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被认为是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在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玄学派诗歌(The Metaphysical Poetry)横空出世，不同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传统诗歌，玄学派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文艺复兴末期到资本主义初期过渡阶段进步与封建、宗教与世俗激烈碰撞的产物。玄学派诗人采撷大量复杂晦涩的意象表达对情感和宗教的沉思，以敏锐的观察和独特的视角展露无边的怀疑，此风格在诗坛创作中独树一帜。作为玄学派诗歌神殿的“主教”，多恩的人生具有“神性、人性、社会历史性和文本性” [1]，与此相对应，多恩的文学创作反映其宗教信仰的转变、对文学写作的期待、社会时代风貌和知识文化背景。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王朝几经更迭，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王室由盛转衰，逐渐腐败，但是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却从未停止，帝国主义势力从欧洲中心向非欧地区扩张。随着文艺复兴逐渐落幕，人文主义思想日薄西山，笛卡尔普遍怀疑的观点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古典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巴洛克文学在欧洲大陆产生普遍影响。多恩出生于天主教贵族家庭，深受家庭影响，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并在贵族学校接受精英教育，以期在英格兰王朝安身立命，后因个人的野心、仕途的出路、冒失的婚姻于1615年改信国教。诗人自称：“我青年时代的情妇是诗歌，老年时代的妻室是神学”。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大师杨周翰先生以八字概括多恩的分界人生：“少狎诗歌，老娶神学” [2]。以1615年改信国教为界，多恩的前半生积极入世、游戏人生，后半生淡然出世、向死而生。
多恩在文学史的形象跟随时代的脉搏盛衰消长。在伊丽莎白时代晚期，莎士比亚、本琼生、德莱顿、马维尔等文学巨匠星光熠熠，而多恩的诗作意象“牵强附会”，内容“晦涩难懂”，不符合当时主流的创作风格使他成为沧海遗珠，“在世期间只有四首诗得以公开发表” [3]。十八世纪多恩被人们排斥并逐渐淡忘，约翰逊对他的诗歌创作就并不赞赏。而到了十九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批评家柯勒律治曾赋诗给多恩：“且为这位诗才快若单峰骆驼撒腿疾驰的多恩/冠上以铁条编就、以真爱相饰的花环” [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社会出现信仰上的‘断裂带’时，往往会产生‘荒原文学’” [3]。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所处的一战前后资本主义时代与多恩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晚期遥相呼应，面对信仰“断裂带”所带来的精神危机，艾略特重新审视多恩诗学并在知名的评论文章《玄学派诗人》中为多恩正名，西方文坛上掀起了评价玄学派诗歌的一个热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多恩诗学的研究人员如傅浩、胡家峦等人为多恩诗歌在中国的文化旅行做出突出贡献，大量多恩诗作在中国被广泛翻译、系统研究并且逐步纳入高校英国文学选读目录中，中国读者得以欣赏在那个新旧事物分庭抗礼、激烈碰撞的时代，诗人多恩以锐利的双眼、细腻的笔触提炼出可用的诗歌意象，造就了以“巧智”(wit)和“奇喻”(conceit)为特点的玄学派诗歌。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巴特出版《作者之死》后，作者中心论一直处在一种边缘甚至是消解的状态。然而作者作为文学作品创作的源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人民大学刁克利教授认为“作者(Author)作为文学活动的最初环节，是文学的最基本概念，也是西方文论中最基本的关键词” [1]，并且在其著作《作者》中具体阐释作者生成理论：“作者生成论研究作者的生成与成长。其理念是作者的生成在于外部环境和内在成长规律的互动。作者生成论即作者的成长研究既包括作者生成的外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又包括作者自身与写作有关的早期兴趣、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写作能力的培养、作者角色确立、作者对此的自我认知” [5]。诚如张德明教授所说，“奇喻巧智的源头还是来自现实的、物质的生活本身，受到时代的、民族的整个话语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制约” [6]。本文旨在从作者生成理论视角出发，从外部环境和内在成长规律两个方面解析多恩入世又出世的写意人生。
