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晋商真正作为商人集团崛起于明代，在清末民初走向衰落，纵横商界约500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以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等地。晋商经营盐业、茶叶、票号等业务，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在清朝晚期甚至成为了国家的财政支柱。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社会中，晋商能取得如此成绩，与山西商人依附于政府并不断与其加强联系的努力密不可分。晋商最初凭借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与“开中法”的制定，独占北方边境市场，进行官盐贸易。满清入关之际，依靠常年与其互通贸易的经验，晋商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借着清政府给予的特权，晋商的经营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在晚清时期，山西票号更是承接了政府官饷、赔款等款项的汇兑业务。但随着清朝国运日衰，山西商人晚清的辉煌仅为昙花一现，深陷政治泥沼的晋商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崩溃一并衰败。作为晋商八大家之一的榆次常家就为其中代表。
晋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商人团体，拥有众多从业人员，涉猎行业广泛，囊括范围辽阔，迎合了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使其加强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内在共生关系。晋商在发展时期与王朝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官员任命都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并留下丰富史料。针对晋商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学界目前重点关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关注晋商票号、店铺及商业路径的扩张；其二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关注晋商兴衰的宏观历史及其背后涉及的政治因素——这也是本文重点参考的研究成果之一。
对晋商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建立在前人汇编的充足史料基础上。民国时期已有针对山西票号史料的初步整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又集中出现了一批资料汇编，进一步介绍了对晋商及其票号的相关情况。这段时间同时出现了诸多研究晋商的专著、研究集等成果，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学界对于山西票号及汇兑制度的若干讨论进行了汇总并以更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除了以上将晋商作为整体进行的研究，还有一部分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家族的内部，如对晋商中名声较响亮的乔家、王家、常家等。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斐然，这极大节省了笔者的前期准备工作，但仍有许多不可忽视的缺憾。就研究对象而言，以往的学术研究围绕于晋商的商人属性进行，主要聚焦于其商业行为，不太关注与其时代的互动；有一些史料提到了晋商活动时的政治、经济政策，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背景介绍而忽视了晋商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及对晋商发展产生的影响。其次在研究时重点关注整个群体发展情况与特点，忽视了某一家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性，缺少个案研究。
学术界目前对政商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宏观研究篇章，较少聚焦于某一商人或家族研究去深入分析他们与政府的互动及其造成的影响；清晚期正值中国向近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晋商群体在局势动荡之时为保全自身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然而最终没有得到政府相应的支持并无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常家作为晚清晋商八大家之一与政府的互动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因为重视家族教育留下了充足的史料，将其作为个案研究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能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更能见微知著地反映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
2. 明清之际晋商常家的发展概况
中国历史上有两条重要的商贸道路，一条是兴于唐汉，通向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清初之际通往俄国的“茶叶之路”。区别于“丝绸之路”较强的政治性，“茶叶之路”的兴盛得益于中俄之间的频繁的贸易往来。这条道路南起福建、两湖诸省，北至俄罗斯诸国，全长几万里，兴盛时间二百余年。正是这样一条商业之路，让山西从一个贫瘠落后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云集的煊赫之地，在这条白银入流却又艰险的发家之路上，始终有榆次常家的身影。
山西商人口中的“走口外”主要指东、西二口；前者在今天张家口市，后者在呼和浩特市。张家口本是一小市，得益于俄蒙贸易的兴盛，迅速发展成边境重要关口，在往来的各路商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山西商人。区别于起初由政府指定、具有“龙票”的八大家，常家发家人常威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行商，但随着常家努力经营，常家依靠贩布扎稳脚跟，开了第一家名叫“常布铺”的门店，结束了走街串巷的奔波日子。
