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认知语用维度框架下中英致歉语对比与分析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polog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ross-Cultural Cognitive Pragmatics
DOI: 10.12677/ML.2021.96195, PDF, HTML, XML, 下载: 501  浏览: 1,357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崔玥莹, 李丽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关键词: 礼貌用语致歉语认知跨文化语用Politeness Language Apology Cognition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摘要: 在全球化盛行发展时代下,跨文化交际避不可免,其中礼貌语作为语用交际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对推动交际活动的顺畅开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交际者在交往活动中所使用的礼貌语可以映射出其背后受文化氛围影响的礼貌认知。道歉语则是礼貌交际中最为常见的语用表达之一,是冒犯者做出破坏人际关系和谐的冒犯行为后,意在重建和谐人际关系以进行的弥补性话语行为。本文运用杨文慧学者建构的四层礼貌认知理论框架,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分别从普世、公民、职业、个人认知层面评定礼貌言语,对中英致歉语篇进行对比与分析。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inevitable. As a crucial link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polite languag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e polite language applied by communicators can in some way reflect their polite cognition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Ap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languages in polite communication. It can be seen as the compensatory discourse behavior used by the offender to rebuild the harmon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fter committing offensive acts. Employing the four-layer politeness-cognitive theory framework constructed by Yang, this paper aims to evaluate polit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mak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apology discourse from universal cognition, civil cognition,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cognitive dimensions.
文章引用:崔玥莹, 李丽华. 跨文化认知语用维度框架下中英致歉语对比与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1, 9(6): 1431-143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6195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交往日益紧密、跨文化交际活动日趋兴起,政治协商、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愈发频繁。而在这种国际高频交往的背景下,能否掌握跨文化交际语言成为影响跨文化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及地区文化指导下的交际行为也不尽相同,因此,正确了解交际国家的文化背景不仅有利于拉近双方距离,更有利于推动双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顺畅开展。而礼貌语作为言语交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跨文化语用学、认知学下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对礼貌用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同的文化语域下对于礼貌的认知和理解必然会存在差异,因而影响其礼貌指导下的交际言语行为。中国一直被冠以“礼仪之邦”,孔孟荀三大家也曾对“礼”进行诠释,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恭敬之心,礼也”“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从个体到国家都论述了“礼”的重要意义。在英语文化背景中,对“礼”的诠释则更注重于个人本身。因为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价值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礼”交际行为往往是出于满足个人需求或实现自我价值。礼貌,作为文化修养和语言文明的象征,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语言价值观的体现,也是解读交际者语用态势与礼貌认知过程的重要依据 [1]。

本篇研究基于跨文化语用交际视角,进行语料分析的实证研究,选取中英致歉礼貌语篇,探讨文本中的致歉话语及其背后的礼貌话语认知维度分析。

2. 礼貌话语下致歉语的认知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于礼貌话语在语用学、认知学、社会学视角下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在国外的研究中,早期Grice的合作原则及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为礼貌用语后来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Leech [2] 提出了礼貌原则,将其划分为六大准则,即: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Leech作为唯一一棵礼貌研究常青树,其语用语言理论与礼貌研究的经典语用视角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视角皆有所互动 [3]。Brown & Levinson [4] 出版相关礼貌学著作并阐述“面子观”理论,进一步推动了礼貌的相关研究,涌现出一批新的学者就礼貌的准则、交际原则、策略选择进行深入的探讨。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对礼貌的研究从外在实现转到礼貌内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Watts [5] 对通俗意义上的礼貌和社会语言学科中的礼貌进行了分类,将礼貌分为一阶礼貌和二阶礼貌。Eelen [6] 进一步探讨二者异同性,论述一阶礼貌是为社会成员共知的礼貌表现与行为,而二阶礼貌是理论层面对礼貌的抽象概括与评介。而后Watts在其著作《礼貌》中针对Brown & Levinson的面子观进行驳斥和批判,认为对于礼貌理论的研究不能仅关注于面子威胁行为的减轻和避免,同时也要注重对于礼貌的感知。同时,Watts认为一阶礼貌是任何语言中相互合作的、考虑他人行为,即“世俗的或外行的礼貌概念”;而二阶礼貌是指在任何社会文化语言中、不考虑时间和地点因素的、“理想化的、普遍的、科学的礼貌概念”。

