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摘要: 税收是政府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的有利工具，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政府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瓶颈，各种结构性问题相继显现。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的需求疲软、经济增速放缓和国外的不确定因素加剧等问题促使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辅以税制改革并实行结构性减税，从而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平稳高质量增长。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 2009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界定六大税种，研究结构性减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税收结构为基础，探讨结构性减税政策下各主要税种的税收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优化税制结构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Abstract: Tax is a wonderful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adjust the economic fiscal policy, and a significant means to keep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income.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a bottleneck, a variety of structural problems have emerged. Especially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roblems such as weak domestic demand,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nsifying uncertainties abroad have prompted China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upplemented by tax reform and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so as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optimiz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mote stead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order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polici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y defining six major tax categories and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9 to 2018. Based on the tax struc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specific contribution of the tax structure of the major tax categories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n provid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ax system.

1. 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我国财政政策已经由稳健转向积极。尤其是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性减税政策被首次提出以后，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其中，对于增值税，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2014年，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至2万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降至3%。在营改增中，将缴纳5%的营业税改为缴纳3%的增值税等 [1]。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将建筑业、房地产业等纳入营改增试点。2017年继续下调增值税率，例如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率于2018年减至16%，2019年调整为13% [2]。针对个人所得税，2011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到3500元。同时，将第1级税率由5%修改为3%等。2018 年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加大了税收优惠力度，提高免征额至5000元等 [3]。针对企业所得税，2008年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环保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2014年减半征税企业所得税范围扩大，并将减半应纳税所得额标准由6万元提高到10万元。这些减税措施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改善企业投资环境、有效刺激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内外环境多变、投资和经营风险加剧，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疲软、经济下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更加凸显。基于此，我国的税制结构的现状如何？结构性减税政策下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何区别？税制结构如何进一步优化？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利用2009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税收结构现状，并开展我国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这对于我国税制结构优化和税收政策改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 文献综述

根据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减税作为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消费、提高利率并扩大产出，但也增加了债务，挤出了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做了大量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一些学者围绕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如Keith Marsden [4] 通过研究21个OECD国家横截面数据发现税收占GDP的比重每降低1%就会促进经济增长0.36%，表明减税对经济增长确实有促进作用。但关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Taha，Roshaiza等 [5] 使用了1970~2015年期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税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总是简单线性关系的。Coen-Pirani，Daniele和Sieg，Holger [6] 通过建立新的动态空间均衡模型来评估2017年的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一政策变化对经济活动和总体福利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改革可能会导致高生产率的家庭搬迁到低成本的城市，甚至可能会大幅降低总收入。

此外，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也十分丰富。Castro，Conceição [7] 研究发现削减劳动力和资本税可以刺激长期经济增长。Ferede，Ergete和Dahlby，Bev [8] 通过实证估计表明公司税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增加0.1~0.2个百分点，研究结果还表明，从零售销售税转向与联邦增值税相协调的销售税，将促进省级投资和增长。Bauer，Christian、Davies，Ronald B和Haufler，Andreas [9] 研究小型开放经济中的企业税收结构，研究发现贸易壁垒下降时本国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提高。Simionescu，Mihaela和Albu，Lucian-Liviu [10] 通过1995~2015年不同类型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分析了标准增值税税率对中欧和东欧五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增值税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经济增长与增值税之间有着双边格兰杰因果关系。国内学者如庞念伟 [11] 通过构建三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同减税措施效果不同，资本税减免会提高投资，但降低消费和就业；劳动税和消费税减免可以增加就业和消费，但不利于投资。蒲火元、曹宗平 [12] 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引入政府部门，发现相比于劳动所得税，减少资本所得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而邓磊、杨颂成、王美玲 [13] 使用动态模型平均方法发现相比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最为明显。