(一) 茶庄生意
茶叶生意的兴起离不开中俄1728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订，中俄恰克图互市也逐步发展起来。李志强在《张垣晋商对俄贸易》中记述：“据沈家屯张氏老人回忆，外贝加尔湖周围居民不论贫富、年长年幼，都爱饮砖茶，茶是每日离不了的饮料。每日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中午饭后也须饮茶，每日喝茶有5次之多，好喝茶的人能喝10~15杯。由于俄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叶的销路特别好，每当运货的骆驼队到达贝加尔湖后，俄国人就团围住驼队，争着用皮毛、牲畜换取茶叶，有时甚至跳起舞来，迎接驼队的到来。” [1] 据记载，1777年恰克图的进出口贸易额平均每年达800万卢布，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全部关税收入的38.5% [2]；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茶叶贸易就从年均8万箱增长到年均12万箱 [3]。专营茶叶的晋商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当属榆次常家，常氏自第九世常万达起贩茶贸易延续七朝，延续一百五十余年而不衰 [4]。茶叶贸易的繁荣不仅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还积极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植业、加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为保证出品质量，常家在晋中首先采取了采茶、运输、贩卖一条龙的方式，在武夷山购买茶山，组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力求选取精品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将散茶加工成便于收藏的红茶、砖茶等。在交通运输上，因为驼运更加方便快速，因此常家很快备起了自己的驼队，兴盛时可达万余匹；在运输中为了保存茶叶与银两，常家同样独创了许多有效的方法为其他家效仿：如常家为了避免马匪抢劫银两，将银器重新熔铸，每块重达100两，使得马匪很难下手，只好弃之而去。常家依靠谋虑与信誉，很快获得了俄两国政府的重视，将茶路不断延长至13000多里 [5]。即使在太平天国时期，战火连绵，通往福建的茶路一度中断，常家也通过积极寻找新的替代产品度过了难关。他们最终确立湖南、湖北交界的羊楼司一带为新的茶叶基地，有效维持了商业的稳定发展 [2]。大大促进了中国商人的利益，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友好往来。中俄贸易在巅峰时曾达1200余万卢布，相比于八十年前增长了千余倍，常家作为外贸中坚力量确实功不可没。
(二) 票号生意
关于清代山西票号的创始，陈其田先生认为：“大概是在道光初年(1820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的账目。……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年)左右，才由布庄改为票庄。” [6] 此后，创办票号成为了山西商人逐利的一大热门行业。票号作为民办金融机构，在其发展的前中期票号同清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处在发展初期的票号无需政府批准也不需领取营业执照。但作为混迹江湖的生意人，票商难免与地方官吏有所联系，这种联系在从古至今的商界中都在所难免，这种行为可视作商人同政府间最初级的交集。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料》的说明中对此事做了分期：“票号结交官吏，在近百年中，大约分为两个不同质的历史阶段，即同治年以前和同治(1862~1875年)即其以后时期，分界线以汇兑与不汇兑京饷为界。同治以前为前期阶段，结交官吏层次较低，如知县知府之类。同治年开始以后为后期阶段，结交官吏层次较高，如布政使、巡抚、总督等。” [7] 对晋商票号来说，真正同政府产生联系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之后，而常家的票号正在此时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常家的第一个商号是雍正六年(1728年)常威在张家口创立的“大德玉”，随着商业网络的不断扩大，常威随后从“大德玉”中抽出资金，新立了一个字号“大德常”，将两家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和三子常万达经营。两个集团互相帮扶共同发展，常万达及其后代以常家名义陆续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德川”、“大德美”、“大德成”等十多个以“德”字为标志的字号，号称“十大德” [5]；随后，大德玉设为总号，陆续发展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四个分号，之后又陆续增设了“大昌玉”、“大顺玉”、“三德玉”、“保和玉”、“泰和玉”等字号，合称“十大玉” [5]，联袂在恰克图进行对俄贸易，“独慎玉”还在莫斯科直接设立分店。据沈家氏张屯老人回忆，他曾在“独慎玉”当学徒，店里的货物“上自绸缎，下自葱蒜” [1] 样样齐全。常家的票号生意以张家口为核心，遍及大江南北，对外的“十大玉”与内贸“十大德”互为援引，带动国内内外贸经济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地与两国政府发生多次联系。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之下，商人为求发展始终都只能依附于政府，为国家政治目标而服务。在晚清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政府为维持统治就难免加强对“商”的利用，而商人对利的追求也使其不可避免地通过对政府事务的参与加强政商间的联系。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具体说明，常家在晚清同政府加强联系的各种活动。
3. 晚清榆次常家参与政府事务
