是；然以知识缺乏，致令货弃于地，实堪惋惜” [3]，提升国民知识水平实为当务之急。学生作为生产力，每遇农忙之时往往作用重大，为了使求学与发展生产两不误，阎锡山在发展国民教育的同时倡导家性教育，充分考虑地方情况，要求“遇农忙时，学生请假，教员当详加访查，如系寒家，且无人做活者，不妨酌量情形，给假数日，俾帮助家人做活；其富户子弟，则概不准借端请假，致荒学业各节” [8]。阎锡山倡导的家性教育受到各地认可，调节了农忙与求学的矛盾，上学之人亦因知识更多在农忙时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阎锡山看来“教育为实业之根本，国民道德未成，无公式之信用，虽有资财，亦不能聚；虽有实业知识，亦难成功” [3]。
3.3. 以教育为凭借，强军力而铸军魂
民初，内有军阀土匪横行，外有列强窥伺，凭借武力为立身之本的阎锡山认识到，提高军队整体素质以增强作战能力十分必要。阎锡山在日本留学过程中深受尚武精神影响，耳闻目染日本的环境，使其对军国主义有着强烈认同感，他认为“故苟欲生存竞争于全世界，舍此主义，绝不能也” [5]。1915年《军国主义谈》是其军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鼓吹强权政治与支持袁世凯称帝，多遭人诟病。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对尚武精神的提倡与军国民教育的倡导并非尽是军国主义毒素，而是蕴含自卫的救亡思想。正如阎锡山后来自己解释道：“起初之时，鄙人所标者，系一救急主义；因彼时欧战正在剧烈，东亚岌岌，势将卷入恶潮，我国以积弱之余，于此时欲图自立自存，势非武力不可。及至欧战终了，世界形势大变，于是鄙人所持之武力政策，亦因之稍稍变迁，然自其作法言之，初无所谓变动，而精神上确有不同。如果欧战至今未已，东亚已被波及，则急图自保，当然须急速动作，要用治标之军国主义。今则和平之局已成，总算公理战胜强权，正义人道之宣言，已昭于世界，东邻虽有仍然武装和平之主张，然中国危亡之祸，究较缓于往昔，此鄙人所以列此做好人有饭吃六字，以为施政之目标，亦即省中政象稍为变迁之所由来也” [6]。分析其解释，结合当时情况，不难想见阎锡山所标榜的救急即尚武卫国，在学校教育中对尚武精神予以落实正是其改变民众思想、强健体魄的重要举措。阎锡山亦认识到军国主义只能治标，因此，当国际情形稍作和缓即以“做好人有饭吃”为施政目标。除在学校教育上倡导军国民教育外，阎锡山重视军队素质的提升，认为“民与兵有密切关系，民好即兵好。民好一时作不到，因未受国民教育故” [1]。为此不仅要求山西全民接受国民教育，对于已入军队而未受教育的军人仍要求补习国民教育。阎锡山秉持“非另加国民教育，不能使军队为人格的军队” [1]。可见提升军队能力与国民教育密切相关。
3.4. 以教育为前提，培育学生爱国爱群精神
阎锡山虽然多次强调国民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能认字读报，但实际推行中蕴含着爱国爱家思想的培育以及国民资格的完成。如其指出国民教育的目的“除升学外，必有能读书报看告示通信函之本领……且由此可以增进其生活上政治上之知识能力，完成其国民之资格” [3]。能完成国民资格的国民教育方为有效否则与无教育等同。为此，阎锡山反复强调学生为何求学，从根本上说，求学的目的在于国富民强，但碍于社会知识普及程度低，阎锡山以一种浅近的宣传方式，告诉民众让子弟求学的目的为“做好人有饭吃”。面对民众国家观念淡薄的情形，阎锡山将爱与公道的传递作为改变社会自私自利现状的核心，而“教育就是在人心里开爱及公道的法子” [6]。阎锡山将人心比作地，不施教育则无法培育爱人心与公道心。如其所说“若小孩不上学，就恐难以开其心；心不开，就同地冻的一样；地冻了谷不会生长，小孩心不开，不会有爱人心公道心” [7]。除通过国民教育发挥改良风俗的作用，培养爱国思想成为阎锡山倡导国民教育的重点内容。民初严重社会危机与国人麻木形成鲜明对比，看似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民与民之间的竞争，如一人不能当一人之用，则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将优势全无，阎锡山指出“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 [3]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非大力兴办国民教育不可。
要救国就需进行充分社会动员，为加强民众社会责任感，阎锡山要求官员能“一致主张，将亡国痛苦，随时警告，以启发一般人之爱国心” [1]。为使百姓明白理解爱国心，阎锡山将国与家的联系用通俗易懂的表达为：“一家是各人自己的小家，一国是百姓公共的大家，众人家合起来，才成了国，故名叫国家。……国家二字，是离不开的，总要人人有国家思想，国才能保的住；保的住国，才能有家！” [9]。阎锡山通过会议与走访各县，将此种爱国爱家的思想不断宣传，并以国民学校为中转通过国民教育传递给民众，对唤醒民众产生了巨大作用。对学生培养而言，只有培养出大多数具有国家观念的国民维系社会，社会中才能“人群不死”，增加公道爱国爱家都需此种国民，如阎锡山所倡导的“你们既受国家培养的恩，我盼望你们后日出而应世，总要维持社会，增进人类的幸福，要知国家培养你们的目的，全为社会计，非专为一人计，社会的隆替，国民固各负责，而你们尤该注重‘人群不死’四字，引为终身不可脱离之责任” [1]。