2. 入世的前半生
作者研究的开篇之要是作者的产生与时代的联系。多恩生于都铎王朝时期，伊丽莎白一世是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有着“海盗女王”之称的伊丽莎白一世成功运用“海盗战略”，将海盗行为合法化，另一方面积极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不断挑战着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1588年，英国成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不再是西班牙的卫星国，并且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殖民扩张。作为一代朝臣，多恩1596年加入埃塞克斯–罗利远征(Essex-Raleigh Expedition)，随军出征西班牙加的斯(Cadiz)，隔年出征亚述尔群岛(Azores)。1600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等垄断性贸易公司积极参与殖民扩张。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其海外殖民扩张的版图进一步扩大。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共同塑造诗人的价值观念和行文笔触，因而弥漫整个社会的征服欲望和冒险精神可以在多恩的早期艳情诗中得以窥见。在《挽歌十九：上床》(Elegy 19: 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中，多恩展示了一个男性征服女性的暴力过程。“一个不知名且无声的女人按照男人的命令——解开衣服，松掉头饰，脱掉鞋子，直到安全地踏进这张柔软的床，爱情的神圣殿堂，给我滑动的手以合法权利，让它们在前、后、上、下中间自由滑动。”一系列的动作和方位描写表明诗人在两性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将女性视为可被控制的对象、可被征服的土地。学界认为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特点之一是“对待性爱的革命性” [7]，将如此大胆露骨的性爱描写放置于地理大发现和帝国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
作者生成论认为作者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是其内部成长的重要环节。多恩自1583年先后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但是由于天主教徒的身份并未获取毕业证书，于是多恩在1592年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以期从事法律或外交工作，其间写过一些诗文，颇受好评。国王詹姆斯欣赏他逻辑严密的哲学思维和旁征博引的科学知识，称赞多恩的诗句“像上帝般平静地传达着思想” [8]。由此可见，多恩接受过优质的高等教育，知识储备丰富，这为他大量采用神学、经院哲学的诡辩技巧和利用当代科学发明和发现作比喻来抒写爱情提供依据。贵族高等教育赋予多恩推翻中世纪传统想象与假定的勇气，在某种意义上唤醒多恩超越时代发展的、迎合科学进步的时间意识、空间意识甚至是宇宙人生意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爱情诗中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诗歌类型：一种是男子向女子吟唱的晨歌(aubade)，另一种是描写一对恋人清晨醒来对话的晨曲(aude)。《早安》(The Good Morrow)可以被看作两者的结合。得益于前期接受的优良贵族教育和养成的完备知识体系，多恩在神话、航海、天文等各个领域挖掘可用的意象，不断渲染玄学派诗歌的魅力。第一小节中的“七个睡眠者的洞穴”(the seven sleepers’ den)可溯源至基督教传说：“公元249年，以弗所有七个青年基督教徒，为了逃避罗马皇帝德西乌斯的迫害，藏身于一个洞穴之中，沉睡了187年，醒来发现世界已经进入基督教时代” [9]。多恩援引神话传说意在表明情人过去沉湎于感官愉快是幼稚的。第二小节中的“让航海探险家去发现新世界，/让天宇图去绘出众多的其他天体世界。”以及第三小节中出现的半球意象都展现出多恩论证和激情的巧妙融合，用普通的语言产生诗歌意义的能力，给后世的读者以极大的震撼。
