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类特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后疫情的反复发作等宏观环境变化，以及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政策因素影响，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大量农民工开始返乡。在过去的两年里，农民工群体正面临着三大转变：主体从“农民工”转变到“民技工”，诉求从“吃饱饭”转变到“要体检”，发展从“讨工资”转变到“要身份”。返乡农民工是新型城镇规划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来源之一，但同时由于家乡就业环境有限、自身技能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社会各界对民工群体的认知偏差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群体在返乡就业时遇到种种难题。
成都市郫都区作为中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深受国家农业优惠政策的影响，国家的大力支持建设将使该地区广大农村农民产生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以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为研究样本，对该地区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客观环境变化与农民工主观需求变化二者之间的联系，运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他们的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并为促进农民工增收、地区发展及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研究于19世纪就已起步，研究理论成果也比较多。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开创了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分为两个部门，分别是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且一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工业发展，农业只是为其提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站在城市工业部门角度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如何向城市转移 [1]；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从一种动态角度研究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增长，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城市工业部门吸纳阶段、城市工业部门饱和阶段、农业部门吸纳阶段，该模型考虑到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弥补了刘易斯模型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戴尔·乔根森吸纳了古典主义模型的结构分析法提出了“乔根森模型”，得出工业化的关键是在初始时期缔造出农业剩余，用农业剩余启动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初始人口的系列结论，也更加完整的总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过程 [2]。
人口反向流动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着，但近几年我国农民工返乡问题日益突出，伴随着他们的返乡就业问题也急需重视。国内学者们根据我国发展实际，对农民工群体返乡流动及回乡就业的研究也非常多，主要从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界定、成因、返乡农民工的特征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分析，这些研究为了解我国现阶段返乡农民工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有的甚至被决策层所采纳，在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章刚勇、阮陆宁的“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的思索”分析了促使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及影响，并借助“推拉理论”对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解释，得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等系列结论 [3]；陈明、黎东丽、戴力勇从客观经济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返乡原因主要有政策制度约束、企业用工制度不规范、城市生活成本约束、农民工自身技能约束四方面 [4]；刘光明、宋洪远通过对四川、安徽回乡就业者进行调查分析，对返乡就业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创业动因及其产生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返乡就业创业者大多都是被动回乡，如外出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家庭因素影响等等 [5]。
2.2. 综述
综上可知，国外学者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大部分的研究多是立足于城镇视角，基于资本主义特定的时代背景来宏观分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农业部门发展实况方面的调查还有待完善，专门针对农业农村发展和返乡农民工所出现的需求转变，研究文献也还较少。国内近年来对返乡农民工这个课题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在研究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时，研究数据多采用全国性大数据，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宏观且较为全面的反映着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状态，但由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特殊性、各地区差异性，宏观层面的研究就显得笼统了一些。并且国内学者大部分研究重点都是在基于发展大城市经济下关注农民工为何返乡、农民工返乡和留城的意愿上，而针对在当前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微观需求转变、地方性农民工差距等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农民工返乡已不再是一个新话题，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返乡却影响着大局，我们仍需时刻关注在当前大环境下他们的发展趋势，观察由他们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返乡农民工为例，采用地方性调查数据，立足于托达罗模型、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明确农民、农民工的概念及其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联系，研究该地区和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在内外部环境影响下该地区农民工群体返乡的原因，然后分析返乡农民工群体目前就业的基本现状和其面对困难，政策变化与农民工返乡就业之间的联系，在充分研读相关文献、结合调查数据和所学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根据突出问题提出应对措施与建议。
