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角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摘要: 东盟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投资国，但东盟各国的政治局势多变、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地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加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十分依赖关系网络，为此，本文基于关系视角，利用2005至2019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东盟各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中国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得出结论如下：首先，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其次，中国与东盟各国稳定的政治关系和密切的经济关系正向影响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最后，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Abstract: ASEAN attracts investment countries with it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cheap labor, and huge market potential. However,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the uncertainty of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and local religious customs and customs are all factor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lies heavily on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from 2005 to 2019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ASEAN countries and China 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at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is in a complex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Secondly, China’s stable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SEAN countries have positively affected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Finally,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1. 前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由2005年的122.6亿美元上涨到2019年的1369.1亿美元¹，这一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投资流出大国，也说明了中国跨国企业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资本、劳务甚至技术 [1]。面对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虽然目前学术界有着比较丰富和全面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实证分析文献，但不同东道国和不同规模的跨国公司却有着千差万异的特征与行为模式 [2]。东盟十国凭借着丰富的能源储备和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越来越多投资国的关注，再加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无论从投资流量还是存量上看，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时期 [3]。然而东南亚是美国重返并实行亚太战略的重要地区，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另外“南海问题”也是双方进行合作时必会涉及的政治性敏感问题，为此，东盟国家的政府局势多变风险、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地文化宗教风俗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4]。

尽管国际直接投资一般理论日臻成熟，用于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投资动机和投资战略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行为时仍然有所欠缺 [5]。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历程，中国进行国际化投资的步伐十分迅速，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6]。要想全面解释中国企业是怎样克服投资障碍以降低风险，还得结合关系视角来深入分析，但现阶段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研究比较少，因此，基于关系视角下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指导的现实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关系视角的研究才刚起步，它将会是继区位和政策视角之后又一个能够用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角度 [7]。

关系视角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借助个人关系、商业联系等关系网络搭建的资源渠道选择最佳投资地；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机制能够确立、管理和指导国家的战略方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轨迹，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着约束和指导作用，这意味着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依赖的不仅仅是基于合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也包括中国特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非正式关系 [8]。基于这一情况下，本文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和分析不同的关系在直接投资不同东道国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显著程度，以便能更好地指导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 [9]。

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关系特征

从历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结构比较集中，主要以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尤其是与中国具有相似种族、文化、历史等地缘优势的东盟国家，所以中国以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的投资区位结构具有一定道理的 [10]。然而，过度集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结构不利于分散风险 [11]，因此，在中国选择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首先要考虑和评估两国彼此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 [12]。

2.1.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政治关系特征

当前全球正处于以各国制度变迁为特点的时代 [13]，这就使得东道国政府的制度环境成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本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外交关系的政策 [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中在两国历来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国家，以拉近和巩固彼此间的外交关系，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政府在投资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5]。因此，政治关系影响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跨国经营，企业不仅需要以东道国政府制度和规则条例来调整自身投资行为，还要同时兼顾中国政府制定的政策，这不只体现在国有企业，还有私营企业。由此可知，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包括前者的政治表现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制度 [16]。

良好稳定的政治表现常常会降低国际投资的风险，正向推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因此一国的政治表现是进行投资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 [17]。东道国政府表现稳定，表示着该国能够提供稳定的政府和市场环境，甚至还会得到该国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和政策激励，就会降低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否则一国政治局势不稳、政府治理效率太低，影响着投资收益和回报 [18]。

2.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经济关系特征

一国跨国企业的产品可以通过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这两种方式来进入另一国市场 [19]，而多数学者们对于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关系持有对立的两种意见，一个为替代关系，另一个为互补关系，即便两者存在对立，但都反映了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存在联系的，由此可以肯定双边经济关系是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20]。

东盟十国2019年人口总数为6.55亿人，GDP总额为3.14万亿美元²，表明东盟地区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有活力，并且也是一个具备增长潜力的市场 [21]，由于中国与东盟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来往，经济合作往往会带来两国经济关系网络的延伸，这是因为中国进行海外市场投资时通常会缺乏相关经验，导致其更偏于投资双方拥有贸易业务和政治互动的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22]。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还包括了自然资源的需求，东盟是全球自然资源最丰富和能源储存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为此，中国源于对能源的优化配置和对资源储备的寻求，偏向投资于地域条件近且能源资产富足的国家 [23]。此外，企业经营的成本水平也影响着外资的区位选择 [24]。东道国企业运营时所需的高税率就会额外增加了外资公司的成本负担，通常认为税负高的国家或地区就难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而税负低的国家常常会成为外资青睐的目的地。综上，经济关系对中国在东盟各国进行直接投资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5]。

