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新冠疫情造成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重新开始抬头，对和平与发展造成极大不良影响。面对中美进入深度博弈、外部市场萎缩，外部需求和供给能力都严重下降，迫切要求我国转变出口主导型发展方式。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由暂时停滞到进入低谷再到逐渐复苏的几个阶段，GDP在1到3月为−6.8，GDP出现负增长现象。在此情况下中国急需调整发展格局，寻求在应对疫情和发展国内经济之间的平衡，使经济快速、稳定地复苏和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必要和有条件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增强自身供给能力，协调供需发展，降低对外依存度。
2. 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新发展格局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面对新的国内外环境，新的历史任务下的必然产物。构建新发展格局属于社会再生产范畴 [1]，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不畅通，经济效率低。经过改革开放，体制机制的改革恢复了市场的活力，通过以出口为导向，资本大进大出的主要措施，形成了国际和国内的两个循环。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我国大量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外的消费需求 [2]。但是全球外贸的“蛋糕”是相对固定的，中国如果一直靠外贸拉动经济必然会激化国家之间的矛盾、增加国际贸易的摩擦。并且，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外需大大减少，我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必须要通过本国的消费来消化，这也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2.1. 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结合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现实情况所提出的。马克思认为，资本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形式” [3]。第一阶段(G-W)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做准备的阶段，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生产手段，形成了由货币额到商品额的转化。第二阶段(W… P…W’)是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这一阶段资本家将购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中，从而生产出商品，这个商品的价值含量大于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这一阶段是资本发生机能的阶段。第三阶段(W’-G’)是销售阶段。这一阶段资本家将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使商品再次转化为货币，即资本实现增值。在资本循环中，由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这种转化使资本变成物质形态，这个形态只有进入消费领域才能继续流通。也就是说如果生产到消费中间的环节出现堵塞、断裂的环节，商品就无法完成跳跃，经济循环就无法完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种循环如果独立存在就无法完成最终的转化。
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国内资本循环要顺利进行，关键是要完成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如果出现产品过剩会导致循环无法继续。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有效匹配是循环能够顺利进行的有效保证，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时则会导致循环的终止。在供给端，保证产业链的完整性对供给侧的长效输出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国独立自主的掌握核心技术，防止外国制裁。这就要求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减少对外依存度。在需求端，要保证市场的活力，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增强人民的购买力，从而确保供给和需求能够达到动态平衡，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基于马克思的产业循环的理论基础，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疏通流通体系中的堵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同国际大循环接轨，使中国的经济体系“活”起来，使中国的流通体系“畅”起来。是为了中国经济能够突破现有阻碍，解决困点难点的重要指导策略。
2.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发展格局的历史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国内缺少资金，缺乏资本，人民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从国内的角度来看，计划配置资源无法支撑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价格机制也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 [4]。1979年，全国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大调整”，协调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开始纠正了建设初期“洋跃进”的错误，为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世情国情准确把握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经济社会过去一直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没有和国外市场衔接起来，经过改革开放逐步由内循环转向内循环和外循环有机结合。经济特区的建设也进一步打开了外循环的窗口，通过引进国际资本，国外核心技术，国外优秀人才等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轨道相连接。
我国的学者在强调外循环的重要性时也提出了要增强国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陈少斐指出：“我国在强调‘外循环’的同时，应兼顾一定比例的‘进口替代’和国内市场，即‘内循环’。” [5] 在对待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问题上，大部分学者都表明了要重视国内大循环，以内推外，而不能只重视国外市场，本末倒置。历史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搞封闭，不能“独善其身”，终究会进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随着本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界限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扩大至全球范围。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要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掌握核心技术，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2.3. 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
从国内角度来考虑，在疫情的影响下国内有效需求减少。2020年末，CPI出现连续环比负增长，12月CPI同比才由降转升，全年CPI同比上涨2.5%，在2021年出现环比连续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从国外角度来考虑，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下降5.6%，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最大同比降幅。欧洲央行预计2020年的失业率为9.4%，国外市场萎缩。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其中在高端制造业上施加主要压力，从第一阶段的13%到第二阶段的41%，再到第三阶段的46% [6]。
在国外形势紧张，国内发展受阻的“内外夹击”之下，中国迫切的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7] 由此可见，新发展格局是在新时代下面临新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下提出的战略举措，为大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向指明了奋斗目标。
3. 新发展格局实现路径的主要内容
新发展格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以扩大内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结构性潜能创造新需求，提高国内自主创新力、配置力，深化供给侧改革以实现高质量供给引领，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形成的强大的、开放的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循环，发挥比较优势，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使“内循环”和“外循环”形成互联互通的有机系统。
3.1.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强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耦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大链条，激发生产活力、畅通消费链条、完善分配环节、扩大流通领域，解决制约国内市场繁荣发展的难点堵点，构建完整的内部循环体系。循环不是闭环，而是在外部系统开通状态下的循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扩大内需。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总需求(AD)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给定的价格水平上人们所愿意购买的产出的总量，也即所有生产部门所愿意支出的总量。它包括：消费(C)、国内私人投资(I)、政府采购商品与服务(G)，以及净出口(X) [8]。即AD = C + I + G + X。
Figure 1. The 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demand
图1. 总需求的构成
Figure 2. The movement of the aggregate demand curve
图2.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