3. 郫都区友爱镇返乡农民工就业调查
3.1.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清河村基本情况
友爱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西北部，地处成都市环形生态旅游带，该地区面积为46.3平方公里，辖29个行政村，属传统的都江堰灌区，是著名“中国盆景之乡”，同时也是西汉杨雄的故乡。清河村则是友爱镇下辖的一处行政村，和温江区的万春镇接壤，面积2.68平方公里，辖1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人口2400多人，其中农户有1000多户。经调查，该村村内主导产业以花木和蔬菜种植为主，村民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和种植业，其中劳动力人数为1800余人，返乡农民工有500余人。
清河村拥有着十分丰富的矿产、水利、林业等资源。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花卉园林产业、乡村旅游产业已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户增收、返乡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已了解到的情况当中，当地返乡农民工里有近50%都在当地政府引导协助下发展花卉产业，并在基础上嫁接出民俗旅游业。
3.2. 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
首先，在调查数据中显示，返乡劳动力群体中女性外出群体占46.99%，男性外出群体则占53.01%，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高性别比特征正呈现着递减趋势，这显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开放程度提高及农村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有关。其次，该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为出生于1970年代及以前的老一代农民工，占比约为86%，而出生于197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约为15%，可见随着时代发展、市场经济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仍占主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增长也呈现着迅猛之势。再次，在该地区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与第一次“民工潮”时期相比有显著提升，多数农民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文化程度占比为56.83%。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高中和大专以上的比例始终偏小，分别占比27.6%和14.48% (见表1)。由此可见，不管是改革开放以来还是迈入新时代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仍比较缺乏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意识。最后，在满足外出务工满四年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中，笔者采取随机抽样法与当地十户农民工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返乡农民工家庭劳动力情况，经访谈结果对比映证，返乡农民们表示由于子女教育费用高，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家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多为2人及以下，为了防范风险，其多选择进行银行储蓄。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表1. 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3.3. 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现状
3.3.1. 返乡前后就业岗位分布及相关性
农民工在返乡前，在城务工期间从事的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二三产业，根据图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40.87%，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61.31%，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农民工的分别占比48.77%和61.58%；农民工在返乡后，建筑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是其主要从事的行业，有占比38.69%的农民工选择回归到农业部门生产，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51.77%，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52.32%，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农民工分别占比32.7%和47.68%。由此可见，虽有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重新务农，但在身体健康和技能满足要求情况下，他们仍选择从事于熟悉程度较高的二三产业，并且由于文化素质较低，缺乏专业职业技能等使其难以凭借自身能力跨越行业门槛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产业。
Figure 1. Comparative chart of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industries before and after returning home
图1. 返乡前后就业行业占比对比图
从农民工返乡前后所从事的就业岗位相比较看，农民工从事的岗位存在着“路径依赖”。其返乡前主要从事于建筑制造服务业，返乡后仍选择从事“熟悉”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有着较长工作时间、较低收入待遇、较强工作不稳定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这大大局限了农民工群体未来职业的发展，导致他们存在着“就业隔离”现象。受自身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影响，他们难以获得更多知识技能，从而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行业而缺少工作晋升、收入提高的机会，就业竞争力不断缺失使他们难以跳出跨越行业门槛，就业质量难以得到改善。
3.3.2. 返乡后就业的收支及满意度
返乡农民工就业面临着收入微薄、资金匮乏的问题，他们对当前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访谈中返乡农民工们表示，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收入有限，所积累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子女教育费用、在城务工生活成本以及家庭开支等，余下收入因他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多存入银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在调查结果中显示，该村目前有将近65%的返乡农民工每月收入在2500~5000元之间，而每月支出在2000~4000元之间的占比将近60%，呈现着支出大于收入，工资收入不能满足日常开支的窘迫局面(见表2)。