国内语用学的研究相对较晚,在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正式确立其学科地位后,中国学者才开始将语用学作为研究对象之一。而针对礼貌话语的研究,我国的学者主要围绕Leech和Brown & Levinson提出的礼貌理论和原则展开分析和研究。刘润清 [7] 对Leech的礼貌原则及其准则首先进行论述,概括了礼貌原则在语用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徐盛桓 [8] 在Leech的礼貌原则基础上提出新构想,对礼貌策略的运用进行新的阐释,包含积极策略,即说适度谦让、尊重或客气的话和消极策略,即说适度中和的话。同年,顾曰国(1992)将礼貌原则在汉语言的框架下进行重新解读,提出对汉语具有普适性的礼貌原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此后,我国许多学者也开始修正和补充礼貌原则,钱连冠(1997)提出十一种礼貌的语用策略,索振羽 [9] 提出“得体原则”共包含三个准则:礼貌准则、幽默准则、克制准则。汉语言领域的礼貌原则探究逐渐成为中国学者语用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道歉作为常见的礼貌现象之一,在语言交际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不少学者对致歉内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Goffman指出道歉语属于一种语言上的弥补性行为,即冒犯者做了破坏人际关系和谐的冒犯行为后做出的意在重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补救性行为 [10]。Brown & Levinson谈及道歉行为与面子的关联,认为道歉可以挽救听话者的面子,同时损坏说话者的面子。近些年来国内针对道歉言语行为的研究数量较多,但彼此关联性较小。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致歉语用策略方面,李志君等通过统计分析工具对汉语和英语中的道歉策略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中道歉言语行为实现存在一些普遍特征,但同时受语言结构、文化价值观和礼貌概念以及情景冒犯程度影响,两种文化在部分道歉策略使用模式、具体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上存在差异。近些年来,国内对于致歉语的聚焦开始转向社会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邓兆红等以中国的地域差异为影响因素,从冒犯严重程度、权势关系和社会距离三个维度考察不同地域的交际者对于致歉必要性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李梦欣等(2019)立足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以道歉行为为例,探究和比较当代大学生对特定交际情境中的道歉行为的认知,比较男女大学生对道歉必要性和道歉郑重程度的看法;孙安琪以中西方影视剧为语料,比较中西方在道歉语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国内对礼貌行为下的道歉研究较为广泛,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由于语料的收集和分析基本局限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国内外学者难以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对其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跨文化视角下致歉语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另一方面,鲜有学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对礼貌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在认知语言学中,礼貌原则还有待于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能够对礼貌语用进行全面评析。杨文慧开始尝试将礼貌置于认知语言学分析中进行实证研究,在分析语料的基础上将语用认知维度分为四个层面:普世认知、公民认知、职业认知和个人认知。该分析理论体系的提出为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分析礼貌语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相当的借鉴性。虽然礼貌认知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具有差异性,但对于礼貌言语评定的理论框架和参照体系应是共通的。因此,本篇研究在杨文慧学者四层语用认知维度基础上,对于礼貌致歉语语料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探析致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认知及语用异同。

3. 致歉语认知维度的跨文化对比分析

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得体全面的致歉语应包含四层认知语用,首先是致歉者所表达的致歉意图,体现普世性的礼貌认识;其次是致歉者语用背后的文化意识,体现独特性的文化内涵;再次是致歉者语用中所体现的职业意识,体现规范化的集体观念;最后是致歉者的个性化语用表现,体现多元化的个人特质。

首先,第一层认知维度是“普世认知”,指在不同文化语境当中,交际者在致歉语用问题上存在相似的认知和推理。在一阶礼貌层面表现为,交际者采取易于使用和接受的惯性言语行为,其表现出的致歉在文化上具有共通性和同化性。在普世认知层面,致歉语往往具有极为相似的语用内涵和用法。无论在汉语文化还是英语文化背景下,当交际者做出冒犯他人的行为时,想要弥补调节受损的人际关系时,都会采用最广泛使用和接受的致歉表达。从对待道歉的态度上看,中英都视道歉为一种美德,英语中常使用“I’m sorry”和“Excuse me”,而汉语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抱歉”“对不起”,都是中英语文化中乐于为人接受的表达方式,其表达出的致歉内涵是为交际者所共享共知的,这些致歉语用具有一定的范式和普世性。在二阶礼貌层面,则体现较为抽象的大同式语用观,不同文化下的交际者有“普世”性的礼貌认知和礼貌语用策略。

