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是我国人口规模低增长情况下持续向负增长态势转变的一年，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2021末年山东省常住人口10,170万，2021年内出生、死亡人口分别为75.04万、74.83万，人口净增长2100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02‰ [1]。自新中国成立72年以来，江苏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中国人口负增长可能将提前于2029年前到来，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结构性老化。那么，中国是否会出现经济停滞的局面、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呢?学者持续关注着人口负增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2. 文献综述
2.1. 理论研究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关心的重点。经典人口论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要消费，仅在青年和中年，才有劳动能力。人作为消费者是绝对的，而作为生产者是相对的。于是强调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人口少可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率。如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不利于经济增长。人手论认为，人既要消费又要创造财富，人多消费多，但生产更多。一生中人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大于其消耗的价值。然而，并不是所有年龄段都能创造财富，于是出现了人口红利说。人口红利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大，人口的经济行为、经济贡献和需求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会有显著差异，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决定了经济发展。但是，人口健康水平不一、人的受教育程度不一，劳动年龄比例不能说明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于是有了人口素质学说。其认为，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决定经济发展程度。然而，培养和需求不对口，大量大学生培养出来以后，无缘所学专业，进入外卖、快递等无关行业。人脑论(人才论)认为 [2] [3]，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是某自然资源，而是人的头脑中的智力资源；就某一资源而言是有限的；但任何一种资源都是可替代的，如果有了创新体制和机制，提倡多元化、充分发挥人的智力优势，就能找到替代资源。人脑论不仅主张加大对人力智力投资，发挥人的创造性，而且要求进行体制和机制改革，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因此也被称为“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可以进一步影响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技术进步作用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组合方式，最终实现制度红利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 [4]。制度创新安排加上充分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可大幅度提高经济产出。
2.2. 不同社会对人口和资源的看法
农业社会中“人口论”是把人口看作负担，将土地当作唯一资源，资源有限而固化，人仅作为消费者而存在；工业社会中“人手论”是把人作为机械性的劳动力，强调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旦遇到灾荒或战争，老人孩子就成为多余的；后工业社会崇尚的是人口红利和人口素质论，强调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强调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本身，脱离了环境因素，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信息社会中“人脑论”、“人才论”或“政策红利”，其理论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能动地改造社会，将人看作资源创造者。“人脑论”不仅与个人的文化科学素质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设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及其一系列的配套社会政策，那么所有制、土地问题和就业岗位就会限制社会发展，劳动力就业、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经济不可能成长为全球经济第二。所以，人脑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红利，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生产率，提高生产率。
2.3. 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
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是什么，以及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度不一，社会环境对人的承载差异极大。人口论强调人的消费、人手论注重人的生产、人口红利强调年龄构成比例、人口素质注重文化水平对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将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工具。唯有人脑论，提倡以人为本，提倡多元化和制度创新。文革前期，我国城市就业岗位有限，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得不“上山下乡”；文革后，通过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发了多种就业模式，城镇吸纳了大量的回城青年。如今，城市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出现用工荒。经济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经济形成的较高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上升，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人们进而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方式，造成人们生育意愿下降。以往，总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淡水资源等，随时间越来越少。实际上资源可分，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再生资源是在人类参与下，可重新产生替代资源，包括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如太阳能、空气、雨水、风和水能、潮汐能等；也包括生物资源，如土地、森林、草原、动物。再生资源可以不断开发而增值，如地理交通资源、信息资源、就业岗位资源、人脑资源等。有些资源可以实行替代升级，以燃料能源资源为例，原来以柴草木材为主，后改为煤炭，改为煤气、天然气、石油、电力，现在又发展为油页岩、油砂、生物质、氢能、太阳能等。淡水资源也类似，废水处理、空气凝水、海水淡化，滴灌技术又使农业用水量减少，淡水资源增加。方法总比困难多，人力资源是无限的。本文仅以江苏南通为例，以实证方式探索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3. 南通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南通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与长江交汇处、长江入海口北翼，与上海市隔江相望，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南通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沿江、沿海深水岸线的城市。2020年全市陆域、海域面积分别为8001、8701平方千米，户籍人口762.5万人，辖3市1县3区，有1个国家级高新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个综合保税区。南通集“黄金水道”与“黄金海岸”于一身，江岸、海岸线长分别166千米、206千米。南通拥有5A级濠河风景区，环濠河建成各类博物馆20余座。作为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的南通，拥有两院院士47人；世界体育冠军21人，其中奥运冠军7人。
南通市是苏中经济第一大市。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10036.3亿元(2021年为11,027亿元，年增9.87%)，在省内仅次于苏宁锡，为江苏第四、全国第21名。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占4.57%、47.5%、47.9%。人均GDP为12.99万元(2021年为14.27万元)。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608元，比2019年增长5.7%。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28.9%、30.4%。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是52.2、68.4平米。南通市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发展。