随着结构性减税政策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成为研究热点话题。结构性减税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税种来削减税负，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协同经济的发展。贾康和程瑜 [14] 认为结构性减税是税制优化，即发挥税收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功能、筹措功能和居民收入再分配功能，并且注重其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通过结构性减税，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目的。卢洪友 [15] 通过近我国十年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中国税制存在的直接税与间接税以及所得税间畸轻畸重、税负归宿税收不公正、“内在稳定器”功能弱等问题，建议采取结构性减税和加税并举方式，通过增加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同时减少企业纳税人支付的间接税，转变税收结构。张珈玮 [16] 认为，增加增值税、降低营业税、减少企业所得税会使得GDP增加，且结构性减税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上对进出口影响最大，投资次之，消费最小。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在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差异，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就总体而言，国内大多学者在经济增长对结构性减税反应的灵敏度方面研究较少，本文则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凯恩斯消费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为指导，并综合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增长的现状，研究我国的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优化税制结构提供政策建议。

3. 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和特征事实

3.1. 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3.1.1. 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税收的增长为财政收入奠定基础，为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保障。若税收增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将会推动经济发展，若是超过一定限额将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不合理的税收将导致效率损失，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减少劳动力投入，降低储蓄、投资和生产。这种现象的后果便是税源的缩水，从长期来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社会动乱 [17]。

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税收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如下(因为本文研究内容不涉及国际贸易的问题，故采用三部门经济)：

$Y=C+I+G$ (1)

其中，Y为总产出，C为总消费，I为总投资，G为政府购买。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消费可表示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

即 $C=\alpha +\beta \left(Y-T\right)$ ， $0<\beta <1$ (2)

其中， $\alpha$ 表示自发性消费， $\beta$ 表示边际消费倾向，T表示税收。

公式(1)、(2)联立可得：

$Y=\left(\alpha -\beta T+I+G\right)/\left(1-\beta \right)$

$\frac{\partial Y}{\partial T}=\frac{-\beta }{1-\beta }$

由此可以看出，税收与经济增长呈反方向变动，当税收每减少1个单位时，总产出便增加 $\beta /\left(1-\beta \right)$ 个单位。所以，通过减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扩大，进而对经济总产出产生正向作用。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2008年的针对企业收的税和2009年针对增值税进行的结构性减税改革，居民的消费增长率有了极大的提升，而2014年营改增进一步推广，同时居民消费增长率有了一定回升，表明降低增值税税率以及扩大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力度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

Figure 1. The growth rate of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图1. 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增长率

3.1.2. 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根据增长理论，资本投入、劳动人数、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正向影响，教育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下面从结构性减税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的影响出发，分析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传导路径。

1) 对资本投入的影响

削减企业、居民征收所得税，对居民来说，其可支配收入增加，进而储蓄和消费都会增加，这样间接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促进投资；对于企业来说，减税可以降低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生产经营信心，并增大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社会总产出水平上升。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国内增值税转型改革同时，在2009年至2011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幅攀升，资本形成总额大幅上涨，经济实现较快修复，这说明增值税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推动经济增长。2015~2018年这段时间里随着增增值税的改革，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增加值增速有不同程度的回升，这说明减税有利于投资，增值税的结构性减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Figure 2. Changes in the value added indices of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图2. 三大行业增加值指数变化

2) 对劳动投入的影响

其他条件一定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减少会增加居民的劳动实际所得，居民在低收入水平下更倾向于工作，同时劳动力需求不变，结果使得全社会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进而使得总产出水平增加。

结构性减税政实施后，由图3可以看出，2009年、2015年以及201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有了显著的降低，一方面在2009年和2014年针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政策，另一方面2018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而这两方面的对应说明针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结构性减税可能通过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

Figure 3. Urb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

图3. 城镇登记失业率(%)

3) 对技术水平的影响

技术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结构性减税，对企业来说，其成本降低，就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特别是针对高新技术行业的减税会促进该行业的发展，对落后、污染严重的行业增税，会淘汰落后技术和产能，从而导致技术进步，并且全社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

2008年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降低，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由图4可知，2009年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长率陡增，2011年科技成果增长率也显著上升，这说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制改革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2014年继续扩大针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力度，2016年以后不断降低增值税率，与此对应的是2014年，2017年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长率和科技成果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的减税可以通过影响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