Table 2. Income and expense statement
表2. 收支情况表
3.3.3. 返乡后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
该村返乡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呈现多样性，但这些渠道却存在着不通畅的情况。一方面，该村农民工利用政府和社会建立的就业信息平台获取就业信息，由于平台不完善、管理人员服务较差等因素，农民工们未能完全了解到与地方就业相关的信息，并且平台信息管理不足，还存在着部分信息资源缺乏，部分信息内容不真实，更新不及时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用工单位专门招工和政府有组织就业较少，亲缘地缘关系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纽带，在访谈中民工们谈道，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返乡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也十分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如亲戚、老乡等，他们较为信任这种“熟人”关系。
3.3.4. 返乡后农民工个人素质有所提升
农民工群体的在城务工经历对于其个人的现代性发展有着一定促进作用，他们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其个人素质有所提升。农民工群体离开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社会环境的转变使他们拥有了城市生活体验，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迁移流动的过程，他们在不断变化中开拓着视野，积累着经验 [6]。在该村调查结果中显示，有占比59.95%的农民工认为在外务工经历能够帮助他们积累资金，占比57.49%的农民工认为能掌握相关工作管理经验，占比48.5%的农民工认为能够扩大自身社会交往，利于积累人脉，占比36.24%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务工利于增加对于市场经济的头脑。高收入利于他们提升自身能力扩展社会资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促使着农民工思想观点、行为表现的转变，其个人素质有所提升。
3.4. 返乡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3.4.1. 返乡农民工就业融资问题较严峻
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级政府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旨在帮助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减少就业障碍，但部分优惠政策过于宽泛，难以落实。根据走访了解到，由于地理、经济等多因素影响，该地区一些优惠政策尚未落实，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办公室、农业办公室等多个部门，而各部门的职责和管辖范围不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使得部门之间协调存在困难，财税帮扶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
另一方面，该地区就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缺乏金融创新。经过走访了解到，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由于缺乏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发展较为滞后，多数农民从事种养产业，同质化特征明显，产业链单一难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融资渠道狭窄；同时，当地金融机构较少，贷款品种有限，贷款利息也较高，且多数金融机构存在风险规避心理，由于返乡农民工能够用于担保的可抵押物如农田、锄具等等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无效的，因此金融机构大多不愿贷款给农民工，种种资金问题便成为了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阻碍。
3.4.2. 返乡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仍较低
该村农民工由于被动接受的文化和职能培训较少，再加之缺乏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识，他们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仍然是处于低水平。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为10.9年，低于我国城镇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 [7]。农民工的低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和发展视野。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出生背景和文化素质，该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被边缘化，大多从事低技术、劳累的工作，在城市住的房屋多为城乡郊区环境差、设施差的房屋等等。另一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者相比，低文化素质的农民工也给企业招聘带来了难题，他们难以了解并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思想过于保守缺乏创新性，造成企业招聘难与民工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3.4.3. 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尚不完善
首先，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率较低。根据该村调查，有29.7%的返乡农民工经常参加就业相关培训，而有42.23%的返乡农民工参加过不超过三次的户籍所在地的就业培训，甚至有28.03%的返乡农民工们表示从未参加过。该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多为初中文化水平，文化层次会限制他们的思维，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学习知识就是浪费时间，这样的眼界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参加培训。其次，培训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就业最基础的问题就是知识经验的储备问题，而完善的培训管理体系是确保返乡农民工培训活动顺利开展和返乡农民工知识技能提升的基础。该村就业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为返乡民工们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服务，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着一部分培训工作，其他大小部门也参与其中。这使得各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重叠、权责不清的现象，极易因为各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再次，相关培训人员的服务能力存在不足。