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西藏开启了扩大开放的新格局，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日益密切，此时塑造好西藏的地方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共区域中的语言服务，是一个国家或地方形象的重要体现，其中语言标识构成的语言景观，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景观的规范化、国际化展现的一个国家的语言服务能力，也是语言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拉萨贡嘎机场作为拉萨市唯一的航空枢纽，承担着对外交流的重要作用。而机场标识语言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有利于提高其社会文明程度，有利于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基于此背景，我们使用结合“生态语言学理论”和“合作原则”对拉萨贡嘎机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拉萨机场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丰富少数民族地区机场语言景观的研究，另一方面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机场的语言景观设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语言景观
在上世纪末，著名学者Landry和Bourhis首次对语言景观作出概念性解释：那些出现在公共空间招牌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地区的语言景观。除此之外，有两个功能：即显性的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隐形的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 [1] 信息功能主要指的是在某一空间内言语的使用情况，而象征功能是指语言景观的设计会反映出背后相关的权势和地位(张天伟，2020)。 [2] Purschke (2017)则认为语言景观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社会动态、符号结构、意识形态框架、文化体验和电子转换这五个方面。 [3] 而韩晓晔(2022)则认为语言不仅可以直接呈现为社会景观，更能深刻映射出各种社会景观。 [4]
2.2. 国内外研究
我国的语言景观相较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末，研究重心才由口语转为书面语言。语言景观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主要是关注公共空间中的书面语标牌。该研究不仅探讨语言如何应用的问题，还涉及到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李琎，2021)。 [5] Peter Baxkhaus (2003)从权势(power)和等同(solidrity)的角度对日本首都东京的语言景观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官方标示语是为了传递主要信息而非官方标示语的设立是为了营造国际化的氛围。 [6] Neil Bermel (2020)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捷克共和国的赫鲁比洛霍则茨庄园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发现庄园的历史渊源、目标受众和意识形态影响了该地语言景观的形成。 [7]
而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起步较晚，直到最近十年才有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李琎(2021)对崇左市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景区进行了语言景观调查研究，通过对语言景观的功能分类，语言选择和语言载体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语言景观标示不仅可以促进该地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同时也能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5] 王晓晨和高洋(2021)对大连市某一高校的语言景观进行调查，发现在学校中的标示设计都与周围生态环境十分契合，图片与文字相互配合，不仅大大促进了语言景观标志在学校当中的作用，并且也丰富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8] 马会峰与张丹(2018)调查了关于海口美兰机场语言景观中语言使用问题，通过调查得知：海口市非官方语言景观中存在繁体字、英汉双语混合使用等现象，然而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景观中都出现了翻译不规范及翻译失误现象。与此同时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禁止使用繁体字，坚持汉语为主等。 [9] 王雪芹(2020)从多模态的角度对郑州一个写字楼的电梯广告语言景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电梯中的广告功能通过声音模态和图像模态相互配合而实现。 [10] 黄雅琳(2020)从语言政策角度对白俄罗斯首都机场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虽然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是俄语和白俄罗斯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俄语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11]
