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澶渊之盟”签订前，宋辽关系经历了宋太祖时期的相互对峙和短暂交和，随即进入宋太宗时期的征战不休。“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维系了117年的和平关系(1004~1121年)，交聘成为定制，双方不断派遣使臣，协商各类问题，互致年节问候，喜贺丧吊，往来频繁，长期以兄弟之国相称，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并存政权之间平等交往的绚丽篇章。宋辽一百余年的和平通使，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抹亮色。正如聂崇歧先生所言：“于是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甲子两周，疆埸无警，邦交之辑睦久长，在我国史册中，直无一例可与比拟。” [1] 据王慧杰统计，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宋辽两个和平交聘时期，北宋共向辽遣使725人次，除却重复出使，共654人。 [2] 为数众多的使辽宋臣，因使职类型和出使线路存在差异，故其视野较为开阔，所见辽境自然地理、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而真实，为我们了解辽朝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宋辽交聘制度的确立
宋辽交聘始于宋太祖开保七年、辽景宗保宁六年，亦即974年的宋辽和谈成功。关于此次和谈的发起方，《辽史》记载与宋人记述截然不同。《辽史》载“(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琢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 [3]。宋人则均记为辽方主动通好，如北宋杨亿载“开宝中，虏琢州刺史耶律琼遗书于我雄州刺史孙全兴，求通好曰‘兵无交于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事专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观。” [4] 不管双方谁先提出议和，由此拉开了宋辽交聘序幕却是不争的事实。辽保宁七年(975年)，“宋遣使来贺”， [3] 应该是宋辽交聘最早的出使记录。但这次和平交聘期是短暂的，也未有相关语录流传。随着宋太宗亲征北汉，辽朝援汉抗宋，加之北宋不放弃幽云地区，辽宋脆弱的和平关系宣告结束。这一和平期，宋辽之间初步形成了正旦国信使、生辰国信使、告哀与吊慰使、贺登位使、遗留使、泛使等使臣派遣制度。“澶渊之盟”后，宋辽交聘成为常态，交聘制度亦逐渐完善，使臣选拔、监督、奖惩及礼仪要求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历史价值看，宋辽交聘维持了双方的和平关系，促进了相互间交往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3. 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
从使职上看，宋辽交聘使节整体上可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对应国要派遣接伴使、送伴使和馆伴使陪同。常使是宋辽双方按时派遣的交聘使臣，泛使(也称“横使”)则指因事临时派遣的“特使”。综合傅乐焕、赵永春、刘浦江、王皓等人的研究，结合《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相关记载，整理宋辽交聘使职类型如表1。
Table 1. The types of envoys i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表1. 宋辽交聘的使职类型
表1可见，宋辽交聘使职类型多种多样，既有平常的礼节性交往，也有解决特殊事件的临时出访，抵达对方境内还有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的陪同。其中，“正旦使”和“生辰使”均为贺岁使，一般同时派遣，每年1次，“终北宋一朝，共派出518人次，占出使使臣总数的71.4%” [5]。从现存(含残存)使辽语录的12位记述者来看，宋抟(正旦使)、路振(生辰使)、王曾(生辰使)、姚迥(生辰使)、薛映(生辰使)、宋绶(生辰使)、陶悦(正旦使)等，均以贺岁使身份出使，占58.3%；从现存使辽诗的23位作者来看，除刘跂出使身份不详外，有15位以“正旦使”或“生辰使”出使，占65.2%。贺岁使以恭贺辽皇太后、皇帝、皇后正旦或生日为名，敬献贺礼、递交国书、接受赏赐，将北宋皇帝的问候关切、政治态度等艺术性地转达给辽方。