综上可知，阎锡山将国民教育推进视作治理山西的重要前提，基于以上认识，山西督军阎锡山1917兼任山西省长后，通过调查学龄儿童，筹款兴学；广设国民师范学校与传习所，扩充师资；劝导与强迫并用，敦促学龄儿童入学；通过《山西全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保障国民教育分期推进。
但伴随教育兴办亦出现不少问题，1920年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府召开进山会议，对山西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儿童就学路程的远近与村摊款办学成为一项重点议题，面对山西多山，村庄相对分散儿童就学不易的状况，阎锡山等人提出联合数小村为一村，选择适中地方设学，方面儿童就学，而就摊款兴学而言，亦不可因噎废食，不能因人少而不立学办事。要求做到“一方面距离往近走，一方面经费往下走，至恰好时为止” [10]。随后这一方法在各县推广。这反映出山西政府对教育政策的改进，为山西国民教育前期的顺利推行奠定基础。
国民教育最后应达到什么样的成效，阎锡山有自己的看法。在阎锡山看来，部章所定的四年受教育期限实已不能再短，但时间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将国民教成国民教育方为有效，而其目标便是“必须使国民教育毕业后，受此教育者，自己能继续增添知识，方算是成” [3]。正如上文所言使国民可以增进其生活上、政治上之知识能力，完成其国民之资格，通过实施国民教育，有利于山西国民教育的普及与爱国思想的传播。
4. 阎锡山教育思想的影响
阎锡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加之对国民教育十分重视，有力促进了山西国民教育的推进，对山西乃至全国产生了影响。
1911年山西一千一百万居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文盲，1917年阎锡山主政山西后，大力推广国民教育，国民学校数量显著增加，“到1923年山西约有八十万儿童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初等教育，这比其它任何省份所报告的进入初等小学的人数要多得多” [2]。据《第一次教育年鉴》记载，1930年，山西省已受及现受义务教育儿童数达到852678人，占学龄儿童的69.81%，同年上海学龄儿童受教育比例仅为57.93%，浙江仅为31.62%。如表1所示，可见山西国民教育发展使山西受教育儿童数量显著增加。无怪乎陶行知1925年即指出“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1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receiv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otal school-age children in Shanxi Province, Shanghai City, Jilin Province, Chahar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and Hebei Province in 1930 [12]
表1. 1930年山西省、上海市、吉林省、察哈尔省、浙江省、河北省已受及现受义务教育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百分数比较表 [12]
此外，山西国民教育发展亦得到北京政府肯定，鉴于山西实施国民教育取得巨大成效，1920年北京政府以山西办理国民教育办法为蓝本制定义务教育法规，以山西为典型，在全国进行推广。
但我们也应看到山西国民教育发展局限性，在经费的筹措上，为保障国民教育的顺利推行，山西各级政府分级筹措经费，但终归取之于民，这为农村带来了沉重经济负担，并制约教育发展。且阎锡山作为主政者，能否使教育政策一以贯之十分重要，尽管阎锡山多次强调“普及教育，就是想把这桀骜的化为善良，怠惰的变为勤劳；学校中多一好学生，家庭中便添一好子弟，社会上也就添一好国民” [8]。但在其虚荣心得到满足后对教育督促力度明显下降，加之中原大战前后，阎锡山将重心转向扩军备战，教育发展受挫。
5. 结语
作为民初山西主政者，阎锡山秉承“用民”理念，推行“六政三事”、发展国民教育，不仅使大量失学儿童得以入学，而且通过爱国爱群观念的传播，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因此受到各省推崇，获得“模范省”称号。尽管阎锡山最终目的是以维护统治为核心进而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山西教育近代化，这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对当下仍有借鉴作用。
基金项目
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民国时期山西‘国民学校’兴办研究”(Hys202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