虽然我国学者近些年对世界各地进行了实证考察与研究，但是鲜有学者研究调查在语言景观背后身份与权势的关系(尚国文、赵守辉，2014)。 [12] 通过在知网的检索中可以发现，关于对机场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的文章只存在两篇。分别是对海口美兰机场以及白俄罗斯机场的语言景观研究。Shohamy (2008)认为，仅仅从单一的角度研究语言景观会曲解其设计的原本意图。 [13] 因此，本文将Grice的合作原则与豪根的生态语言学相结合，从语言本体和周围生态两个角度对拉萨市机场语言景观进行分析，探究其背后形成的原因。
2.3. 理论框架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Haugen在1972年首次阐释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语言生态学”概念，该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探究语言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豪根(1972)认为，人们的日常语言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同，都具有特定的生态环境。因此语言景观也具有自己特定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语言景观不尽相同，通过分析拉萨市机场语言景观的生态，可以更加深入的揭示语言景观背后的深刻含义。
而Grice的合作原则(Grice, 1975)认为，在人们的日常会话中，为了让对话顺利进行，双方通常会遵守一定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主要分为四个准则，即Quality、Quantity、Manner和Relation。将合作原则用于语言景观分析，可以深入的揭示拉萨市机场标示语中文字内容的深刻含义。
基于以上两个理论，我们使用合作原则来对标示语的语言本体进行分析，利用豪根理论对标示语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两种理论相互配合，可以构画出一种新的语言景观分析框架，详见表1。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地点
拉萨贡嘎机场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西南方向的山南市贡嘎县迎宾路，距拉萨市中心约85千米，为4E级军民合用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之一，也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大航空枢纽。机场拥有一座航站楼，面积达2.50万平方米；其中主要包括出发区域、候机区域以及到达区域等。机场的主要构成部分功能齐全，自建成以来，客流量达457.24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3.93万吨。
3.2. 数据收集
Gorter (2006)指出，语言景观的重要数据采集形式之一是通过拍照来完成。 [14] 基于此，我们对拉萨机场内的语言景观进行了穷极性的拍摄，剔除一些重复和模糊的照片，共得到65张有效图片。
3.3. 数据分析
Table 2. The language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Lhasa Gonggar Airport
表2. 拉萨贡嘎机场语言景观的语言分布
根据表2的量化数据，可以得知：首先，在单语数量上，纯中文的标示语在标牌的权势最高，根据Ben-Rafael (2009)提出的集体认同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在拉萨贡嘎机场语言景观中中文出现频率反应了人们对该地区使用中文这一现象较为普及，并且对中文的认同感较高，这也符合现如今我国大力推进普通话走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 [15] 其次，英文在非本土化语言中的出现频率最高，这反映了英语这种语言在全球各地的地位非常高，Rosenbaum (1977)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势利吸引(snob appeal)”。 [16] 最后，在双语数量中，“中文 + 藏文”的出现频率较高于“中文 + 英文”或“中文 + 藏文 + 英文”，并且在语种数量上占比最大，这反映出了该机场现在正朝着国际化机场发展，中文、藏文同时出现的标示语也从侧面表明该机场的受众群体主要以国内旅客以及藏民为主。
Table 3. Official and personal signs
表3. 官方与私人标牌
通过调查统计数据(表3)，我们发现：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差异明显，官方标牌多语化程度更高，语言类型也较为统一，主要以“中文 + 藏文 + 英文”为主。而私人标牌出现次数少于官方标牌，其语种模式也参差不齐。政府应该出台具体政策以统一私人标牌的语码种类，确保其完善一致的信息功能；同时也可以为机场标牌提供更多的语码选择，展现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优先语码往往能反映相关地区的身份认同。Scollon (2003)指出，当多语垂直排列时，优先语码往往被置放于次要语码上方；当水平排列时，优先语码被置放于左方。 [17] 基于此，我们将位于垂直排列最上方，水平排列最左方的语码归为优先语码进行统计(见表4)。
Table 4. Priority code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4. 语言景观的优势语码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汉语是机场标牌中的优势语码，汉语作为优先语码标牌所出现次数为38次，占全部标牌比例56%。其次藏文作为优先语码出现频率仅次于中文，出现次数为28次，占比43%。次之为英文，出现次数仅为1次。
3.4. 质性分析
除了上述语言景观的量化数据，本文还选取了代表性的语言景观图片进行了质性分析，以便于更好的理解拉萨机场语言景观形成的背后原因。在机场内最常见的标示语往往来自机场出入口、候机厅、机场餐厅以及休息室等。因此，接下来的部分将选取以上四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依次进行分析。
3.4.1. 机场指示牌