如宋仁宗贺辽道宗正旦的一封国书曰：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玉历正时，布王春而兹始；宝邻敦契，讲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阳，益绥多福。其于祝咏，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骑都尉、渤海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吴中复，供备库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骑都尉、广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宋孟孙，充正旦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贺。不宣。谨白。” [6]
国书中强调“宝邻敦契”，通过差遣正旦使沟通感情，“讲信聘以交修”。此外，常使中的“告哀使”“吊慰使”“报谢使”“遗留使”“告即位使”“贺即位使”“回谢使”等也是礼节性使臣，在现存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作者中，陈襄、欧阳修、张舜民、陆佃等均承担过此类使职，为维护宋辽双方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泛使“是商议重大事务的特别使节” [7]。现存使辽语录记述者中，沈括是承担泛使使职的典型代表。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萧禧使宋，提出重划河东地界之要求，往复谈判数次未果。八年，萧禧再次使宋，继续要求重划河东地界，因未得到北宋的回应，“久留不肯还”。宋神宗遂以沈括为“审行商议使”赴辽报聘，直接与辽帝商讨分划地界等事宜。萧禧听说沈括赴辽，“未辞”而匆匆返回。宋神宗见萧禧返辽，遂改称已在出使途中的沈括为“回谢辽国使”，出使辽朝商议地界。沈括在整个出使谈判中，据理力争，撰呈《乙卯入国奏请》《乙卯入国别录》《熙宁使虏图抄》。最终，经范缜等人的交涉，“河东地界争端”以分水岭划界而解决。另外，有时“正旦使”“生辰使”等常使也会临时承担泛使的职责。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晁迥以生辰使出使，宋真宗曰：“向者东封西祀，皆遣使驰书告契丹。今谒太清宫，密迩京师，重于遣使，就令迥等以此意与之可也。” [8] 晁迥在担任生辰使使职的同时，还肩负了向辽主转告真宗“谒太清宫，密迩京师”的泛使职责。
使辽宋臣还有了解辽主及辽朝基本情况的秘密任务，即“以遣使为名而实行间探” [9]。实际上，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许多内容本身就是对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见、所闻、所感的记述。使节们通过对辽朝交通线路、社会状况、帝后活动等的关注，为北宋统治者提供了丰富而直接的外交情报。另外，对于使辽宋臣而言，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即护送岁币安全抵达辽境。
必须指出的是，在完成上述使职的同时，使辽宋臣在辽朝的活动客观上还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宋辽之间边境管理甚严，除部分地区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外，其他的沟通交流并不是非常频繁。使辽宋臣的不断派遣，既有助于宋辽和平关系的维护，又通过献礼、私觌、赏赐、文化活动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动，为民族交融创造了条件。
4. 使辽宋臣的出使路线
(一) 出使线路的梳理
自傅乐焕、聂崇歧等对使辽宋臣使辽路线、驿馆进行考证以来，陆续又有学者对使辽语录或使辽诗中记载的出使线路、驿馆进行辨析，目前已将史料中所见的使辽线路基本梳理清楚。基于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记载，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直观了解宋使行经地域及驿馆分布情况，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宋人使辽过程的认识。同时，结合现代地图和实地考察，对个别使辽线路问题进行考述，亦对推动宋辽交聘研究有所裨益。
从目前所见的史籍来看，“辽主见宋使非拘于数地”。王曾《王沂公行程录》载：“初，奉使者止达幽州，后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凉淀、北安州、炭山、长泊。” [10] 实际上，辽主见宋使地点远不止这些，木叶山、清泉淀、九十九泉、混同江、云中甸、靴淀、广平甸、神恩泊等地都曾是受礼之地。根据使辽语录记载，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总结可考的使辽路线如下：