2.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社会关系特征

现阶段的中国作为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越高，关系所发挥的重要性越强，从而使得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就会逐渐发展为跨国的关系网络 [26]。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具体体现在中国大多数海外投资聚集有华人华侨群体以及跟中国文化相似程度高的其余亚洲国家 [27]。华人华侨移居东南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人数更为密集，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不仅了解和熟悉当地的投资环境，还与该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其关系网络就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和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 [28]。由此可知，密切的社会关系通常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中国与被投资国紧密的社会关系主要为华人华侨群体的关系网络为主 [29]。

中国与东盟历年来有着良好的友谊关系，中国在东盟各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志和友好的外交行为，以拉近和巩固彼此间的关系 [30]。然而，世界各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时代，这就使得东道国政府的制度环境成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31]。东盟各国政府治理质量的差异程度很大，两极化比较严重和极端，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政府局势不稳定，有着较高的政治风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行为，那政治关系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是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

东盟是一个具备经济增长潜力的前景市场，并且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合作往来上十分频繁 [32]。虽然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竞争力、企业营商环境以及开办企业成本的情况良莠不齐 [33]，但东盟是全球自然资源最丰富和能源储存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中国源于对能源禀赋的优化合理配置和对自然资源储备的寻求，从而偏向投资于地域条件近且能源资产富足的东盟国家 [34]，那中国与东盟十国密切的经济关系是否仍为影响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尽管学术界的当前研究已经发现在欧洲等地的华人华侨社区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35]，但这些研究结果仅仅从理论角度去分析跨国企业的案例来说明华人华侨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的作用，并没有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来证实这种社会关系机制是否存在普遍性。由于东盟地区的华人华侨群体更为密集，文化背景和语言交流均接近于国内的环境 [36]，那社会关系网络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是否还会起到促进作用？这是本文想要探索的问题。

基于上述内容，笔者认为仅仅关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均不能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应要将这两种关系结合起来，从而构成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 [37]。为此，本文想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东盟各国的政治表现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积极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积极的影响；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社会文化关系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积极的影响。

3.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解释

首先，本文所运用的引力模型，主要源自国内外学者们受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启发 [38]，基于考虑到各个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和相关数据的有效获得性，所借鉴的引力模型主要是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OFDI)。关于解释变量，政治关系方面是选取东盟各国的政府制度指标(G)³和市场制度指标(M)⁴两个影响因素；经济关系方面是选择东盟各国GDP、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东盟各国税率(TAX)和东盟各国的自然资源占比(RESOURCE)这四个影响因素；其他变量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距离(EDIST)。另外，通过设置虚拟变量(BR)来衡量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对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构建式1的扩展引力模型：

$\begin{array}{l}\ln \left(OFD{I}_{ijt}\right)={\beta }_0+{\beta }_1{G}_{jt}+{\beta }_2{M}_{jt}+{\beta }_3\ln \left(GD{P}_{jt}\right)\\ +{\beta }_4\ln \left(TRAD{E}_{ijt}\right)+{\beta }_{5}TA{X}_{jt}+{\beta }_{6}RESOURC{E}_{jt}\\ +{\beta }_7\ln \left(EDIS{T}_{ijt}\right)+{\beta }_{8}B{R}_{ijt}+{\mu }_{ijt}\end{array}$ (1)

其次，中国是关系型的代表性国家，社会关系表现为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常常带有深厚的“人情世故往来”，通过社会人脉关系网络来建立初次的相识和信任。东盟各国所在的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华侨们选择的首要迁居地，人数约占海外华人华侨总人口的73%⁵，然而，由于东盟地区的华人华侨大多经过复杂劫难和多重变迁，几乎为非正式移民入境或延期遗留者且能通过各式途径取得当地定居的合法身份，难以统计其准确数量，再加上一直都没有相对一致的口径统计世界华人华侨的数量，笔者通过多途径数据来源的比较分析和参考同类研究文献发现，当中国决定在东盟哪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也要面临着10个能替代区位的选择，就能以此构建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中国选择的是对东盟哪一个国家直接投资选择，本文因此选用了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⁶的中国大陆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共5492家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者。再综合考虑所分析的问题中既有随着选择方案而变的解释变量，也有解释变量不随方案而改变的可能性，为了能够处理无关选择方案的独立性特性和偏爱喜好的随机性限制 [39]，本文对此就采用了混合逻辑模型对东盟华人华侨群体影响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主要有华人华侨总人数(num)、华人华侨比例(rate)，以及两者的关系紧密度(net)。为了确保社会关系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因素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需要控制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影响海外华人华侨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的可能性因素，主要选取了东盟各国的政府制度指标(g)、市场制度指标(m)、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和东盟各国的企业税率(tax)。