该标示牌位于机场航站楼候机厅入口，由图1可知，该标牌由三种语言构成，分别是中文、英语以及藏文。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该标示的标牌以白色为背景，箭头方向所指示的地点也均用不同颜色色块来显示。整体简单大方，较为显眼。使来往的路人或登记的旅客能够一目了然。虽然词句较少，但是意思表达十分到位，符合Quantity原则。对于机场的工作人员以及登机的旅客而言，标牌上的字较为简单，并且采用中文英文以及藏文书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能轻易理解；并且标牌指示方向较少，乘客问路也较为方便，符合Quality原则。该标牌的设立位于拉萨贡嘎机场的航站楼一楼位置。位置比较显眼，有利于为过往的旅客提供道路信息，符合Relation原则。此外，该路牌为中英藏文三语标牌，体现了拉萨贡嘎机场的国际化水平，即不仅为国内旅客提供信息，也为国外乘客和未掌握普通话的藏族旅客提供信息，这也从侧面表明该机场客流量较大，包括不同人种，符合国际化机场的标准。并且该指示牌为若干标语依照顺序从上往下摆放，方向一致的提示牌叠加在一起，便于不分方向的乘客寻找目的地；另外，路标一致的摆放顺序会带来视觉上的享受，符合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该标牌的每张图片都会让旅客明白该指示牌的作用，并且图片后的箭头也表明了这是道路指示牌，符合Macro原则。在摆放布局方面，只有在机场的指示路标才会这样排列，同时这也可以揭示出这几个标牌的功能，符合Meso原则。在拉萨机场，藏文出现的次数也较高，对于未掌握普通话的乘客来说他们对藏文十分熟悉，并且能凸显出藏文在拉萨地区的重要性。因此符合Micro原则。
而此处的“军人和消防队员优先”指的是中国军人，所以只运用了单语来表示。因此由“豪根理论”的宏观角度可以得知：拉萨的语言政策发展趋势较为明朗，并且西藏地区的语言政策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该地政府提倡在充分掌握藏文的前提下注重普通话的推广应用以及发展，并且把英文也融入进藏区的日常生活中，这充分说明了西藏地区语言政策较为完善，同时也坚持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密结合。而作为该地区唯一的航空枢纽，拉萨贡嘎机场的标牌也可反映出西藏地区语言政策正由单一语言逐步转向多语言社会发展。
3.4.2. 机场商店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其语言本体，图2中标牌“藏美特产”四个字采用了白色的字体，设计简约，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绿植相照应来表示该餐厅的菜品十分健康，顾客可以放心使用。并且这四个字都是常见字，且字数不多，符合Quality原则。从“藏美特产”一词来分析，显而易见该店出售的是西藏的特色产品；此外，在人们的印象中，“特产”一词通常用于代表该地区富有特色的产品，而人们也会把“藏美”一词会与“健康”、“舒服”等字眼相联系，因此该标识可以吸引不同身份的旅客前来购物，符合本文所构建的Relation与Manner原则。该店直接以特产命名，减少了店名的音节数，赵爱英(2006)提出了“黄金格原则”，认为3至5个音节的店名最容易让人们记住，也最有利于传播。 [18] 因此该店名符合Quantity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标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藏美特产”位于拉萨机场航站楼餐饮地区，该区产品种类较为丰富，能满足乘客的基本需求，并且该地区来往人数较多。这个标牌所处的位置符合该地区作为机场餐饮区的功能，与周围环境同属于一个生态，符合Macro与Meso原则。此外，该店琳琅满目的特产可以直接吸引群众并且引导旅客前往购物。该店位于客流量最大的航站楼内，便利的地理优势也容易吸引来往乘客消费，从而获得经济优势。所以符合Micro原则。
此外，该店除了以中文标示店名之外，也运用了英文与藏文展示在店名两侧，以此来吸引外国乘客和藏民来购物，以增加该店的经济收入，体现了经济效益是影响该处语言景观构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3.4.3. 航班信息牌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该标牌的语言本体，图3的标牌除了目的地点为拼音，起飞时间与到达时间均为数字，并且在最上方的标识也采用英文，符合Relation原则。同时这也反映了拉萨贡嘎机场的国际化水平，英语为全球通用语言，同时也可以反映出该机场有着世界一流的标准。其次，该标牌中的信息通过时间顺序依次排序，航班信息与目的地相对应，方便乘客快速了解重要信息，符合Manner原则。此外，该标牌还包含其它一些重要信息，比如不同地点起飞与到达的时间，方便乘客查看自己是否错过时间，以及最下方的提示标语，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符合Quantity与Quality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标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该站牌处于值机口附近，由于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通用，由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航班序号和拼音构成的目的地的标示语符合为乘客提供信息的功能，为他们的登机带来便利，符合Macro与Meso原则。最下方的信息提示也容易引起乘客的注意，温馨提示也可以获得他们的认同感，这也符合Micro原则。
综上可知，在豪根理论宏观维度的理论分析下，该标牌采用中文以及英文标识时间地点等重要信息，不仅使航班信息一目了然，清楚可观，也体现了贡嘎机场国际化的水平。因此我们发现地区的国际化进程会对语言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3.4.4. 机动车下客点指示牌
Figure 4. Indication board of motor vehicle disembarking passengers
图4. 机动车下客点指示牌
图4的标牌地点位于航站楼外，该地点受众大多数为中国旅客，因此机场标识以汉语和藏文为主。并且符合周围生态环境。