(一) 捐输银两为政府分担赔款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外忧内患的近代史。随着列强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与内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清政府军费开支不断加大，需要赔解的款项也日益增多。朝廷国库严重空虚，为了劝说晋商抒解国难，清政府对晋商的贸易活动给予了特定的支持，当然，这一切要以晋商的大量捐输作为交换。
自乾隆至光绪年间，常家先后受朝廷诰封、诰赠多次，从第八世至第十六世公126人获封朝廷官职 [1]，从三品之上就有25人之多，数量之多、高级官员之多可称晋商之最。诚然，这些封赏给予了商人一定社会地位，在面对外国官员时也不再任人欺侮，但这一切相比于晋商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不值一提的。山西“捐输”之多可以通过一封窥察一二。咸丰初年(1851年)管理户部事务的大臣祁隽藻上书奏称：“自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起，截止三年五月止……绅商市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 [7] 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的37%，为全国各省之最。晋商的兴起和鼎盛离不开清廷的大力支持；清廷的衰落和灭亡同样对晋商产生巨大影响。以1902年为例，山西支付庚子赔款116.3万两白银，支付天主、耶稣教赔款363.3万两白银，总计须支付赔款479.6万两白银。如果再算上教民的住宅、抚恤、赡养、营葬费等，数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8]。晋商将源源不断的白银供给朝廷开销，清廷回报以虚职的官阶。从咸丰至光绪，常家每个大门都悬挂了光宗耀祖的横匾，诸如“武功将军”、“都尉”、“大夫”等等；无穷无尽的捐输让常家逐步衰落，最终仅能维持表面的荣华威风。
(二) 提供资金助政府缓解财政危机
晚清各省关财政拮据解款必向票号挪借，军费拮据也需晋商帮忙周转。同治十三年，曾国藩曾因“兵饷不敷”向平遥、祁县、太古三帮票号借银21万两 [9]。更有一些机构假财政名义中饱私囊，据《大公报》一篇报道，吉林禁烟局因拖欠大德玉两万余吊无术还，现已在公署禀控。大泉玉亦被拖欠银数千两，同有追偿之说 [7]。据记载 [10]，1908年一年，大德玉在沈阳一地对官府衙门的贷款就高达25500两。仅常氏一家就借官府如此之多，更毋论晋商向政府垫款总数之大了。山西巡抚赵尔巽凑请皇上旨赐匾“乐善好施”一块，因常家资助清政府善后经费 [11]。
除了对各级政府的资助外，常家还多次借款给王侯贵族、政府官员。清末陆仲琦赴山西做巡抚前，向常家借银50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蒙古僧格林沁亲王府，累年借常氏商号逾百万两 [8]。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两宫西幸途中，慈禧太后向山西票号借款的故事。
然而晚清各商号在多数时候并不能有效地收回政府欠款。宣统三年(1911年)户部欠票号已逾七百万，各票号均不愿再借银于京师，并询问从前欠各款偿还的明确日期 [7]。
(三) 参与户部业务
19世纪60年代到九十年代，票号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数量增长了近一倍 [12]。为了保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清廷对票号的依赖也进一步加剧。据记载 [13]，同治初年，山西藩库、运库解送的协拨甘饷银200多万两，主要是平、太、祁三县票号承担汇兑的。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五年十八年间(缺少同治七年的记录) [14]，票号每年都承担运送京饷的职责。到光绪初年时，户部更是直接明令各地方州、府、县，凡向户部解缴税收款项，或解送京饷，必须通过票号汇兑 [10]，票号进一步承担国家财政业务。
在近代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户部银行出现前，平、太、祁三地票号早已承担了近代银行承担的存、放款以及汇兑等银行业务，成为晚清以来全国的金融调拨中心。即使在中国通商银行出现后，票号仍保留、延续了其汇兑业务。盛宣怀在发展彩票业时也多次通过票号汇款，据档案记载 [15] “淮南北认领彩票一千七百五十张，应收价洋一万四千元，甫据解到司库，即于二十四交大德玉汇，限八月朔交上海通商银行。”
(四) 投资工业走实业救国
八国联军爆发后，京城各票号都遭受损失，在这种形势下常家敏锐意识到商界维艰，只靠汇兑业务和窖藏原先资产累计不是长久之计，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常望春适时提出投资近代工业，走实业救国、振业兴家的道路。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际春、常望春和十五世常凤梧，祖孙三代共同主持兴办“敦睦织布厂”，购进机器、原料，从京津聘请专业人员教授，在族内族外招收学生十余名。第一年试验成功后立刻扩大规模“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俱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 [7]。除创办家庭工业外，常家还主动向其他社会工业投资。光绪末年，常家积极参与了山西争夺矿权运动，积极认购保晋矿物公司的股票。其中“世德堂认购900股，合4800银元。世和堂认购1280股，合6900银元” [16]。常家对晋华纺织公司、山西火柴局也都进行了投资 [7]。
(五) 兴办“新学”重教育
前文已提到，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商人将经营的一大重点放在维系其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之上。而在财富的累积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晋商已不满足于仅向外部政治势力寻求保护，开始培养自身内部的政治势力，希望摆脱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商人低下的出身，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攀升。最初，为实现这一目标，商人多通过捐纳的方式为自己或家中族人捐得大小职衔，这样得来的官衔虽多为虚衔小官，但由此商人毕竟还是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同各方交谈时也更加体面气派。晋商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使其对政治地位提出了更高要求，“贾而优则仕”、“贾而优则学”以达到商宦结合，显赫乡里的最终目标。商长丰县无处不在，倘若没有官场做坚实后盾，已有财富很容易化为过眼烟云。他们斥巨资聘请著名学者教授族中子弟，大量建设私塾学校，寄希望于子孙后代，其中最堪称道者莫过于榆次常家。