3.2. 基本假设

当国家投资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越高，尤其是对于转型期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各种关系网络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假设中国与东盟各国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积极显著的关系，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及其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Table 1. Expected symbols and data source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预期符号和数据来源

3.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研究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和表3是扩展引力模型和混合逻辑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表2. 扩展引力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mixed logic model

表3. 混合逻辑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和表3的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变量具体的最大最小值、中位数、均值和标准差，总体上来看，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较为集中。

2) 变量相关性分析

在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还需进一步先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其相关系数矩阵图详见表4和表5。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variables in extended gravity model

表4. 扩展引力模型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variables in mixed logic model

表5. 混合逻辑模型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能保持在0.5以下⁷，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数据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

3.3.2. 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

本文所采用2005至2019年东盟各国相关数据为面板数据，各序列常常会存在非平稳性的问题。本文主要选用了LLC、IPS、ADF和PP-Fisher四种检验方法，表6显示了一阶差分后各指标数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变成了平稳序列。

Table 6. First-order simple integration results

表6. 一阶单整结果

2) 协整检验

假设多个具有单位根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因某种经济意义而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就可以使用原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为此采取Kao (Engle-Granger based)检验进行协整检验。表7的检验结果说明了东盟各国全样本以及老东盟六国与新东盟四国分样本检验的p值均远小于0.01，意味着通过了协整检验，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Table 7.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表7. 协整检验结果

3) 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

本文需要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形式设定的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首先可以通过构造F统计量来确定本文构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扩展引力多元回归模型形式。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对应的分析后可得 $S_1=3.719099$， $S_2=16.92551$， $S_3=120.7502$。按照公式计算得 $F_2=23.3093$， $F_1=2.9591$，查F分布表可以得到相应的临界值 $F_{0.1}\left(50,60\right)=1.87F_{0.1}\left(40,60\right)=1.93$。

由于 $F_2$ 大于相应的临界值，所以该面板数据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截距系数不变模型；同时 $F_1$ 大于相应的临界值，该面板数据也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变截距模型，为此，模型设定的形式应该为变系数模型。表8为豪斯曼检验的实证结果，其显示chi² = 20.91，Prob > chi² = 0.0008，表明了需要拒绝原假设，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

Table 8. Hausmann test results

表8. 豪斯曼检验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应该选取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3.3.3. 实证结果

经过上文对所需面板数据检验的阐述，笔者选取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影响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表9和表10报告了对应的实证结果。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符号均符合假设预期，并且都有着不错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了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存在紧密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影响中国选择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Table 9.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 1 of fixed effect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

表9.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

Table 10.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 2 of fixed effect variable coefficient model

表10.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

从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东盟各国政府制度指标和市场制度指标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正，符号与假设预期相符，说明中国愿意投资政府和市场制度指标高的国家，总体表明一国政府治理效率越高、政治稳定性越强、政府制度越完善、市场的透明度越高、政府的不正当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以及控制腐败能力越强，就会越吸引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实证回归结果显示，东盟十个国家GDP、东盟各个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和东盟各个国家自然资源比例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正符号，与假设预期相一致，说明中国愿意投资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还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东盟各国企业税率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负，符号与假设预期相符，说明中国愿意投资企业税率低的国家，表明了东盟一国的企业税率水平越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越少，就会更加增强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意愿。

实证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东盟十国与中国经济距离的回归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负，与假设预期相吻合，表明东盟某国与中国的经济距离越近，越吸引中国进行投资；“一带一路”战略的回归估计系数均为正符号，与假设预期相一致，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

通过上述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层面上各个解释变量的不同估计系数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分析，可以得知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那关于华人华侨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国对东盟各国进行直接投资这两者的实证检验，笔者主要是选取了混合逻辑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11是对应的实证结果，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符号均符合假设预期，并且都有着使人满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了东盟各个国家地区的华人华侨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换句话说社会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Table 11.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mixed logic model

表11. 混合逻辑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p < 0.05，^***p < 0.01；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

实证回归结果显示，华人华侨总人数、华人华侨比例和关系紧密度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符号与假设预期相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华人华侨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和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对策及建议

基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综合结果分析，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外交关系、经济合作关系、社会文化关系三个层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对中国利用东盟国家优质资源的同时规避投资风险，从而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深化彼此间合作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实践的意义。

