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效能是否能提升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Whether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 Can Improve Residents’ Happines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5 Data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感得到了较大提升。这篇论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会治理效能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研究发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与居民获得幸福感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为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需要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法制化方面，突出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的法制化建设；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上，要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小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quality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happiness of resident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is paper uses the 2015 survey data from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of China (CGS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resident happiness through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galization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residents’ happiness;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nd their happiness. Therefore, we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residents’ sense of happines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leg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highlight the legal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market order;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highlight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reduce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1. 引言

目前，居民对于幸福感的讨论经常出现在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幸福感的追求也越来越深刻。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物质需求，逐渐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神层次的强烈诉求。具体体现为对于“民生三感”的需求上，也就是幸福感、安全感以及获得感。幸福感是民生三感中最必不可少的一环，也可以说安全感和获得感是评价幸福感程度的两项指标。总的来说，幸福感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心理状态，受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对于社会环境总体运行情况，以及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和自己过去的生活相对比的一种心理状态，可以说是评价居民对社会满意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是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得到相应地升高，而是陷入了“幸福停滞”的增长困境，1990~2005年间，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在趋于下降，2005后才出现回升 [1]。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环节。本文对社区治理效能是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科学、有效地评估，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社区治理现状，寻找我国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和不足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对社会治理效能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旨在为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幸福感

目前关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居民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和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测量。首先，在幸福感的界定上，Wilson W R (1967)基于当时的数据得出结论，一个幸福的人具备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外向等特质 [2]。Diener E等(1999)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广泛的现象，是对人们的情绪反应、领域满意度和对生活满意度的整体判断 [3]。邢占军(2011)认为幸福感是快乐感、满意感和价值感的有机整体 [4]。其次，在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测量上，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个体属性对于幸福感有显著的响，如王恬等(2018)提出人们的阶层、收入、年龄等个体因素会影响获得感，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感 [5]。王鹏(2011)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居民幸福感 [6]。外部属性对于幸福感也具有重要影响，如黄永明等(2013)得出人们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对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 [7]。李涛等(2011)认为不同的住房类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8]。

2.2. 社会治理效能与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治理效能是指社会公众对我国社会治理效果的认识、评价和期待。在对于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的选取上，王浦劬(2014)提出社会治理主要涉及内容包括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和秩序、社会保障和福利、社会组织、社区管理等等 [9]。俞可平(2012)认为中国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包括了六个基本维度，分别是：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 [10]。张欢(2014)提出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社会治理的公平感、社会服务的满意程度和对社会环境的认可 [11]。

本文总结概括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应包含两大部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以此来进行社会治理效能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在社会治理效能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方面，陈刚等(2012)采用了(CGSS) 2006年的数据得出政府办事效率、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 [12]。汪连杰(2018)运用了(CGSS) 2013年的数据发现，社会治理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 [13]。梁思源(2021)运用河南省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调查数据得出，公共服务能够增进居民的幸福感，并且对于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为明显 [14]。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活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因此社会治理在增加居民幸福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设：

H1：总体来说，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H2：总体来说，公共服务满意度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3.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的调查数据，该抽样设计采用了多阶分层的概率抽样方法，其调查面积覆盖了中国大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该调查数据的主要原因有：首先，问卷中含有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本文使用该问题的答案来测量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这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符合。其次，调查问卷中还包含了研究对象对于社会治理效能的相关变量，如居民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评估和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3.2. 变量介绍

3.2.1. 因变量：居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社会治理效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的问卷设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由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测量，选项按照李克特五分法的原则，赋值为1~5，1为“非常不幸福”，2为“比较不幸福”，3为“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为“比较幸福”，5为“非常幸福”。

3.2.2. 自变量：社会治理效能

通过对社会治理效能进行文献综述和以及总结归纳，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应包含两大部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基于CGSS2015问卷设计，将上述指标精细化为具体问题。在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方面，由问题“您认为在以下各个方面的社会治理工作中，依法办事的水平如何？”来测量，包含城市建设的治理、社会治安的治理、市场秩序的治理等三个维度。选项按照李克特五分法的原则，赋值为1~5，1为“非常低”，2为“比较低”，3为“一般”，4为“比较高”，5为“非常高”。在公共服务满意度方面，由问题“您对我国目前公共服务总体上在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来测量，包含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等三个维度。选项按照李克特五分法的原则，赋值为1~5，1为“非常不满意”，2为“不太满意”，3为“说不清满意不满意”，4为“比较满意”，5为“非常满意”。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把“不适用”“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本设为了缺失值。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个人全年总收入和户口状况等6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和户口状况设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其中男性为1，女性为0；汉族为1，其他为0；党员为1，其他为0；非农业户口为1，农业户口为0。主要变量选取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meaning