第一条：白沟——中京
这条从白沟经幽州(辽南京)到辽中京的线路，现存使辽语录和使辽诗中记载较多。路振、王曾、沈括分别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和熙宁八年(1075年)使辽，所记路程基本相同，线路如下：
白沟→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幽州(永平馆)→孙侯馆(望京馆)→顺州→怀柔馆→密云馆→金沟馆→古北口(古北馆)→新馆→卧如馆→柳河馆→打造馆(打造部落馆、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鹿儿馆、鹿峡馆)→铁浆馆→富谷馆→长兴馆(由“通天馆”迁)→中京。
王珪于皇祐三年(1051年)使辽，终点广平淀，其使辽诗中描写了幽州市骏坊、檀州杏坛坊、思乡岭、摸斗岭、长兴馆等地；刘敞于至和二年(1055年)使辽，使辽诗中出现了古北口、思乡岭、摸斗岭、松子岭、鹿儿峡、铁浆馆等地名；苏颂于熙宁元年(1068年)和熙宁十年(1077年)两次使辽，使辽诗中均有对古北口、摘星岭、柳河馆、牛山馆、鹿儿馆、打造馆、新馆、牛山馆等地标的记录；彭汝砺于元祐六年(1091年)使辽，其使辽诗也有金沟馆(彭作“金钩馆”)、古北口、望云岭、新馆等记载。此外，从使辽诗看，苏辙、欧阳修等使辽亦应沿这一线路出行。综合使辽语录和使辽诗的记载，白沟——中京这段线路应该是遣辽宋臣前往中京道、上京道交聘最常走行走的驿道，持续时间长，变化也不大。
第二条：中京——上京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薛映使辽，将沿途见闻笔录成书，后人称《薛映记》。傅乐焕、贾敬颜等对《契丹国志》中《郑富公(富弼)行程录》与《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引《薛映记》进行考证，认为《郑富公(富弼)行程录》实则是《薛映记》的误题。《薛映记》残存300余字，记录了自中京到上京的驿道历程。这段行程与其后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的驿程基本一致：
中京→临都馆→官窑馆(宫室馆)→松山馆→崇信馆→广宁馆→姚家寨馆(姚寨馆)→咸宁馆→保和馆→宣化馆→长泰馆→上京临潢府(景福馆)
第三条：中京——单于庭
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年)使辽，《熙宁使虏图抄》中详细记录了白沟至永安山单于庭的驿程。这段驿程，保和馆之前与路振、薛映等记录大同小异，保和馆至单于庭段则为现存独有的记录，对了解该区域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条驿道大致为：
中京→临都馆→官窑馆(原记“崇信馆”，疑有误)→松山馆→麃驼帐(崇信馆)→广宁馆→会星馆(姚家寨馆)→咸熙帐→保和馆→牛山帐→锅窑帐→大河帐→牛心毡帐→新添毡帐→顿程帐→单于庭(犊儿山)
第四条：中京——木叶山(“广平甸”或“广平淀”附近)
宋绶于天禧四年(1020年)使辽，撰《契丹风俗》，已佚，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引录有中京至木叶馆一段记录。木叶馆“已到或接近广平甸(淀)” [11]，也就是说这段驿路的终点是广平甸(淀)。《辽史》记载：“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 [12] 作为辽主的冬捺钵地，广平甸是遣辽正旦使、生辰使最常抵达的终点，王珪、苏颂、韩琦、苏辙、彭汝砺、晁迥、刘跂等使辽诗中对此段驿程亦零散记录。结合宋绶语录记载及众多宋使使辽诗记录，梳理此驿道走向为：
中京→羖䍽河馆→榆林馆→讷都乌馆→香山子馆→水泊馆→张司空馆→木叶馆
第五条：中京——神恩泊
陈襄使辽，终点神恩泊，《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中对行程记载颇详。该段驿程在咸熙毡馆(咸熙帐)之前与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载基本一致(除上述“锅窑馆”位置差异)，之后则行程有别。驿路馆舍整体分布如下：
中京→临都馆→锅窑馆→松山馆→崇信毡馆→广宁馆→咸熙毡馆→黑崖馆→三山馆→赤崖馆→柏石馆→中路馆→顿程馆→神恩泊
第六条：白沟——云中
郑獬于嘉祐七年(1062年)使辽，现留存使辽诗9首，分别出现“魏都”“涿州”“居庸关”“云中”“妫川”等地名，据此可勾勒出其出使线路为：
白沟→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幽州→清河馆→居庸关→妫川→云中(西京大同)