作者生成论认为作者自身与写作相关的早期兴趣对于作者生成具有重大影响。时代思潮和家庭出身共同培养作者从事写作的早期兴趣。观其外部环境，欧洲在十七世纪揭开了近代历史的序幕。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和以培根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笛卡尔强调普遍怀疑的观点，他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来怀疑一次” [10]。多恩早期的艳情诗歌可以追踪到当时充斥社会的怀疑幻灭情绪。在《歌》(Song)中，多恩连续列举七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包括抓住陨星、使曼德拉草怀胎成孕、找到逝去的岁月、回答是谁劈开了魔鬼的脚、如何去听海妖的歌唱、找到一阵“风”来提高老实人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中，多恩最怀疑的是在世上找到坚贞不渝的爱情。即使有人告诉他有这样的人的存在，他也始终保留其怀疑态度。诗人用一系列隐喻怀疑女性坚贞，慨叹女性水性杨花且反复无常，极具震撼力和说服力。窥其显赫家世，多恩出身富庶之家，父亲为伦敦富商，母亲为天主教殉道者托马斯·莫尔的外甥女。父亲于多恩四岁时去世，随后母亲改嫁，继父任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院长。可见，多恩优渥的家庭条件使其具备成为“浪荡子”的可能性。多恩将大部分遗产和时间花费在了女人、书籍和旅行上。此时的他入世颇深，在剧场欣赏音乐，在妓院寻欢作乐，颇有一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情逸兴。在《诱饵》(The Bait)一诗中，多恩更是直接写道：“来跟我同居，做我的爱侣/我们将体验一些新的乐趣”。与世俗情爱紧密相连的艳情诗体现出诗人“及时行乐”(Carpe Diem)的人生信条。
作者研究是对人的研究，故而作者从事写作的动力源泉值得关注。1601年，多恩与埃格尔顿爵士的侄女、16岁的安妮·莫尔结婚。埃格尔顿勋爵和安妮的父亲乔治·莫尔都强烈反对这桩婚姻，作为惩罚，莫尔没有提供嫁妆。埃格尔顿勋爵解雇了多恩，并将他监禁了一段时间。他出狱后生活潦倒，颠沛流离达十年之久。然而世俗的不解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击垮这对璧人坚贞不渝的爱情，反而推动多恩为妻子写下真挚感人的爱情诗篇。根据英国作家沃尔顿所写的《多恩传》(Life of Donne)，约翰·多恩于1611年冬随其恩主罗伯特·特鲁里爵士出使巴黎，临行前写了《别离辞：节哀》(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赠与爱妻安妮。诗歌第一小节把一对精神情侣的离别喻为死亡，颇为突兀。诗人认为对待离别应镇定安详。在诗歌的第二小节中“那将会亵渎我们的欢愉，/要是我们的爱情被俗人知道。”由此可见“诗人把爱情喻为宗教，世俗情侣是俗人，他自己和妻子则是教会神职人员” [9]。让不能理解爱情宗教的凡夫俗子知道神秘爱情是对爱情的亵渎。诗歌第三小节，诗人对比世俗情侣和精神情侣对待离别截然不同的态度。离别对于世俗情侣来说是“地震”，会带来恐惧和灾祸。而对于多恩和安妮来说，离别像天体的震动，神秘而又和谐。来之不易的婚姻生活重塑了多恩的世界观和爱情观，在安妮的影响下，多恩的诗学创作一反以前轻佻、艳情、浪荡的风格，反而变得严肃、深情、富有哲思。特别指出的是，诗人不再单纯地推崇肉体感官的欢愉或者灵魂世界的共鸣，而是强调肉体与灵魂完美结合的爱。由此可见，此时的多恩开始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躯体感受和精神世界找寻爱的平衡。
在十七世纪早期以前，受其荡气回肠的情感经历影响，多恩主要的文学产出是爱情诗歌或者称为艳情诗。1617年，多恩的妻子在生下第12个孩子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也标志着多恩爱情诗歌创作的终结，转向宗教诗歌和布道文。
3. 出世的后半生
如果说多恩入世的前半生受到帝国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名门望族提供的贵族教育和不为世俗所累的爱情的影响，那么宗教神学在多恩出世的后半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宗教信仰是解读多恩人生和诗作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出生、成长于天主教家庭的多恩来说，放弃天主教转而信奉新教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随着殖民扩张的进程不断加快，加之受到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英国社会文化也发生变革，主要体现在信仰和哲学思想的文化变迁。英国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体系的束缚，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信仰新教的民族国家，完成宗教改革，形成了民族共同意识。1593年，约翰·多恩的兄弟亨利被判犯有同情天主教的罪，不久之后就死于狱中。这一事件使多恩对他的天主教信仰提出质疑，并成为他创作出最佳宗教诗歌的动力源泉。1597年，多恩被任命为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尔顿爵士的私人秘书，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期，多恩皈依了英国国教，并于1601年成为国会议员。1610年，多恩发表了他的反天主教文章《伪殉道者》，放弃了他的信仰。在信中，他提出了罗马天主教徒可以在不损害詹姆斯一世的情况下支持他们对教皇的宗教忠诚，这为他赢得了国王对上议院议员的青睐和赞助。1615年，多恩被正式任命为皇家牧师，接受神职，1621年多恩出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一职。