其次,第二层认知维度是“公民认知”,指在同一社会背景下,公民受其特定文化影响下而产生较为相似的礼貌认知。在一阶礼貌层面表现为,交际者的致歉认知和语用有其特定的文化印记,文化语境差异会导致礼貌语用互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者采用的致歉语用和策略往往不尽相同,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社会中,社会距离与道歉语用直接程度呈反比,即社会距离越远,交际者表达歉意更为直接,相反对于亲近的人致歉较委婉和复杂,往往不采取直接道歉的方式;在英美文化社会中,无论亲密距离如何,交际者都倾向采取较为直接的道歉方式。此外,根据美国人类学家E. Hall的高低文化语境理论,文化交际方式可以划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是指在文化语言交际中,交流信息的创造依赖于语言交际的情境而非语言本体;低语境文化指交流信息的创造的依靠于本身。中国属于高语境的文化国度,而英美国家则是低语境的文化国家。因此,在高语境文化影响下,中国交际者习惯于将潜在信息暗含在语境之下,致歉的意图和功能依赖语境因素来实现,很少直接明示致歉信息。只要能够维持原有和谐的交际关系,那么明示致歉语往往可以在交际语用中被省略,所以交际者使用致歉语时倾向于采取迂回模糊的方式,包括省略具体致歉时间,如例(1):

(1) “那天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招待不周请别见怪!”

而英美交际者道歉倾向于通过对冒犯行为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通过使用直接的道歉话语明示其道歉立场,进而达到致歉的目的。如例(3)、(4)、(5)中皆使用了明示的致歉语“apologize”“apology”和“sorry”:

(3) “For those I’ve missed, I apologize.”

(4)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startle you.”

(5) “I feel I owe you an apology for abandoning your esteemed Victorian values.”

在二阶礼貌层面,体现在不同文化社会中公民致歉时都具有相似的潜意识驱动性,无论在何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交际者对致歉的认知及语用都是长期潜移默化、自发形成,做出的致歉行为都受到潜意识的驱动,具有心理惯性。无论是委婉或直接的致歉语用策略,其心理角度的歉“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再次,第三层认知维度是“职业认知”,指在特定行业背景下,交际者对于礼貌语用及认知受到区域文化影响或支配,从而显现出具有行业认同性特征的认知。在一阶礼貌层面,其表现为在不同的行业文化交际语境中,交际者的致歉认知显现出区域文化的特性,道歉语用会以一种为特定区域的交际者所共知的方式体现。中英文化下的致歉语在职业认知一阶礼貌层面的差异凸显。在中国的职业文化中,传统行业中的领导者处于较高的结构等级,如果发生冒犯行为,为保持自己的威信,往往避免直接使用明示致歉语或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致歉,例如非言语行为或模糊语,如例(6),否则便会打破原有上下级的秩序规则,造成尴尬;如果是行业中等级较低的人发生冒犯行为,通常可以进行直接道歉。如例(7):

(6) “小张,这次的事让你受委屈了”

(7) “由于我的个人失误为公司带来了不利影响,我在此向各位领导做出诚挚的道歉,恳请大家的原谅。”

而在英语文化背景下,无论交际者处于何种结构等级中,在做出冒犯行为后往往都会采取较为明示与直接的致歉方式,如例(8) (9) (10),其中例(8)为克林顿总统就性丑闻事件向全国人民道歉。

(8) What I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know, what I want the Cons to know is that I am profoundly sorry for all I have done wrong in words and deeds.

(9) I must apologize for messing up the work.

(10) Regarding my mistakes, I want to make a full apology.