综上可见，辽主受礼地点遍布上京、中京、南京、西京，尤以上京、中京居多。这些地点及线路的形成，是由契丹四时捺钵制度和使辽宋臣使职共同决定的。“正旦使”要在次年元月一日前两三天抵达辽主冬捺钵驻地；又据傅乐焕考证，辽主为降低接待使臣的“烦扰”，采取了将帝后生辰改期至冬季月份受贺的办法，从而导致“生辰使”亦是冬季抵达 [13]。因正常情况下“正旦使”“生辰使”每年都派，所以辽主在冬捺钵地接见宋使的频次也因之最高。
(二) 宋使“绕路”记载的考释
在“语录”和使辽诗中，使辽宋臣多有“绕路”的记载，值得我们探讨。至和二年(1055)，刘敞充契丹国母生辰使使辽，过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镇附近)作诗曰“相望不容三日行，多岐无奈百长亭”，题注“自柳河直路趋松山不过三百里，然虏讳不肯言。汉使常自东道更白隰长兴折行西北，屈曲千里乃与直路合。自此稍西南出古北口矣。” [14] 过铁浆馆，赋诗“旷原开碛口，别道入松亭”，题注“此馆以南属奚，山溪深险。此北属契丹，稍平衍，渐近硕矣。另一道自松亭关入幽州，甚径易，敌常秘，不欲使汉知。” [15] 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使辽，亦载：“自幽州由歧路出松亭关，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常由之道。今驿回屈几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险远。” [16] 此外，还有两例：范子奇使辽，发现辽接伴使迂路，范诘曰：“抵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 [17]；嘉佑五年(1060年)阎询使辽，“时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往，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径葱岭而迂枉若是。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也？’” [18]
刘敞和沈括等都“素精地理学”，对绕路的感知应该是准确的，但不免有夸张之嫌。如刘敞认为从柳河馆到松山馆(约在今内蒙古赤峰西北西龙王庙一带)不过三百里，却迂回千里。从使辽语录看，从柳河馆到松山馆中间有8个驿馆，共9日里程，驿路总长590里。但从谷歌地图测距，二者的直线距离至少330里，几乎直线联通两地的G45则500余里，因此“不过三百里”与实际不符。刘敞认为“汉使常自东道更白隰长兴折行西北”，仅是局部路段的变更，并非“屈曲千里”。关于绕路的原因，宋使们皆归结为“夸大国地广”“以示疆域之险远”。但这不应是主要原因，甚至是宋使的主观臆断。辽朝疆域之广阔对于见多识广、知识丰富的宋使而言不是认知盲区，这一点辽方接伴使应该非常清楚，因此没必要通过绕路来炫耀疆域广博。聂崇歧先生认为，幽州至中京不走松亭关而绕路的原因“盖自燕京东趋松亭，道虽平坦，但潞县三河间地势低下，秋夏多苦水患，倘定为使路，难免常受阻碍，反不若出古北口之便也” [19]。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冬季进入燕山地区的“正旦使”而言似乎缺乏说服力。实际上，辽方接伴使绕路引导宋使，一种可能是由于辽廷防止宋使刺察交通道路，驿馆设置时有意加以调整，避开通达中京的最近线路，即沈括认为的“不欲使人出夷路，……”。此“夷路”当是指契丹统治者专属驿路，辽人定然知晓，但不想示于宋使。另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开险山激流或寻求人烟聚落而做的局部调整，但因使节之间存在戒备心理，从而产生臆断。因为“绕路”多发生于燕山山地，山高林密，“天险限南北，回环千里山” [20]，使节们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加上“自此入山，诘曲登陟，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景而约其里数” [10]，产生臆断极有可能。此外，从宋使记载的绕路问题，我们还能窥知辽境通达中京、西京等中心城府的道路存在多条，说明辽朝的交通体系还是较为完善的。
综上所述，使辽宋臣是北宋一代非常重要的政治群体，他们担负着不同的使职，在辽境不同的地点完成交聘任务，足迹遍布契丹旧地和燕云地区。他们的视阈宽广，对辽朝社会的感知直观而具体，凡自然地理、气候环境、产业形态、政治体制、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均有“在场”的观察，为我们揭示辽朝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这些基于“他者”视角的史料，具有直接性、丰富性、互补互证性等特点，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