表1. 变量含义

3.2.4. 模型假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社会治理效能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线性回归模型中，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先引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个人全年总收入和户口状况)，再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的三个维度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的三个维度分别引入模型，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独立关系，最后将所有自变量引入模型中。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逐步清晰。

$RE{P}_i={\beta }_{1}S{G}_i+{\beta }_{2}P{S}_i+X^{\prime }\gamma +u_i$

其中， $RE{P}_i$ 为因变量，代表居民幸福感。 $S{G}_i$ 、 $P{S}_i$ 为自变量，分别代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X^{\prime }\gamma$ 代表控制变量， $u_i$ 代表随机扰动项。

3.2.5. 描述分析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治理效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表2可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 87，说明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大多数居民感觉在生活中比较幸福。在社会治理效能方面，居民对于城市建设的治理、社会治安的治理、市场秩序的治理、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程度的均值都大于3，说明居民对于这些项目倾向于满意。但是，对于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均值小于3，说明居民对于这个项目倾向于不满意。社会治理的部分方面还不甚乐观，政府还需要加强社会治理的能力。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本文自变量为多个变量，故采用SPSS软件对前文设定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先以控制变量为基础模型，逐步纳入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两个变维度，最后再进行全样本线性回归。构建了4个嵌套模型来检验社会治理效能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经过整理后数据结果见表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3. 社会治理效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结果由SPSS软件所得。

4.1. 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模型1中，大部分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及受教育程度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出生日期越小，年龄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每增加1岁，主观幸福感会增加0.002倍；女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比男性居民要高0.055倍；政治面貌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党员与非党员相比较，党员的主观幸福感比后者高0.019倍；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学历每增加一个级别，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增加0.032倍。说明高学历群体的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民族、个人全收入和户口状况等其他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二中，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引入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这个维度。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个人收入及受教育程度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政治面貌的系数变大，说明政治面貌对居民幸福感的解释力增强。社会治安的治理法制化水平和市场秩序的治理法制化水平两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这个维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尤其是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的法制化水平对于居民的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说明社会治理的法制化水平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高，验证了假设一。但城市建设的法制化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有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进行分析，来说明隶属于社会治安范畴人身安全感和财产安全感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美好生活，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15]。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宏观上的“法律”和微观上的“规章制度”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非常重要的。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治理的法制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美好生活。

4.2.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三中，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服务满意度这个维度。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及受教育程度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相比于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政治面貌的系数变大，说明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政治面貌对居民幸福感的解释力增强。在模型三中，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和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程度的满意度这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和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程度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进一步说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于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即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验证了假设二。由模型三可以发现，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其余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与对居民获得幸福感之间仍有一定差距，但是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中西部公共服务资源的投入。

公共服务是公共部门运用公共资源，为满足公众需求所提供的服务。分为有形的公共服务和无形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与居民获得幸福感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地区财力的收入与支出情况，发现我国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方面存在较大的横向差异。比如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远远高于西部落后地区 [16]。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能力存在差异。财政收入能力是指不考虑不同地区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成本和需求的差异，只考虑横向上不同地区财政收入的能力 [17]。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地方财政的富裕程度，横向间的收入差异导致了支出差异，从而导致了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说明提高国家统筹能力对于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治理效能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总结归纳，认为应该包含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两大部分。研究发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验证了两个假设。公共服务满意度维度下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呈现负相关，但并不显著。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有所不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就越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和公共服务获取的便利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的影响。其中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呈现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说明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与居民获得幸福感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5.2. 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人民群众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正如马斯洛所提出的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关注的是从生理需求到精神需求的转变。幸福感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方面，反映了居民对于社会治理的需求与看法。因此在提升居民感受、完善政府社会治理服务过程中，可以结合上述影响因素，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提升。

在社会治理法治化方面，突出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的法制化建设。社会治安的好坏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而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出台的很多文件和政策都与社会治安有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对社会治安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加强和改进社会治安治理，为居民安全提供坚实的安全屏障，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市场秩序在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如在加强食品安全、补齐住房短板、营造公平的市场秩序、稳定物价等方面。

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上，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要制定因地制宜的公共服务政策。公共服务不均衡的状况表现出时期上的纵向和空间上的横向的特征。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分配以及公共利益平台搭建时，应该差异化对待公共服务问题。其次，公共资源的供给要与经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公共服务发展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支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治理作用，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最后，重点关注人口增长同公共服务之间的内在联系。公共资源供给要基于人口数量的变化随时作出完善，来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与人口数量的增长协调发展，最大程度减轻因为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而对公共服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应该高标准、高要求。从整体的数量层面提高到人均服务层面，要重点关注中国人口基数较大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产生的不良影响，确保每个公共资源供给呈现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从整体上制定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标准，实现横向上均衡精准发展，尽量补齐纵向上的发展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