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恩格斯大约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被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但是对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解读，学者们大多侧重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对于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生态的描述则有所忽略。本文将根据该著作中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对《大纲》进行生态挖掘和系统梳理发现，找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与自然异化的原因，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解决当前复杂的生态问题提供一些思考。
2.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生态思想的探究缘由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来到英国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看到了这里的工业十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他深入研究了英国的历史和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获取利益最大化，大肆开发、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充满对燃料、原料、资源的渴望，更大程度地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破坏工人赖以生存的家园，使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带来社会政治问题，造成社会竞争和对立。1843年春夏，恩格斯仔细研读了约·瓦茨、托·卡莱尔、约·韦德、沙·傅立叶、亚·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为其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以前独立研究撰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标志着恩格斯思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史中具有独特意义。
然而，《大纲》以及《大纲》之前的恩格斯著作，都不是专门研究生态问题的著作，而是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零星地透露出了一些生态思想。但是，这说明了在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写作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理论的一部分，并且这个部分和他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是融为一体的。从恩格斯的文本我们发现，其生态思想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历史根源。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已经观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在与谢林论战的3篇著作中，透漏出他对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的吸取和扬弃，并且开始从感性层面去分析社会现实。因此，在《英国状况》的第一部曲中，他对卡莱尔的宗教论自然观做出的批判，显示出他已经从社会历史中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已经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缺陷，并表示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即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中的自然资源相对立，资本家与所有自然资源相对立。事实上，《大纲》中存在的关于生态思想的文本表述以及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都证明了，《大纲》是研究恩格斯生态思想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文本。
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生态思想的内容体现
在《大纲》中，恩格斯分析并批判了以私有制为合理性前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范畴，进而指出资本主义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反人道性。生态思想在《大纲》中得到初步阐述，恩格斯意识到自然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道本质，揭示了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指出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和提高科学技术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的和解之路。
3.1. 指出了自然力在社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
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了自然力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1]。显然，这里的“自然力”主要是指自然界本身的自然力，包括与经济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资源环境的再生产能力以及它产生生命的力量。对于这种自然力马克思后来称之为“单纯的自然力”或“纯粹的自然力”，他明确指出：“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 [2] 以及山川、河流、矿产土地等。因此，这种自然力与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相区别、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的人类已知的资源以及由这些自然资源组合而成的自然力量。它是自然界本身就包含的一种力量，例如土地、高山、河流、森林、湖泊等等。自然界自身的自然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3]，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巨大的自然力一般是人类熟知的自然力，并且时刻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相互联系着。
自然界的自然力为人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场所和物质材料，同时也是人的有待加工的精神食粮。自然界的自然力形成的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这是“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 [4]，它的生产的再循环是经济生产再循环的物质基础。正如《大纲》所揭示的土地生产力反映了许多劳动者共同的活动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劳动生产力，即“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 [5]。但是，如果没有土地本身自然力的周期性生产，经济的生产就会陷入自然设置的极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等就会失去自然根基，进而破坏自己生产的自然条件，这里表明了土地即自然界本身的自然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然界的自然力以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种方式参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文明越发达，劳动资料的自然力就越占主导地位，它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此外，这种自然力的存在和再生产能力直接影响经济生产的活力和持续发展。没有了自然资源的丰足供给，人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也会受到自然的约束，使得“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受阻，正如《大纲》指出，“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 [6]。因此，要发挥感性自然界的自然力量，积极保证人类的生产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自然界的经济生产力。
3.2. 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人口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一个焦点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主要观点进行了论述。结合《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公理”、“两个增长”和“两种抑制”。“两个公理”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欲和两性关系所必需的情欲，并一直保持人类所需。这两条原理，在他那里可以理解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且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都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和决定因素。同时，通过对这二者的深入理解，他提出了人口将按照几何模型增长，而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则按照算术模型增长的“两个增长” [7]。所以，人口过剩和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几乎是必然的，当生活资料的生产难以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时，贫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就必然产生。针对这种情况，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并提倡将两种方法结合。一种是积极性抑制，即通过降低人口存活率来减少“多余人口”，以硝烟战争、瘟疫疾病等方法达到目的。另一种是通过预防性婚姻抑制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最终使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
针对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仇视广大劳动人民的伪科学，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持明确否定态度。“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 [8]。首先，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把“两个增长”当成自然过程的铁律而存在，把人口问题作为了一种纯自然的抽象，把人口过剩看作纯客观绝对过剩。要知道，恩格斯不是孤立抽象地看待“过剩人口”，而是把人纳入到社会历史之中，来生动地分析具体情境下的人口问题，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口过剩看作相对过剩。其次，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最大的问题，即人口的绝对过剩和绝对贫困，并认为人口增长自然界限是人类抽象的产物，具有抽象性 [9]。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处理“人口增长”和“人口过剩”等问题。最后，恩格斯在《大纲》中并不否定存在一个人口的自然界限，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个自然界限也随之发生变更。因为人口增长虽然遵从几何模型规律的增长，但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社会环境的影响对这个人口的自然界限具有主导性地位。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孤立地考虑自然因素所产生的自然极限，未看到在人口和自然之间还存在第三个变量即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历史性，更未看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性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批判这种对未来生态思想的悲观论调。
3.3. 揭露了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 [1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生产剩余价值，攫取超额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带来人与自然异化的同时也不会对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怜悯。这样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之上，很难平衡这个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使得工人阶级处于奴役、被剥削的状态，使广大劳动群众同土地分离，他们像丧家犬一样被人从土地上随意驱逐。在这种情况下的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得生存与发展，被迫沦为资本家追逐财富的工具。此外，资本家品尝到自然资源为他们获取高额利润甜头，使他们的野心逐渐膨胀，愈加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原材料，不断压榨工人进行劳动，生产出大量的产品。18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机器不断加入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数以千计的商品，人类“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100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 [11]。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控制、支配”自然的方式，商品生产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森林成片倒地，垃圾污染随地可见，自然物种数量剧减，即商品生产的背后是无节制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即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中的自然资源相对立，资本家与所有自然资源相对立。