3.1. 南通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
南通的计划生育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开始调整和充实计划生育领导机构，首次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1986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南通市如东县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自90年代后，南通市委、市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南通市出生率始终低迷，人口老龄化严重 [5]。
3.1.1. 南通人口老龄化
南通是苏中人口第一大市，人口数量在江苏仅次于苏州、南京和徐州市。2020年11月南通市60 (65、8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231.9万(175.1万、39.8万)人，高居江苏榜首。南通百岁常住老人1236人1，仅次于徐州1267人(表1)。南通是江苏，也是全国首个进入超少子化–超高龄化(双超)社会的城市，预计比全国提前19年进入超高龄化社会。2020年南通15岁以下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为10.90%，为江苏省13市之最低。南通是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全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七普中有44.3% (149个)城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65+, >14%)，其中有3.3% (11个)城市已经进入超老龄化阶段(65+, >20%)，南通、泰州分别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三 [6]。2020年南通、泰州、扬州和盐城四市成片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这些超高龄化区域涉及常住人口2352万，占江苏人口的27.8%；区域面积3.78万平方千米，占江苏总面积的35.3%。南通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研究，对于全国人口老龄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Table 1. Aging status of 13 districted cities in Jiangsu, November 2020
表1. 2020年11月江苏13个设区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百岁老人的人口比例单位为每10万居民对应的百岁老人数；60+中的“+”是指60岁及其以上人口，余类似；后表同。
2000、2010、2020年南通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93.5万、120.2万、175.2万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相应为12.4%、16.5%和22.7%，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皆处于江苏省首位。2000~2010年、2010~2020年南通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3.84%，远高于当地同期常住人口增长速度(−0.30、0.58%)。
3.1.2. 南通人口负增长
南通人口负增长虽有人口迁出，但更多的是由于老龄化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有关，属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
1) 粗出生率连续创新低：自1996年起南通人口粗出生率就开始稳定低于10‰，早于江苏全省5年。2002~2010年南通市出生率持续9年连续低于7‰，比江苏省平均低2个以上千分点。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南通生育影响很小。2013年国家生育政策由“双独”调整为“单独”，次年南通出生率仅由7.1‰增长到7.5‰。2015年江苏完全放开两孩生育，次年南通出现出生峰值(8.5‰)，接着连续数年出生率下降，2021年低达4.5‰。
2) 死亡率稳定提高：老龄化导致南通人口大量死亡。2012年以后南通市人口粗死亡率持续超过8‰，2017年后粗死亡率竟然接近或超过10‰，而江苏全省一直稳定在7‰以下。
3) 自然增长率转负并加速：从2002年开始南通年死亡人口超过年出生人口，持续进入人口负增长。2010年前，人口负增长率低于1.8‰。2017年后，人口负增长超过2.0‰，2020、2021年人口负增长率分别超过4.0‰、5.1‰。
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南通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由490.4万，下降到2010、2020年480.1万、456.6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劳动力减少了2.09%，年均减少0.21%；第二个十年加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4.90%，年均减少0.50% (表2)。15~64岁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2000、2010、2020年分别为527.8万、530.7万、513.3万。15~64岁劳动力下降明显，尤其在2010~2020年间。
3.2. 南通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
2020年年底南通市户籍人口为756万，2000年南通户籍人口数量曾达最大数量(785万人)后，连续20年缓慢下降，2021年下降到752万，回到35年前(1985年)户籍人口水平，目前还在持续下降。同时，
Table 2. The change of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Nantong 2000~2020, %
表2. 2000~2020年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
2020年南通市常住人口为773万人，1990~2010年出现连续20年人口负增长，2020年仅比30年前增加了5.66万人。2000~2020年20年间，南通市户籍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年均下降0.188%。而南通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GDP)总量从2000年的721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0,036亿元，20年增长13.92倍，年均增长14.87%，2020年成为我国第21个进入万亿元的城市。南通市人均GDP从2000年的0.92万元增长到2020年的12.99万元，20年增长了14倍多，年均增长率达到14.2% (超过同期省均水平13.1%)。同时，人口负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南通市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从2000年的18%下降到2020年的4.6%，第三产业产值从2000年的32%上升到2020年的48%。这说明，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劳动力减少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政策调整，达到减员增收的目的。
人口负增长情况下的经济增长。2000~2021年南通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与GDP、人均GDP呈现显著性负的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738、−0.722；n = 21)。自然增长率每下降一个千分点，南通市GDP平均将上升1739亿元，而人均GDP增长2.27万元人民币，其间决定系数分别为0.545、0.522 (n = 21)。这说明南通GDP (人均GDP)增长过程中，有54.5% (52.2%)的变异可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所解释。
人口负增长伴随着产业劳动力结构调整。1993年南通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低于50%，产业呈“一二三”结构；2004年二产从业人员(39.4%)超过农业从业人员(36.6%)，成为南通的支柱产业，转变为“二一三”产业构成；2006年服务业产业人员比例(33.4%)，超过农业从业人员比例(24.1%)，从而出现了“二三一”产业构成，2014年工业从业人口比例达到最大(46.3%)，并开始下降；2020年服务业从业人数比例(43.2%)超过工业从业人员比例(42.0%)，从而出现“三二一”产业构成，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南通市已顺利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
南通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近2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南通市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人口变化有着很大影响。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利于第一产业(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时有利于第三(服务业)产业人数比例上升(城市化)。其间的线性相关系数高达0.8054、0.8197 (n = 26)，自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第一产业人口减少5.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加3.54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变化，造成农业、服务业人数比例变化，其间决定系数分别为0.6486、0.6720，这说明农业及服务业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有64.8%、67.2%可认为是人口负增长的贡献。