常家是有名的“儒商”，此处“儒商”借黄鉴晖先生的定义，是指“既有经商者也有从仕者” [8]。常氏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据记载，常家从八世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十一世常儒进入仕途，随后常家不少人在清廷任职。与此同时，常家还是整个山西省最早办“新学”的家族。
光绪二十四年，常立教赴京参加朝试时得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常与其二人思想一拍即合并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公车上书”，成为山西仅有的参与戊戌变法的三位举人之一。变法虽然失败，但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在常立教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家乡后，他经常在家族中讲废科举、兴新学、伸民权的道理。在他的努力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下，常家在1903年全族废私塾，办新学，成立了“常氏笃初小学堂” [17]，文多以历代优秀散文为主，辅助数学、珠算等新式课程。为了教学教育的连贯性，在笃初小学的基础上，常家又办起了“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等小学堂”的复合式中学。由已中进士的常麟书担任堂长。除了常氏学者外，又聘请名师，开设算术、外语、科学、地理等十二门课程，初具正规中学的规模。
更值一提的是，常家受民主思想影响，在光绪三十年由常沛春等人发起，兴办了“知耻女子学堂”，也开设了文学、算术等课程。让女子走出绣楼深宅，同男子一样学习，在当时是不可多见的新鲜事物。
常家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使其家中官员辈出，对日后同样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时期常家都涌现出一批为国献身的优秀人才，这与常家早年的教育密不可分。
(六) 积极参与地方维稳和基层治理
常家积极投身政务活动还体现在维护地方稳定，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义和团运动兴盛时，许多匪徒趁火打劫，寻衅滋事。常家“恐乱民乘势滋扰，乃散赈粮于村民，并于村中设团练局，筑土堡，推常立教充团长。以事出创举，禀请省县立案，并由省垣聘正、副教师，教以练枪准及步伐诸纪律，领村且乞声援，均庆安赌。年终，局乃撤。” [18]
常家积极参与地方捐款、赈灾活动并留下了四块巡抚一级官员的题匾，除前文已经提到的皇帝赠匾外，还有光绪三年，因救灾捐资，山西巡抚曾国藩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得”。光绪五年，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因常赞春捐助榆次血糖，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通清风” [11]。
4. 结语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商”有时可以解释为“绅士和商人”，这一群体通常为商人转化的异途绅士。绅商群体在19世纪不断扩大，这一群体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加 [19]。马敏先生指出：“伴随着绅士与商人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渗透、融合，有时两者已是混为一体，难分彼此，变成某种亦绅亦商，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社会群体。” [20]
晋商本身十分重视自身“绅士”身份的获取，捐资纳官为其常用手段，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培养族中弟子科举做官。如此一来商人就被囊括在专制体制之中，加固了皇权统治的基础政治，而不会因为财力雄厚而成为皇权的威胁。对商人来说，这种政治身份一方面为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了一层保护伞，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地方事务中有所作为。
其中，部分晋商也积极参政，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的特征，并且拥有了一些新式观念，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曾致力于推动晋商的近代化转型。但是由于这种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商人在晋商群体中所占据的比例很小，晋商最终并没有成功转型，在整体上仍是依附于封建政府的旧式商人群体。因清政府内部的落后性与腐败性，在相关商业活动中并没有为商人群体的转型提供引导和支持，反而只是一味勒索敲诈，最终导致晋商的彻底衰败，进一步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转型的道路。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发展，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在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人民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曰益呈现出多元化现代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亲”与“清”并重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这是一种基于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规则之上的，政府与民营企业家平等独立、合作共赢的一种全新政商关系，标志着党和国家对新时期政商关系理论的形成和成熟，也预示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为未来社会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