从“合作原则”的框架来看该标牌的语言本体：该标牌左侧该标牌整体采用了蓝底白字的设计，干净整洁，且易识别。整体采用藏文在上汉语在下的排列设计，整体增添了艺术性，符合Manner原则。该标牌字数不多，看起来简洁省力，但是禁止的语气同样可以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符合Quantity原则。标牌中的文字字数较少并且较为简单，并且采用两种语言进行翻译，对于乘客来说，简洁明了，符合Quality原则。虽然该标牌中文字较少，但是可以为经过该区域的人做出提醒，符合relation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该标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该标牌位于航站楼外侧，标牌高度较高且较为明显，来往人员都可以看到，其目的是为了提醒此处为乘客下车地点，其他车辆禁止停靠，与该标牌的功能相符合，并且该标牌摆放的地点与周围生态的功能相符合，所以遵守了本文的Meso与Macro原则。此外，该标牌采用了一种“命令”的语气，让来往车辆在无意之中感受到了该标牌的“震慑”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航站楼外停车摆放的秩序。所以符合Micro原则。
基于豪根理论的微观原则分析可以得知：拉萨的车主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汉语和藏语，因此该标牌在设计的时候主要选用了这两种语言。由此可见，语言景观的受众也是影响语言景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3.4.5. 军人优先标识语
基于合作原则来分析该图片的语言本体，可以看出图5中标牌内容分为藏文以及中文两部分。中间部分的“温馨提示”以及徽章起到了提示作用。整个标牌采用蓝底白字，并无过多的色彩修饰，十分简洁，符合Quantity原则。并且黄色的“温馨提示”以及“便民服务电话”较为醒目，且运用了两种语言来标注，能够让不同群体一眼就明白该提示牌的作用，表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危险，请拨打提示牌上的电话，所以不存在有乘客看不懂的情况，符合Quality原则。看到这个标牌可以猜测，这是在楼梯或者进出口附近的标牌，若在机场内遇到紧急情况，该标牌起到提示作用，符合Relation原则。在该提示牌中，左侧绘制了一幅警察的漫画图片，为该标牌增添了一些趣味性，同时也表示人民警察时刻保护您的安全，符合Manner原则。
从“豪根理论”的角度来看该标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个标牌是在楼梯以及进出口附近的标牌，此处客流量较为密集，提示作用也较为明显，符合Macro原则。该标示牌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示乘客若遇到问题可拨打求助电话，符合本文所构建的Meso原则。只有经过此处的人群才会看到这个标牌，并且该标牌也为这些旅客或者是工作人员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同时该标牌也会为人们带来温暖，符合Micro原则。
由此可以看出，机场航站楼派出所工作人员大多以藏族本地以及国内人员为主，所以机场内此类标牌采用中文加藏文相结合展示，这不仅符合周围生态环境，并且也是该处语言景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3.4.6. 公益广告
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其语言本体，图6中标牌展示的是节俭的主题，图中所搭建的正方体的每一面都写着在生活中的各种节俭的方式，言简意赅，字体鲜明，符合Quantity原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节俭是一种美德，是构建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步骤，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是在现实情况中不可能人人都做到，这是一种实际的状态。Gunther Kress (2006)提出了“理想与现实范式”(Ideal-Real paradigm)，即一个标识语分为假定的理想状态和现实的实际情况，该标牌符合Gunther Kress提出的设计原则。标牌中的标语面向的是机场的所有人，通常来说，该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来说较高，而标语上的字较为简单，所以符合Quality原则。此外，该标示最明显的一处是大正方体，该正方体的各个部分标记了在生活中各个部分的节约方式，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仿佛这个正方体，只有在生活中处处倡导节俭美德，我们的美好生活才会像该正方体一样坚固。这体现了Relation原则。在该标语中以正方体为主导，下方黑色字体较大可以突出整张标牌的重点，并且左上方红色的字体可以展示出该标语的主题，整张标牌各部分相互配合，符合Manner的原则。
但美中不足的是，从“豪根理论”的Macro与Meso的角度来看，该标识仅用中文传达节俭的观念，并未用双语甚至三语来传递该标识所表示的信息，会让不懂中文的乘客一头雾水，并且图片展示的几何内容过于抽象，继而无法传递该标识的意义，因此不符合周围生态环境。若用英文或藏文加以标注解释，则受众群体也会大大增加，有利于该标牌更好地传递所表示的信息。
4. 结论
目前来看，语言景观的调查与研究自1997年提出后就已在国外开展多年，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并且各类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都已十分完善。就国内而言，近十年的语言景观研究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鲜有学者对国内机场做出研究，本文对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语言景观的研究丰富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Grice的“合作原则”和豪根的生态语言学作为理论支撑，从语言景观本体以及与周围生态之间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在语言本体方面，拉萨贡嘎机场的语言景观主要以中文为主，“中文 + 藏文”的出现频率高于“中文 + 英文”和“中文 + 藏文 + 英文”，其标牌的设计大部分符合Grice的“合作原则”；在语言生态方面，拉萨贡嘎机场的大多数语言景观设计也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相契合，同时也达到了其设计的语言目的。但与此同时，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拉萨贡嘎机场，样本数量不多，无法全面概括机场语言景观类的实证研究，未来可以结合火车站、公交站等地点一起取证探索公共交通方面的语言景观整体状况。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