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来到人世间也是同普通人一样，接受来自家庭社会学校的教育，也曾信仰过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唯心主义。本文探索青年恩格斯离开故乡乌培河谷，先后去不来梅市学习经商，接着又去柏林服兵役，然后又赴英国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这几年间他是怎样在时代风雨中勇敢探索、经受磨练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折——从宗教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折。
2. 不来梅时期：思想转折的起点
1838年7月，恩格斯中学毕业，遵从父命到德国商业城市不来梅学习经商。不来梅相对自由开明的社会氛围使恩格斯在思想上获得了极大解放，他饱读民主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青年德意志派”这一激进的文学团体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恩格斯在不来时期告别了伍珀河谷时期虔诚的宗教信仰，最终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不来梅时期也是他思想变化的起点。
2.1. 初出茅庐：告别“伍珀河谷时期信仰”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徳里希·恩格斯出生在德国莱茵省巴门市。巴门市位于伍珀河谷地带，是普鲁士王国纺织工业中心。其所在的莱茵省地区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同时无产阶级被压迫程度也越发加深，底层人民苦不堪言。恩格斯出生的家族是当地有名的纺织工业家族，恩格斯的父亲是笃信基督教且思想保守的虔诚主义者，对子女是严格的宗教神学教育。而母亲则心地善良、性格开朗，酷爱文学艺术、思想相对开明。恩格斯继承了母亲仁慈乐观的品质，在学校里也受到具有新思想的教师影响。在这样愚昧与开明交织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恩格斯对上帝有既圣洁又盲目的信仰。但恩格斯一贯同情劳苦大众，反对宗教对人性的束缚，这又使得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主义者。
1838年7月恩格斯遵从父愿到达德国不来梅市一家商行学习经商，不来梅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起点。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十分活跃的繁华商埠，恩格斯利用商行有利条件，如饥似渴的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等著作，其中不乏有“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们的自由进步思想的相关作品及评论。此时的恩格斯也开始回顾和反思故乡伍珀河谷那种阻碍人们思想发展的宗教虔诚主义，认为宗教中人的富有与贫困是由上帝安排的“先天论”思想，是对广大工人阶级的一种思想禁锢、一种思想欺骗。恩格斯已越来越无法忍受乌培河谷那种阻碍人们精神发展的虔诚主义宗教氛围，那些充满市侩习气的资本主义工业家。于是他开始进行严厉的驳斥和批判，想把故乡那些令人失望的“丑恶”面一并揭示出来，在1839年3月的《德意志电讯》杂志上恩格斯发表了反映家乡精神生活的首篇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他在文中依据在家乡目睹耳闻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虔诚主义的伪善虚伪面孔，深切同情劳苦大众。他在谈到伍珀河谷的宗教信仰时强调：“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冲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崩塌” [1]。此时的恩格斯已初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同虔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质疑和反对束缚思想自由的虔诚主义宗教，并且要告别这种信仰束缚，为向无神论转变提供前提。
2.2. 寻求新路：成为无神论者，走向黑格尔主义
1839年年底，青年恩格斯研究了青年黑格尔分子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从中获得启示，终于冲破宗教神学思想的藩篱，彻底告别“乌珀河谷时期的信仰”。《耶稣转》对《圣经》中一些神奇的故事作了深刻分析和批判，恩格斯从中获得了启迪并认识到关于耶稣救世的种种故事只不过是不真实的传说，宗教教义与科学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因而彻底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把帮助恩格斯彻底战胜旧信仰的功绩归于施特劳斯并不过分，事实上，这也是施特劳斯对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最大功绩” [2]。恩格斯一经认识到宗教虔诚主义的荒谬和欺骗性，认识到宗教与理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他就开始扛起来无神论的信仰之旗，并在受施特劳斯影响下，恩格斯首先认真研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不是把历史看做是偶然事件和现象的堆砌，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整体状态。恩格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信给格雷培说：“在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思想，他的历史哲学写出了我的心里话。” [3] 恩格斯越是深入钻研黑格尔哲学就越感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深邃性与革命性，这正是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理论基础。
在恩格斯写于1839年11月至1840年1月间《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他针对“试图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线”而否定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鲜明指出：“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丝，它的弯曲绝不是很精确。历史从看不见的一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缓缓盘旋移动……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线。” [1] 这段文字表明恩格斯在这里俨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他在本质上的指导原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黑格尔把对历史的理解归结于绝对精神，把历史的发展动力归结为“绝对精神”的作用，最终还是滑向了唯心主义，但是他的思想比起宗教创世说和君主专制主义要进步很多，也在一时间成为恩格斯反对宗教虔诚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但是在原则贯彻上，恩格斯始终强调：“我当然不会成为……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 [4] 恩格斯此时已经在原则上坚信历史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样看来，不来梅时期的恩格斯并不是站在宗教虔诚主义或者黑格尔完全理性主义的任何一方，而是超出了二者的水平，恩格斯这时在黑格尔面前主要还是一个学生，虽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从黑格尔学校“毕业”。
3. 柏林时期：思想转变的关键
1841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前往柏林服兵役。在他离开不来梅回到巴门到半年时间里，他继续学习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黑格尔派弟子们所创造的东西，来到柏林以后又把这些积蓄的力量投入了战斗的洪流中，主要进行了批判谢林哲学保卫黑格尔的斗争，后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与“青年德意志”做了清算，并逐渐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
3.1. 批判谢林：保卫黑格尔