多恩在1615年做出改信国教的选择，是前途所迫还是内心本意难以探寻，但宗教信仰的转变带来了全新的文学产出，折射出不同的处世态度。多恩的朋友、传记作者沃尔顿暗示多恩的神学诗作均作于1615年他接受神职以后，其文学创作的源头也由两性关系转为对上帝的追随。
个体作者的生成研究尤其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强调作者研究的时代性、整体性。十七世纪英国王朝更迭不断，从伊丽莎白一世到詹姆斯一世再到查理一世，政治斗争从未停歇，而政治斗争在社会文化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宗教信仰的变迁。维护等级、强调尊严的天主教逐渐让位于主张平等、提倡谦卑的新教。新教与天主教主要斗争焦点之一是是否将天主教会视为教徒与上帝之间沟通的桥梁，天主教依托天主教会对教徒进行精神统治，而新教主张教徒与上帝直接交流从而完成自身救赎。在社会宗教文化转变的大背景下，多恩个人宗教信仰的转变可谓是痛苦的、挣扎的，丝毫不亚于安妮离世带给他的苦楚。“敬神十四行诗”(Holy Sonnets) 19首是多恩所作38首神学诗(Divine Poems)中最著名的一组诗作，其中的第二首是为基督教会的统一而向基督所作的祈祷，第十四首有关于多恩信仰转变下的矛盾心理。在《敬神十四行诗：神学冥思》的第十四首中，诗人直抒胸臆：“我非常爱你，也非常希望你能爱我/但是我却已和你的仇敌订了亲/请你把这结解开、扯碎，我和他离婚。”多恩将信奉上帝比作情人之间的结合，其内心仍然对于天主教“余情未了”，而所谓的“结”可被解读为与上帝的“结婚”。尽管内心矛盾、精神失衡，在整个社会宗教信仰巨变的影响下，多恩还是逐渐皈依新教。故而在《敬神十四行诗：神学冥思》的第二首中，多恩直接与上帝进行对话。多恩宣称自己是由上帝且为上帝造就的，是上帝的儿子、仆人、绵羊、影像，还是圣灵的一座庙堂。随后多恩提出疑问“那么为什么那魔鬼要把我侵占篡夺？”多恩将如此炽热的爱献给上帝，为何上帝“热爱人类，却不对我加以重视”？其实，多恩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他期盼上帝奋起，“为您自己的作品而争战”。不同于第二首，在此诗中，多恩极力证明对上帝的虔诚之心和对过往的忏悔之情，他似乎在政治与宗教不断斗争的旋涡中迷惘不前，将灵魂救赎寄希望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上帝。既然入世之时“往事暗沉不可追”，那就请求上帝洗清罪恶、消解思念，希冀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个体作者的生成研究同样关注并强调作者与文学环境的互动。在宗教信仰变迁的背景下观察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环境，就不得不提及在欧洲大陆产生普遍影响的以宗教为惯用主题的巴洛克文学(Barruco)。玄学派诗歌具有巴洛克风格，尤以多恩的作品最为典型。巴洛克风格以结构复杂和意象新奇著称，“惯用极端混乱、支离破碎的形式，表现悲剧性的沮丧，用夸张、经雕琢的辞藻，谜语似的词汇来玩弄风雅” [11]，这种巴洛克风格同样映射在布道文《马太福音》中。1619年多恩受詹姆斯一世的派遣出使德国海牙，宣讲布道文《马太福音》。多恩如此布道：在许多方面世界像海，世界就是海……只有福音书才是我们的网……我服侍上帝的第一个目的绝不应当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上帝和上帝的光荣。在多恩的布道行文中，世界为“海”，福音书化身“渔网”，教徒成为“渔人”，不以自己为目的服侍上帝就能得到救赎。这种隐喻将熟悉与陌生巧妙结合，诗人将两者的相似点传递给布道文的听者与读者，论证得恰到好处。在此篇布道文结尾处，多恩讲道：“如果你们愿意被这张网‘捕’住，……那你们这些鱼就是保留给那伟大的婚礼筵席，……在这筵席上，你们的灵魂将饱餐一顿，像吃了骨髓和肥油一样。”多恩的布道一如他的诗歌，比喻突兀、概念抽象、结构复杂、意象奇特，在此基础上，作品中蕴涵的辩证思维、哲理文思却为巴洛克文学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引申经文、借题发挥为普遍特点的布道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多恩最真实的内心独白，是宛如“意识流”一般的存在，诗人作为“渔人”甘愿被作为“网”的福音书“捕住”，进而进入天国所设的“伟大的婚礼筵席”，可见多恩早已“腾身洒脱尘埃去”，超脱于尘世间。