由图1所示，总需求曲线由四个部分组成。当价格水平为P时，我们可以看到C、I、G和X分别处于什么水平，它们的总和为GDP或Q。这一价格水平上的四项支出流量之和，就是该水平上的总支出量或总需求量。所以，总需求会随着这四项支出流量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可以将决定总需求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可以控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另一类是外生变量或由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框架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变量，比如技术进步、战争等等。在国家经济发展重点进一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阶段，除外生变量的影响之外，要扩大总需求政府需要实施合理性政策。在货币政策中，若增加货币供给会使利率降低，从而增加投资和耐用品的消费数量，最终会使总需求增加并使AD曲线向外移动，如图2所示。在财政政策中，购买性支出直接构成总需求，减税或扩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将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导致消费量的增加。总需求的变动以及国内经济的发展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调节下作用的，二者要宏观调度。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时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加大新基建投资、发行地方专项债、加大对市场主体的减税力度、扩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 [9] 来增强国内经济的驱动力。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贷款利率，增加贷款额度、再贴现额度来加大金融支持和补助。在宏观政策调控之外，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着高质量经济发展，从供给侧发力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重大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产业革新、企业创新，以创新为核心推动由低端供给到中高端供给的转型，从宏观上调控供给质量、数量从而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提升消费欲望。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高生产力水平，通过引进和培养人才加强对核心技术的掌握。继续优化就业政策，改革用人机制，增加工作岗位，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3.2.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大循环是在全球的开放系统中进行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要封闭起来与国际环境脱节。全球化仍是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不是要脱钩而是要更开放。尽管有些大国频频制造与中国的摩擦，但并不妨碍外资机构积极进入中国市场。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政治因素造成脱钩，资本的力量会有趋利性，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互信互利、开放共享的国内外市场。进入新时代，我国所处的整体环境发生变化。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改变，更突出的问题不是发展速度慢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解决的是创新问题、生态环保、农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从国外的角度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各国如何处理疫情，处理的结果如何也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变革。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彰显中国优势，掌握话语权。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要把握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发展目标。这种开放是能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是适应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的开放，是能够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开放，也是在确保经济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等安全问题下的开放 [10]。利用好“五眼联盟”的裂缝，在维护中国主权、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做好外交工作，在贸易策略上讲究灵活变通又要坚持底线思维，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内产品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国际上打造合作的新优势。人民币国际化是发展的战略方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利好的支持。要减小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构建足够开放、经济规模足够大的经济体系，使人民币在国际上使用的可能性增大；推动构建更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为人民币的流通构建载体。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性的任务，需要一系列的政策相互配套。总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总体布局、渐进推进，协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
3.3. 全面促进消费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全面扩大消费，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根基。消费是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环节，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与“压舱石”。中国强调扩大内需，增强本国消费能力，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是我国在疫情影响和全球经济发展低速的情况下作出的重要研判。作为超大体量的经济体，中国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来完成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所以提升本国消费水平、全面扩大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举措。我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每年都在上涨，最终消费率在2019年达到55.4%，低于发达国家的80%左右。从分配的角度来看，导致消费水平低，消费动力不足问题的重要原因包括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的比例不适当、社会分配不公平，体制的不适配性等方面。人民的收入水平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人民在消费中也存在后顾之忧，在这样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人们消费欲望减退，中国的消费是无法完全释放的。
全面促进消费关键在全面，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来辩证考虑。在需求方面要挖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农民为例，如果落下这一群体，国内的循环是无法畅通的，而农村消费也是我国消费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民可以做城市人不愿做和做不了的事情，所以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要让进到城市里的人和想要进到城市里的人都参与到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中来。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民生保障标准，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向都要有更全面的公共政策来发力，解决人民不敢花钱的心理。从供给端来看，扩大消费首先要构建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体系。随着人民消费向着“美好生活需要”转变，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需要继续优化服务结构，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在产品方面，要以打造高水准高质量品牌为发展方向，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强化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使消费更绿色、更健康、更安全。在流通方面，要健全现代物流体系，在疫情期间加强对无接触物流方式的开发和应用，既注重成本节约又要确保安全高效。
3.4. 拓展投资空间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扩大内需的动力。投资一侧连接供给一侧承接需求，从资本投入的角度看，投资是形成供给的重要机制，从投入资金的购买行为来考虑，投资又组成了需求的一部分。合理拓展投资空间、扩展有效投资路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推动企业投资、对外投资和政府投资三者有机协同发展。企业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核心产品的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以满足人民对产品的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在产品全球化的时代企业也要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打造品牌优势，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体现企业价值。在对外投资方面要一安全性为前提，强化风险控制机制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在2020年12月30日，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谈判的完成正是欧洲对中国市场发展潜力和前景的认可，中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也给欧洲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以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在中欧相互投资中将会有更亮眼的表现。
在政府投资方面：一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公共基础设施，农村农业发展，生态绿色环保，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政府要重点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协调结构关系，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引导社会资金向这些基础领域流动。二要通过推进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建设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为“内循环”注入活力。推动基础性建设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是在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不断深入、我国逐步迈入数字经济社会的5G时代下做出的重要判断，也是疏通“双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堵点的重要措施。在基础性建设投资中，重点以畅通交通内循环，强化构建国家水网电网，推进科研领域设施配套，加强航空航天技术创新等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为发展方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在制造业投资中也要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在半导体、新材料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在制造业领域要推进自主创新，减少对外依存度。