在二阶礼貌层面,其表现为比较统一的职业集体认知观念。在职业交际致歉中,何种行为需要致歉以及如何致歉都有其特定默认的规则。具有不同职业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职业文化氛围中无形中培养了相应的礼貌认知,具有相应的礼貌语用习惯,从而以符合职业文化习惯的方式支配自己的致歉行为。

最后,第四层认知维度是“个人认知”,是指由于个体成长环境、文化教育背景、人际关系等外在社会因素及个人性格、行为习惯等内在个人因素相互影响下,培养出具有鲜明个体特征、价值观的礼貌认知方式。在一阶礼貌层面,其体现为个体思维和个体行为惯性所导致的礼貌认知及行为,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不同经验阅历或不同性格特质的交际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礼貌语用策略,其致歉认知及行为也会因个体因素影响而有所差异。由于个人因素,交际者可能采取最符合自己行为惯性的致歉策略,致歉者可以采用幽默策略,如例(11);自我贬损,如例(12)~(14);减轻和推脱责任,如例(15);打保证等弥补方法,如例(16) (17)。

(11)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把我全盘否定了啊,至少将我留家察看60年吧”

(12) “I’m so careless”

(13) “It’s my fault”

(14) “都是我不好,害你受惩罚”

(15) “这件事也不能都完全怪我,小刘也有责任”

(16) “我保证类似的问题再也不犯了!”

(17) “I’m sorry. I promise that it won’t happen again”

在二阶礼貌层面,其表现为具备个体微观文化的礼貌认知及语用。无论身处何种文化背景下,交际者所采取的致歉策略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其表现出的致歉话语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特质相吻合。

本文选取一篇美国球星感染新冠肺炎后的英文公开致歉及一篇中国明星漏税被查后的中文公开致歉,对中英文致歉语篇从四个认知层面进行分析。

在例(18)~(19)中,在交际者公开场合所使用的正式致歉语用中,四层认知维度贯穿整个致歉语篇,普世认知、公民认知、职业认知和个人认知在致歉文本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受众可以较为清晰地感知到致歉者试图表达的歉意认知。正式致歉语语篇中如果缺失对于个别维度的认知,则会导致致歉语用无法实现其全面得体的致歉效果,诚意不足,无法为受歉者所接受。

4. 结语

本文研究在杨文慧学者提出的四层语用认知维度基础上,分别从普世、公民、职业、个人认知维度对中英礼貌致歉语语料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探析致歉在中英语境中的认知及语用异同,研究发现在普世认知维度层面,中英致歉语认知及语用体现出礼貌的大同性,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而在公民、职业、个人认知维度而言,因受社会文化、区域文化等外在因素与个人特质相互作用下,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礼貌话语与文化语境认知的联系紧密,文化世界观和思维会影响交际者的语用认知,反之,交际者的语用行为也会映射出其背后的普世、公民、职业及个性化的文化观。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交际者对礼貌认知及语用是交际者所处的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个人因素相互整合、相互作用的产物。致歉语作为交际者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礼貌用语,为化解误会、重建和谐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致歉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属性,不同的文化情景交际对致歉的认知和语用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在实际沟通中正确理解致歉意图、得体使用致歉策略,最大程度上实现道歉的语用效应是交际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交际者需要摒弃固有文化对礼貌认知和语用的思维定式,从多文化视角正确理解致歉语,提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驾驭语言的能力,才能推动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本文从认知语用学视角对礼貌语下的中英致歉进行分析,可以为外语语言教学提供启示,一方面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相结合,将语法、词汇、句法等教学紧密结合文化语境,避免语言运用脱离现实,让学生们做到真正从文化语境中感受语用内涵;另一方面将对比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手段之一,运用真实语料对比分析其语用异同,以减少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障碍的发生。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8年度社科计划项目,项目名称:“智能学习方式对大学生英语口语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M201810005010。

参考文献

[1] 杨文慧. 致谢语的跨文化语用态势与礼貌认知中的谢“意”探析[J]. 外语教学, 2019, 40(5): 29-33.
[2] Leech, G.N. (1983)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3] 向明友, 贾勉. Leech的语用语言礼貌观[J]. 外语教学, 2020, 41(4): 1-6.
[4] Brown, P. and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3085
[5] Watts, R.J. (1992) 2. Linguistic Politeness and Politic Verbal Behaviour: Reconsidering Claims for Universality. De Gruyter Mouton, Berlin, 43-69.
[6] Eelen, G. (2001) A Critique of Politeness Theories. St Jerome, Manchester.
[7] 刘润清. 关于Leech的“礼貌原则”[J].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1987(2): 42-46.
[8] 徐盛桓. 礼貌原则新拟[J]. 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 1992(2): 1-7.
[9]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9.
[10] Goffman, E. (1971) The Relations in Public. Harper Colophon Books,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