根据访谈的民工们反映，现阶段很多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多是为“应付”了事，培训人员少有管理，在培训工作开展之前并未深入调查农民工们的真实需求。比如，一些返乡农民工接受就业培训就是为了获得国家针对他们所颁发的优惠，并不是为了进行自我提升；培训机构难以提供足够的专业化服务；培训人员仅限于培训过程，不关注培训后的结果等等。顺利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这本就是一个相对投入较高、花费时间精力较多且漫长的过程，结果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培训人员的“匆匆来又匆匆去”行为使教育的效率效果得不到有效稳固提升，不仅农民工们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储备得不到提高，也还会影响返乡农民工接受再就业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8]。最后，培训内容单一化，理论与现实存在脱节现象。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培训最终目的是应用，但现阶段培训的内容方式存在着不合理。如，各村镇之间禀赋条件、文化习俗不相同，但各培训的内容却盲目套用，十分雷同。该村目前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主要是关于培养就业意识和创业精神、职业规划等方面的课堂讲座，这些培训内容在理论上有指导意义却不符合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未与当地特色产业相关联，缺乏实践检验。
3.4.4. 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就业的服务质量较差
政府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开设的渠道存在着不通畅。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建立的就业信息平台和其他基础设施未能使农民工充分了解当地的就业信息，而且很少有专门的用工单位和政府组织的招工；农民工也说道他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亲属、村民和朋友，亲缘地缘关系仍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纽带，因此他们经常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来找工作，由于农民工自身特性和亲友就业信息的准确性低、内容单调，他们对就业信息的处理常常出错。其次，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民工们表示，家乡不仅缺乏引领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带头人与专业指导人才，还缺乏教育、医疗等完善的保障体系，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就业的支农优惠政策也没有及时宣传到位。根据该村调查，有占比60.76%的农民工群体表示常遇见家乡政府服务质量差、费用繁杂等问题，并分别有占比55.86%和37.06%的民工们表示认为自己家乡的教育医疗社保等配套基础设施质量差、家乡中大型企业太少缺乏就业机会、不了解市场信息。
国家出台了很多改善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如为就业创业人员提供一定贷款税收、针对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等等政策，但在该地实际上却有将近70%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不了解有关自身发展的政策和家乡行业发展状况。经过走访，发现该村政府对相关政策宣传方式也比较单一，仍较多停留在贴告示等较低级宣传手段上，利用互联网如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传还比较少，农户没有上网关注这些信息的意识习惯使得惠农就业政策不能有效传递到民工们身边，政策落实上存在着不彻底、不稳固的现象。
4. 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
首先需要拓宽农民工的融资渠道。鉴于返乡农民工缺乏各方资源，尤其是资金资源，地方政府部门可以与农业合作组织、银行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通过政策性农业资金、合作性农业资金、商业性农业资金以及民间农业资本和资本市场融资来增加对返乡农民工的财政支持。还需进一步构建国家和省长双重负责机制，由国家整合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省农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等财政资金，分化一部分专门针对返乡民工们就业创业补助的资金，同时在县域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用于监督管理、完善国家下发政策落实的动态监测机制，在乡镇部门设立第三方监察员，采用定期上门回访等方式来密切跟踪农民工们的收益情况。其次应由政府牵头鼓励发展县域经济。因为农业的强外部性、公共产品特性，需要政府部门介入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可以根据当地特色，通过支持返乡能人、农业大户、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以“公司 + 农户 + 基地”等产业模式鼓励建设绿色种养基地、进行技术改造、智能化生产建设等，推动乡镇企业发展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 [9]。政府对部分乡镇企业也要积极落实龙头企业减税、吸纳贫困农户就业等支持政策，对于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信用记录较好、带动返乡农民工就业明显的精深加工发展项目可优先给予信贷支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上市 [10]。
4.2. 健全返乡农民工就业一体化培训体系
要想实现返乡农民工的顺利就业，关键还是在于增强他们的就业技能水平，而专业的技能知识水平离不开良好的培训，因此必须构建具有专一性和针对性的培训平台。过去，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主要局限于培训过程，不注重培训效果，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一直存在多部门参与、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培训机构可以整合其他部门的相关教育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分类，独立承担与农民工再就业培训的有关工作，如信息发布、教师招聘、资金分配等，根据实际情况对培训工作进行规划和总结，根据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其次，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培训要注重实用性，政府和培训机构必须结合返乡农民工实际需求优化培训内容。一是要坚持培训内容科学化、系统化，返乡农民工就业内容涵盖就业意识、就业技能、相关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全面的就业培训内容体系；二是要加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应因人而异，培训机构不仅要考虑到返乡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现实需求，还要结合当地的具体环境、特殊人文风貌等诸多因素；三是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需要多种综合实践技能，因此培训内容不仅要包括理论知识，还离不开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实用性内容要大于理论性内容。此外，还应采取多种教育方式，灵活运用网络、课堂和实践教学等，可以组织返乡农民工群体一同参加在线学习课程，根据不同科目和学习阶段提供个性化教学，为他们提供多样化且有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可以通过传统课堂教学和现实案例分析，引入团队专业教师讲解就业创业理论知识，帮助返乡农民工们加深理解记忆；其中重点在于实践教学，可以利用实训基地帮助民工们提升实践技能，例如想经营“农家乐”的农民工们将其安排在当地比较优秀的酒店学习专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想要种植农作物、花卉绿植的农民工们将其安排在当地的种植企业、种植大户学习等等。