此外，作者研究聚焦于作者对写作的期望和对文学的期待。多恩通过著述、冥想、布道大力宣扬跟随耶稣，保持谦卑，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多恩更需要向自己证明新教的合理性，从而说服众人信仰新教。另一方面，多恩晚年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表达对于“死亡”这一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然而天主教的余波仍然在多恩对于死亡的潜意识里回荡，新教的登堂入室也让多恩对于死神的真实面目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1617年安妮离世后，多恩创作了《敬神十四行诗：神学冥思》的第一首，多恩写道：“现在就修理我吧，因为我的末日迫近/我奔向死亡，死亡同样迅速地迎向我/我的所有的快乐都仿佛昨日一样难再/我不敢朝任何方向转动我朦胧的目光。”昔日与爱人私奔、结合、相濡以沫的浪漫全部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独自负担起十二个子女的生活琐碎，对爱妻的思念和生活的重担让多恩萌生死亡的念头，他希望与死神双向奔赴，脱离尘世间的痛苦。1623年多恩重病，接受詹姆斯一世御医的精心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多恩不断反省自己的思想和信仰，洗刷内心的罪恶，希望获得灵魂上的拯救。隔年，多恩病愈并出版著作《突变引起的诚念》(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其中，第十七节题目为“为他人缓缓敲响的丧钟对我说：你也将死去”。多恩沉思：“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因此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敲：他是为你敲的(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2]。多恩认为钟声不断提醒人们把人生视为解除原罪的过程。或许，一场重病，与死神擦肩而过，时光流逝，对于安妮的思念并非与日俱增，多恩对于人生的终极命题“死亡”又有了全新的思考和体会。在《敬神十四行诗：神学冥思》的第十首《死神，你莫骄傲》(Death Be not Proud)中，多恩将“休息”和“睡眠”看作死神的摹本(pictures)，认定死亡同样给人以享受，与此同时“我们最美好的人随你去得越早/越能早日获得身体的休息，灵魂的解脱。”可见多恩认为死亡是离开现实世界、通往极乐的捷径，对于死神的轻蔑、不屑跃然纸上。
三百年后，一位倡导“诗意地栖居”的学者在其论著里给予十七世纪多恩超前的死亡意识以哲学解释。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论述死亡哲学时，提出“向死而生”(being towards death)，其基本方法是“先行到死中去”。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多恩思考丧钟究竟为谁而鸣，如何解除原罪以及生命本身是否存在于尘世中。正如杨周翰先生所说“在这矛盾激化、风云变幻的时代，凡是有思考的人都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而且思考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生与死、信仰、精神的疾病与创伤” [12]。随着多恩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开始沉迷于死亡，甚至在死前发表了葬礼前布道“死亡的决斗”。1631年3月31日这位怪才诗人与世长辞，尽管诗名沉浮四百年，其气浩然，常留天地间。
4. 结语
多恩的前半生积极入世，多次出征海外以谋求政治地位，创作艳情诗歌以取悦贵族淑女、跻身上流圈层，与爱人安妮私奔并秘密结婚，生活可谓是春风得意，看尽繁华。所谓入世容易，出世难。正是有入世的深刻体验才能出世，否则就不能长久地在空的境界里把持住人生。回顾多恩出世的后半生，王朝不断更迭、信念陡然转变、身体每况愈下、上帝代替情人，凡此种种都让多恩逐渐抛开世俗的杂事、欲望，寻求人生最终的归宿。穿越时空旅的隧道，掠过四百年的光阴，领略这位玄学大师波澜壮阔的一生。时代风云变幻，信仰物换星移，仕途几经沉浮，爱情惊天动地；看他纵情声色，见他绵绵爱意，惜他弃绝尘世，赞他绝美工笔；宗教与世俗相互渗透，生活与诗作相互浸染。如明代诗人陈眉公所言“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缘易坠。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持。”入世与出世看似相互矛盾却又相辅相成。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眸，多恩的人生情随事迁，修短随化，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
致谢
非常感谢得到2021~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玄学派与英美现代派文学互文性研究”的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玄学派与英美现代派文学互文性研究”(项目编号：HB21WW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