3.3. 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
陶涛等采用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和世界银行数据(World Bank Open Data)，以俄罗斯、波黑、匈牙利、立陶宛、德国和日本等六个国家为例，考察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劳动参与、技术进步和固定资产存量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和异质性。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新阶段，其人口、经济互动关系很可能与以往人口正增长时代的规律不同 [7]。人口老龄化通过减少劳动力数量，优化了制造业内部资源配，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南通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呢。2000~2010年，及2010~2020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情况分析发现，我国各省区市人口增长率与GDP、人均GD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人口增长速度快、则经济发展好，尤其是2010~2020年。即快速人口增长推动了社会消费、促进了生产，拉高了经济发展速度。仅在2000~201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表3)。这也说明人口增长率与GDP的关系，强于其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关系。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average annu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average ann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表3. 我国31个省区市年均人口增长率与年均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
*表示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相关显著；**表示显著性水平α为0.01时相关显著。
2010~2020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常住人口数量年均下降了0.204%、0.552%和1.881%，但地区GDP总值年均上升了6.10%、6.74%和5.13%；人均GDP年均上升了6.32%、8.07%、6.99%。这说明了人口下降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GDP及人均GDP仍可能继续增加。
综合以上，说明南通在人口高龄化、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经济仍能够持久发展，在全国或全世界都存在如此现象，但并不普遍。短期来看，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是温和的，如果能实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效率有效提升，进而替代劳动力规模缩减的不利影响，那么便依然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人口负增长对总消费需求和经济产出能力终会产生不利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消极的 [8]。
4. 政策建议(引领)
南通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在人口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南通人口负增长程度较低，仅是“人口零增长”的继续；其次，南通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利用地理优势，抓住了政策红利，通过产业调整，发展交通运输，降低和上海通行速度，从而赢得了融合长三角、发展经济的机遇。
4.1. 要想富先修路——发展交通、融入长三角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和沪苏通铁路、盐通铁路建成通车，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开工建设，南通新机场选址正式获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稳步实施。深化改革和双向开放，以产业链接、功能协同为重点，南通加快与上海、苏南实现交通一体化、生活同城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功能协同，发展理念、营商环境，构建与苏南比肩的发展生态，打造跨江融合典范。2020年6月南通西站建成，2020年7月张家港至南通通州的“沪苏通长江大桥”通车。为南通跨江联动，融入苏南、接轨上海创造了绝佳机遇。同时，沪通高铁开通运营，沿途停靠张家港、常熟、太仓等城市，南通至上海间的铁路通行时间从3.5小时左右压缩到66分钟。铁路缩短上海与南通及苏北地区的通勤时间，增强上海中心城市辐射的接受能力，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2020年年底盐通高铁通车运营，2021年11月国家批复北沿江高铁。此外，南通规划建设空铁枢纽获批，以“南通新机场 + 北沿江高铁”建设“轨道上的机场”，目标为长三角北翼重要航空港、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骨干机场。南通新机场规划建设，和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共同组成上海航空主枢纽。
4.2.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
随着南通交通运输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网上批零业、服务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收都有大幅度增长。南通市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同时，顺应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新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等发展较快 [9]。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南通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聚焦海工船舶、高端纺织、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节能环保、5G通信及应用、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尖端生命科技等重点产业领域，组织基础前沿探索、核心技术攻关、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由此，产业集聚带动人才集聚，引进大量的人力资源。
4.3. 引进各层次人才、促进经济发展
面临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南通市抓住机遇，融入长三角、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缩短沪通通勤距离，以较低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吸引了上海、苏南优质企业落户，促进南通地方经济发展；吸引大量年轻的优秀人才和人力资源参与南通的经济社会建设。南通实施了多层次的人才引进计划 [10]，如江海英才、通籍英才归雁计划、双创计划、青年人才培育行动、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工程、名校优生引才行动、乡土人才“三带两助”行动计划、科技镇长团计划，全面从各个层次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
客观地分析，南通人口负增长仅处于开始阶段，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通过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变，南通市从业人员从1994年的493万减少到2001年的426万，从2001年稳定增加到2019年的488万 [11]。换言之，从2001~2019年南通市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社会劳动力数量一直在稳定增加，从而保证了当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用工需求。
南通市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完全照搬，南通和上海的地理距离、人文联系，并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具有的。然而，南通的实践提示：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政策红利、抓住“人脑”开发，坚持机制和体制的改革、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引进优秀人才，在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中心/国家卫健委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开放基金：江苏积极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SHD2021057)所支持。
NOTES
*通讯作者。
12020年底户籍人口统计中，全省百岁老人7763人，其中南通市1722人超过徐州市9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