早在不来梅时期疾风暴雨式的思想洗礼中，恩格斯就已经把自己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了。1841年10月，恩格斯前往柏林服兵役并到柏林大学旁听。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并利用自己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疯狂攻击黑格尔哲学，企图通过否定人类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来“降服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为基督教神秘主义作辩护。不到21岁的恩格斯冲在了保卫黑格尔哲学的最前锋，与谢林展开了批判。1841年冬到1842年春，恩格斯先后撰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变为上帝智慧》三篇论文。恩格斯在《谢林论黑格尔》中一针见血的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注意到他的思路，保卫大师的坟墓不受屈辱。我们不怕斗争……凡是真的东西。都经的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一刀两断。” [2] 这一篇反击谢林的文章深刻揭露了谢林替普鲁士王国维护封建专制的意图，为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发声。
为了给谢林更猛烈的还击、更深刻的批判，恩格斯又出版了后两篇文章。在《谢林和启示》中恩格斯首先揭露了谢林卑劣的人格，他指出“如果谢林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的东西都说成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岂不是一种思想的贪婪，岂不是一种卑劣的行为——对这种人所共知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 [5] 其次，恩格斯又进一步批判谢林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歪曲，揭露了谢林用“实证哲学”取代“否定哲学”的目的。恩格斯指出，谢林在“讲台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言不讳地抨击哲学，抽去它的垫脚石——理性……想必他是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效劳” [5]。恩格斯认为谢林把对权威的信仰、感觉的神秘主义偷偷运进自由的思维科学，使哲学成为神秘的启示，最终也只有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在才能成为谢林的研究对象。谢林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辩护士。恩格斯对背叛自由主义陷入神秘主义的谢林形象描述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并称其为是在“中途调转了船头的海船”。
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是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恩格斯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为有利武器，反对谢林非理性的启示哲学，属于哲学与宗教的理论论战；实践上，恩格斯是站在无神论的人民立场和宗教的封建专制主义作斗争。恩格斯抨击谢林的文章还特别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支持，还参加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柏林“自由人”团体。这个团体始终坚持唯心主义，蔑视群众，恩格斯对此持否定态度，这也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从《谢林与启示》中恩格斯就已经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同时他也看到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不彻底性”，但这距离恩格斯完成彻底唯物主义的转变还有一定历程，恩格斯就此还在进行艰辛探索。
3.2. 唯物主义指引：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正当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之际，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问世给了恩格斯新思想指引。“它炸开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这个长期统治和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照亮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道路，青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读到了《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使他感到精神异常振奋。” [5]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通过大量事实说明，天国、彼岸是人们的主观想象，是不现实的，并且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类既不依赖于上帝，也不依赖于什么“绝对精神”而独立客观地存在着这一唯物主义基本思想。恩格斯曾说它是用最直接的语言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即人类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基督教的本质》它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这本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一时我们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6]。
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恩格斯突破了唯心主义体系的牢笼。首先他对自己在不来梅时期曾经倾向于“青年德意志”的思想进行了清算。恩格斯认为这样一批激进的青年作家们在反对教会和封建道德上的确有过重要作用，但直到最后“这个派别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一度有过的思想内容”。其次，恩格斯作为与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斗争中最坚决斗士，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的分歧越发严重。青年黑格尔派只主张“不流血地赢得胜利”，而恩格斯在这时已经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深入的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直接鲜明的政治斗争。只是在柏林时期，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还没有完全决裂。这时的恩格斯思想是矛盾的，在面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宗教和“爱”的观点上，他也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但是恩格斯还是并未能真正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直到1842年11月，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才彻底走上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之路，也是在那里掀开了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新一页，实现了唯物史观的飞跃。
4. 曼彻斯特时期：科学世界观的飞跃
曼彻斯特时期是恩格斯科学世界观彻底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在这一时期深入社会现实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思想进行深入批判，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同时在这里也与马克思有了第二次历史性的会面，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伟大合作，共同创立唯物史观。