4.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时代变化和发展，是基于中国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发展环境和前景方向等全方位考虑作出的重要研判，通过统筹规划国内外两个大局，使中国向着更高质量、更全方位的发展，使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满足，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4.1.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新发展格局以辩证的角度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来考虑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新性应用。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僵化的只考虑国内社会，不是“闭关锁国”式的循环发展，而是考虑到了国内循环仍然是处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环境中，是开放的、灵活的循环，是通过国内大循环来推动国际大循环，使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能够连接起来，更好的利用和分配资源。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形式也十分紧张，引进外资的难度加大，预计达到的投资金额不足，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强调“以内推外”的发展方式是对现实问题的最合适的解答 [11]。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等等的发展中，整个世界都被联系到一起，中国无法“独善其身”，要以主动的姿态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好的把握国际市场的机遇。另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科学指导，国内和国外的循环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但如果不抓主要矛盾就容易忽视根本问题，要确保国内大循环的活力和动能必须有所侧重 [12]。“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指引我们掌握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的船舵，我们从党情、国情和世情出发，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案。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以最实际的社会情况为依据，使理论创新有支撑点。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发展。
4.2.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是党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适应发展方向，是为了指引全局的“指挥棒”。新发展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新时代面临多种挑战下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协调融合在一起，相互贯通、互相补充，给指导新发展格局下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可能 [1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素市场配置不合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供给侧结构存在短板，市场主体活力不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国内国际两大循环，更要求了在新发展格局下打通阻碍国内国际循环的制约点 [14]。如何增强科技创新的实力，如何高质量高效率的协调发展，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如何继续安全扩大对外格局的开放发展，如何保证全体社会公民享受发展成果的共享发展都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应进一步回答并需要做出改变的方面。而新发展格局从各个环节、部门和领域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上对新发展理念进行了深化和提升。新发展格局要求进一步扩大我国内需潜力，提升供给体系的适配性、需求的牵引性，将创新体系补充扩展到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的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各种机制体制上都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力，扩大对外开放的格局，以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引，确保安全开放，安全发展；完善共享共建的社会管理制度，让人民也参与到治国理政中来。所以，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是在新时代更好的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重要论述。
4.3. 新发展格局理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坚持和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要加大发展步伐，更要确保发展的安全。在维护好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秩序的基础上，也要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安全性贡献中国力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表明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确保本国经济安全有序的发展，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性，强化市场监督，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维护全社会的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5G技术的发展下，网络安全也是安全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要对核心技术、关键信息加强防护力度，加强网络安全的“防火墙”建设，完善网络预警机制，保证信息安全。要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视国外市场的发展潜力，维护安全的外部环境，构建安全可靠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吸取外国优势，应用到本国的创新发展中，提升本国核心技术的竞争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疫情的影响下，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更要求全党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不能盲目激进的只追求速度，只一味地扩大开放，而是要合理研判时事，稳扎稳打的做好战略部署，增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和应对风险挑战的准备。
4.4. 新发展格局有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波云诡谲，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有抬头的趋势，同时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有衰退的趋势。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升中国的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对核心技术的开发、创新和应用的能力，增强经济的发展动力，使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增高 [15]。中国保证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维护了国内的社会稳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保证了整体的世界发展环境的稳定性。中国以扩大开放的姿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捍卫多边主义。在开放中协调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中国构建的新发展格局，不仅大力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循环，提升供给体系与需求升级的适配能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样更广阔的市场机会，这对于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繁荣，带动更多生产要素流动与合作，有助于稳定当前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减缓产业局部收缩的不利影响。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发展存在隐患和危机的时刻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为了世界和平稳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书写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结语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中提出的指引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又好又快地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并不是推翻之前的理论和方针，也不是为了应对疫情提出的短暂措施，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应始终坚持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进方向，也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及时地调整。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坚实的内部循环系统，没有开放自由的外部循环系统，就无法保证一个国家长久、稳定的发展。我国要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国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内外兼修”，“以内推外”，最终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
基金项目
“复兴与共享：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内涵研究”(L19N5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