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 [12]，导致国民经济学家口中的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互相对立，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生产要素的分裂，对应产生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三大阶级分别凭借其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参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滋生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以一个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强者狡诈的权利来确定的，地主阶级凭借稀缺的土地资源获取较大比重的地租，资本家阶级凭借资本获取利润，只有劳动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 [13]。而且，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再度发生分裂，工人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不仅不属于他们，还与他们疏远对立。因而，《大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指出它是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现象。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劳动者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象化活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出现、货币产生、贸易体系的建立无一不构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助推器。随着人们把更多的杜卡特当作诱鸟放出去，以贸易差额论为要点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建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便开始将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推向异化状态，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
3.4. 指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利用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到“人与自然和解”这一提法，“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14] 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假自由”的同时，指出人类与自然和解的前提是瓦解私人利益，在将私人利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极致之时便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解之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大工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显露出贫困和匮乏的面貌，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同时，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它把所有的对立、混乱和剥削整合起来，成为人们解放的桎梏。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寻求自我生存和发展，在资本家的强制剥削、奴役支配下工作，使劳动成为了“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 [15]。弱肉强食成为丛林法则，工人阶级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处于受剥削压迫的境地，他们的生活结构在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竞争性社会中支离破碎，沦为非人地位。工人阶级要想改变这种非人地位和生存环境，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的政治环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合理地改善，实现共产主义，从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恩格斯在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时，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并将其视为生产的第三要素。在《大纲》中，恩格斯强调，在人和土地自身的生产力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辅助。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力的运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提高；“而生活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 [16]。科学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普通的算数级增长，而是与人类知识量的累积成比例发展，这意味着科学在最普通的情况下也是呈几何级数发展。将同样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科学技术应用于耕地上，完全可以使土地的产能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在科学的帮助下，土地的产出完全可以满足甚至多出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可见，资本主义生产不但能够完全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而且还会有较大剩余。为此，科学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科学的运用使得自然力受人类支配和控制，人的生产能力和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在机器发明以前，人类主要依靠人力、畜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且逐渐应用于生产，越来越使自然力为人所用，大幅度提升人的生产能力。这充分表明，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提升自身的能动性，对自然加以改造，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进行自觉地调解，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状态。
4.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明显短板，亦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路上的尖锐绊脚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17]。《大纲》中的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均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4.1. 应用科学技术，加大科技创新
《大纲》中自然力思想要求我们要加大科技创新，应用生态科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前行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依靠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从而推动自然力的有效供给、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可以说，自然力利用的效果和发挥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对此，马克思在后来的文章中指出，依靠科技的进步“可以从外延方面和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 [18]。从外延方面，主要是指借助科技的创新力量，发现产品或使用价值新的属性，进而持续扩大自然力可利用的范围，为人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从内涵方面，主要是通过科技的进步和革新提高自然力利用的效率，从而实现资源的节约和自然力的更深层次的开发。创新科学技术，推进绿色生态科技的应用，协调人及自然界间关系的同时，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抵牾，促进经济的良性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4.2. 协调资本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大纲》中揭示了资本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土地与人的紧张关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利用资本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但也招致了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因此必须处理好资本与生态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以辩证的眼光对“资本”加以审视，既要利用资本，又要克服其带来的生态负效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要利用资本来发展，但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必须对资本加以规制，国家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宏观监管，并且明晰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对其逐利性驱动的生态外部负效用进行限制或消除。其次，要利用资本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可以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构起绿色生产体系，政府加大对零污染或是污染较小的扶持，推进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新兴产业高端化，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
4.3. 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
恩格斯在与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指出了人口数量是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人口数量则受到自然规律和社会形态的影响。我国人口众多，面临着能源资源约束性强，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问题。一方面，应当注意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建立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与预警机制，一旦出现环境容量、资源容量超载的问题，应当及时介入，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应当提升人口素质，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普及环境保护相关理论知识，加强对绿色发展急需人才的培养。以此突破“经济报喜，人口报忧”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4.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应对生态问题
在恩格斯看来，制度问题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首先，以人为本，协调利益关系。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多方的利益，但是必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民的生态利益得以顺畅完整的反应和发声，同时还要建立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有效地协调好各方利益。其次，重视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颁布相关政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要平衡好生态和经济发展，还要求增强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最后，政府履行好监督职能。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要将责任追究到位，要让责任跟着职位走，追究到底。
恩格斯与马克思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能够较早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工业革命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但是《大纲》作为恩格斯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却很少被提及。通过对文本的考证和解读，可以发现《大纲》中的生态思想呈现出与资本理论、科学技术思想以及人口问题穿插交织的特点。这种呈现方式并不能说明恩格斯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不够，反而证明了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