4.1. 深入社会现实，进行理论研究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和斗争，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思考问题和社会实践的出发点是经济利益，然而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质性力量中恩格斯仍未得出结论。1842年的曼彻斯特是一个资本主义古老工业城市，那里工业发达、高楼伫立、工厂机器先进。但与此同时，发达产业也带来了更多问题，随处可见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底层人民苦不堪言。为此，他把全身心投入到考察研究实际生活中去，去到工人的实际住所与他们打成一片，并且参加工会斗争等等这些行动更加唤起了恩格斯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也同时激发了他想要改变工人阶级现状的强烈愿望。
为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恩格斯满怀激情地投入了科研工作，他透彻研究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他又重新审视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见解，对此前二者哲学观对自身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清算。在恩格斯看来，虽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思想对其早期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在与工人接触后，恩格斯亲眼见证到“工人们分析问题一切都是从经验和可证实的或者是客观的事实出发的，都是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3]这种简朴的唯物主义观点使他能够尊重事实，对社会问题深入进行分析，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再次，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尽管能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宗教神学，但他对“世俗基础”的理解和消灭宗教的途径的观点又单纯游离在历史之外，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一样，在历史观上依然是唯心主义范畴。在多年以后他自己也回顾说：“我在曼彻斯特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 [7] 这说明此时的恩格斯已经能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和认识问题了。
由此，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旗帜鲜明的与他们划清了原则界限，这两篇文章也被学界视为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两篇标志性著述。在《大纲》中，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一步提出自由贸易体系是伪善的、不道德的，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观点。这些具有唯物史观萌芽思想的论述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与马克思深刻的思想影响。在批判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首先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批判了卡莱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观并提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恩格斯阐明的这一历史观，既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突破，也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改造。恩格斯的《大纲》和《过去与现在》的发表清楚表明此时的恩格斯已经从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去分析说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
4.2. 相遇马克思，共同创立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虽然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但恩格斯在这一伟大发现背后的卓越贡献不容小觑，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关于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和创见的理论研究成果，是他在与马克思两人共同合作开启人类伟大事业的重要准备过程。1844年8月，恩格斯路过巴黎时绕道拜访了马克思，这时距离两人在科伦的第一次冷淡会面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恩格斯晚年回忆他与马克思第一次见面情形道：“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往来，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马克思也因为这对我持怀疑态度。”这次见面与第一次会见时“十分冷淡”的态度完全不同，这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意识到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示出意见完全一致”。
同年9月，他们合著了批判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在这篇论战性质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过去的旧哲学做了批判，彻底划清了界限。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批判了鲍威尔及其伙伴在评论英国政治、工业发展、科技和制造中存在的明显的实际错误，嘲讽他们佩戴“自我意识”的“眼镜”来观察英国社会历史问题。首先，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已经是在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矛盾，在关于究竟该如何透视工人的贫困看到造成贫困的根源上，恩格斯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涉及到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批判。而当时的黑格尔派成员赖哈特试图通过摆弄外来辞藻的方法复制自我意识哲学的思维方式，对工人的贫困问题做了“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赖哈特的批判虽然貌似关注现实，但他始终关注的是一个虚设的对象，是在自己认定的圈子里面打转，对贫困的理解是不到位的。其次，除了对赖哈特做了批判以外，恩格斯还批判了另一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埃德加·鲍威尔的文章。他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了论及工人贫困根源的文章强调，“只有思想的创造物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创造物”，所以工人什么也没创造，也就难逃“一无所有”的宿命。恩格斯在面对“英国工人阶级现状”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已经清楚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共同的症结问题已经不可能使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思辨哲学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毫无裨益。所以在写完《神圣家族》中的一部分自己承担的内容后他回到了德国巴门，利用他过去21个月在深入曼彻斯特工人的现实生活中所调查得来的资料，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一部论述资产阶级私有制下，英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斗争历史、阶级使命的重要著作，也显示了他自己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刻思考，《神圣家族》也由此在为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形成“新唯物主义”的建构铺上了宽敞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