4.3. 改善政府服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
在返乡农民工就业方面，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可以与“广告传单、报纸、宣传栏”等传统媒体和“直播软件、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等新式媒体合作，大力宣传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以提高农民工就业的意识和就业率，通过集中宣传向农民工们普及惠农相关政策，提高返乡农民工对于相关支持政策的认可度和就业创业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可以通过公众号、网络平台等方式加大对疫情防控政策宣传的力度，持续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增强返乡农民工防护意识，要求企业落实工资、节假日等福利待遇，鼓励企业发放“新年礼包”、“中介红包”，组织团建等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农民工参岗的积极性；通过建立返乡农民工定期帮扶机制对返乡农民工开展全覆盖摸排工作，主动掌握其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就业意愿等，每天更新调查平台数据以确保政府部门和培训机构有效了解农民工的真实需求。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力量和载体。因此，政府应主动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农民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乡村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到完善乡村就业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体系和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中来，为返乡农民工等人员提供稳健优质的就业保障 [11]。一是可以改革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支持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农村社会组织创建和规范化发展。二是可以通过专业人才培养、孵化平台建设、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和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优先等方式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内部治理改善。三是可以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内部竞争机制建设，通过公平竞争方式，激发组织部门工作人员的内在活力和服务热情，选择技能和声誉最强的服务人员为农村地区的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四是可以帮助政府部门了解当地企业缺工人数、空缺岗位等，形成就业需求清单，通过村社走访梳理出农民工求职需求和返岗时间地点，合力搭建基层就业平台，将线下线上招聘结合为所有求职的农民工提供“不打烊、不断线”的就业服务。
4.4. 结合当地特色，创新发展绿色产业经济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休闲农业是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一种创新路径 [12]。大量农民工返乡为当地农村休闲农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发展花卉园艺、民俗旅游等休闲农业，不仅是解决农民工返乡务工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振兴乡村的重要出发点和重点。培育特色乡村精品项目可以提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以特色乡村精品项目为引爆点，可以促进乡村旅游跨越式发展 [13]。如，依托乡土特色健康养生资源打造康养基地、宜业宜居的特色村镇，还可以依托农村绿色生态文化资源建设休闲公园、乡村旅游田园观光区等等。
要顺应城乡三产融合发展趋势，促进与乡村休闲旅游相关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创新引导农民工回归到乡村进行参岗就业。如，成都市郫都区是“农家乐”的发源地，该地以“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带你云游乡村美景”的理念将农家文化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成都市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开创了“农业 + 旅游”、“农业 + 文化”、“农业 + 服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不仅促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了产业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城乡的良性互动，推动着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等战略落实。千年来，农村一直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农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家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农民工群体有着“落叶归根”的意识，他们以家乡为“根”，对于其返乡就业，可以安排专业人士引导农民工建设文化产业，充分利用村庄的潜在价值，创造“农民 + 学院 + 基地”的产业运作模式，积极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走出去”，为农民工就业、乡村文化传播做出积极探索。
5. 结论
农民工返乡就业对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创新发展新产业、新模式，促进了工业、服务业和特色农业的协调发展，并且还推动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的一体化，使更多人重新认识到乡村的潜在价值，他们重返家乡就业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针对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面临的问题，为更好地推动当地农民工返乡就业，今后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善，主要包括完善政府财政支持体系；健全返乡农民工就业一体化培训体系；改善政府服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结合当地特色发展绿色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