4.1. 政治外交关系层面

4.1.1. 明确东盟各国的政治稳定性

东盟各国的政府制度指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在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之前首先要提前对东盟各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做好详细的背景调查和非常充分的了解，严谨地对东盟十国的政治环境进行详细的资料收集和多方面情况的全盘分析；其次，跨国投资企业还应该注重培养自身的应激性反应，对未来可能会存在的诸多投资风险提前做好应急方案的规划，即使风险意外发生了，企业也能更好地应对并以更快的处理速度来度过难关。

4.1.2. 确保跨国投资的行为合法性

东盟各国的市场制度指标影响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首先要确保自身经营管理的行为合法性，而且中国企业在做好自身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保护东道国的企业环境；在扩大生产经营业务范围的同时，主动保护东盟国家的生态系统，踊跃在东道国市场中承担社会责任，从而留下良好的企业形象，更加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这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之处。

4.1.3. 推进“一带一路”的持续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它顺应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潮流而生，目的就是在于促进各国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与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东盟各国与中国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而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更是鼓励、促进和保护和两国间的直接投资。为此，中国企业应该要紧抓“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商机，积极将东盟各国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变为新的生产力，这将会为跨国直接投资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4.2. 经济合作关系层面

4.2.1. 提纲挈领布局重点的投资产业

东盟各国GDP指标和自然资源比例是重要因素，考虑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中国需要优化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且根据各国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选择投资于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中国需要积极出口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发挥先进的技术优势，加大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投资，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现状，以及合理安排投资产业的结构以便能充分利用东盟丰富的自然资源。

4.2.2. 深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促进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因此，中国应要调整与东盟国家间贸易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国的产业链条，以实现各国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前提就是需要切实保障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政策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发展，中国可以发展对东盟各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4.2.3. 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东盟各国企业税率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存在抑制作用，中国必须多措并举为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从而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成本和生产运营的成本负担，比如推进东南亚区域性多边税收协定谈判和税收征管协调机制服务平台，促进每个国家完善本国的税收制度和提升税制的透明度，还可以建立有助于减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负担的双边和多边税收制度等，多个措施的落实以不断降低中国投资东盟的税收负担水平。

4.3. 社会文化关系层面

4.3.1. 重视并挖掘华人华侨关系资源

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总人数是核心因素，人是制度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关键，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全新形势，中国就要重视和充分挖掘华人华侨关系资源，为此，各级侨务部门就要研究并制定出有前瞻性高和操作性强的政策，从而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以激发双方的合作动力，比如说可以与其他有关部门联动来完善各项企业优惠的政策，对中国企业与海外侨商合作的重点项目给予专项政策与资金支持，引导和完善其合作发展。

4.3.2. 建立专门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

海外华人华侨作为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资源，能够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减少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为此，侨务部门应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联合相关政府机构单位共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侨务服务的专门平台，开展多形式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信息的精准性匹配和高效率对接，比如建立关于华人华侨资源信息化的数据库或者信息公共平台，为合作双方提供综合性信息查询的服务。

4.3.3. 增强文化及民族认同感的纽带

东盟各国华人华侨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度是关键因素。中国政府需要重视并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交流，维系并巩固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认同体系，从而借助文化及民族认同感高的华人华侨这个群体，有效缓解了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的难题与异域外企不相兼容的困境，全面实施中国“走出去”的战略。

5. 研究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跨主体属性、跨国家地域、跨学科研究的复杂经济问题，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模式的特殊性，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和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不能针对性地有效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必须要认识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关系都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基于2005至2019年中国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相关统计数据，试图探究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最终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处于一种复杂的两个层面关系网络之中，其中，正式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又包括双方关于经济贸易合作的经济关系；非正式关系更多代表着由海外华人华侨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以政府官方渠道和企业合同协约建立的正式关系是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中国与东盟各国稳定的政治关系和密切的经济关系对中国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以亲人血缘和家庭情感建立的非正式关系是影响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这个非正式关系网络能帮助跨国企业高效地了解当地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市场制度以及文化习俗，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进而促进了企业国际性的经营活动，对中国跨国投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而特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性实施，中国与东道国双方间密切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积极显著的影响。

NOTES

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2019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

²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东盟》，2020年版。

³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政府办事有效性(GE)、政治稳定性(PV)、话语权和问责(VA)三者的平均数。

⁴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市场管制质量(RQ)、法规政策的完善程度(RL)、政府腐败控制力度(CC)三者的平均数。

⁵Zhuang, Guotu. Historical changes in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world. World History, 2011(5): 4-14.

⁶http://infostat.mofcom.gov.cn/.

⁷关系紧密度(net)是由华人华侨比例与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进行测度，所以两者的相关系数比较大，但不影响混合逻辑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