Figure 4.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ver the years

图4. 我国历年来科技水平状况

由上述分析可得，经济决定税收水平，税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在结构性减税对经济的反作用阶段，减税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所得，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储蓄来影响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改变税制结构，通过促影响劳动、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影响专业分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来说，通过结构性减税可以使税收结构优化，一方面有利于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劳动、资本的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有利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

3.2. 中国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特征事实

3.2.1. 税收收入的特征事实

1) 税收收入规模

本文用狭义的宏观税负来这个指标来分析我国税收收入规模的现状及其变动态势，进而分析我国税制改革效果。

如表1所示，2009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税收额逐年升高，且税负率在2012年后逐年降低，这表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逐年减轻。2015~2019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速较为平稳，我国不断深化税制改革，颁布了许多减税政策，三年里，宏观税负持续降低，经济增速总体高于税收增速，总量税负减轻。尤其是2019年相比于2018年来说，税负率有了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我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并且颁布了多项增值税减税措施。说明近几年来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确实减轻了税负，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税制优化成效明显。

Table 1. China’s macro tax burden from 2009 to 2019

Table 1. China’s macro tax burden from 2009 to 2019

表1. 2009~2019年我国宏观税负情况

2) 税收结构

自2009年以来，我国主要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表2和图5所示，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所占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上升，而营业税、关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增值税所占比重在2015年以前逐年降低，2015年后所占比例升高。尤其是在2015至2017年，营业税骤降为零，增值税比重显著上升，这与我国2016年全面推广“营改增”政策和一直以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关。此外，图中还可以看出，增值税比重最大，在2018年占比高达39.34%；其次为企业所得税，占比接近22.6%；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比比较接近，大约在8%上下。又因为所得税是直接税的主要部分，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间接税的主要部分，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税制结构逐渐优化。

Table 2. Table of tax structure for different taxes from 2009 to 2018

Table 2. Table of tax structure for different taxes from 2009 to 2018

表2. 2009~2018年不同税种的税种结构表

Figure 5. Chart of tax structure trends from 2009 to 2018

图5. 2009~2018年各税种结构趋势图

3.2.2. 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

结构性减税以来，我国实际GDP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以2009年为基期，实际GDP与实际GDP增长率如图6所示。由图6，可以看出，2009以来，我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升高，但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浮动明显。2011年以前，GDP增长率上涨，这一时期是在金融危机后，这段时期政府颁布一系列刺激增长的政策刺激消费，大力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带动经济的发展，故经济增长率上升。2011年后，一方面国外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的增速显著放缓，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部分产业链转移，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成本优势减弱，所以经济增长增速放缓 [18]。这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后，实际GDP增长率由了一定的回升，并且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回落。

Figure 6. Real GDP (unit: 100 million yuan) and its growth rate from 2009 to 2019

图6. 2009~2019年实际GDP (单位：亿元)及其增长率变化

3.2.3. 中国结构性减税与经济增长关系

如图7所示，总体上可以看出，2009年以来，我国税收与GDP增长越来越协调，说明税收结构不断优化。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加大投资，并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2009~2014年间，我国的实际GDP增速平稳下降，同时税收增长率不断下降，且税收增速降低快于GDP增速下滑，税收弹性(税收增长率/GDP名义增速的比值) [19] 由2以上降低至1附近，而税收负担仅增加了1.44个百分点，所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税负稳重略降。但是2016年，税收增长率陡然升高，且连续两年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表明我国的税负仍旧存在不稳定因素使得税收负担加重。

Figure 7. Comparison of tax revenue growth rate and GDP growth rate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图7. 2010~2019年我国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对比图

4. 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前文的基础上首先界定出我国的主体税种，然后引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不同税种的税收结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

4.1.1. 主体税种的界定

由于我国共有18个税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间接，为了提高各税种的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置信度，本文通过选取主体税种(税收结构较大或对经济、税制影响较大) [20] 来分析税收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过前文对我国各税种的税收结构的分析可知，结构性减税以来，营业税、增值税变动较多，且增值税在总税收占比最大，故把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次之，其税收结构在20%以上，而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

再者，尽管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比较小，但是其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土地和房价的上涨，我国多次进行房地产税改革，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将房产税作为主体税种。由于契税对不动产交易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也将契税列为主体税种。综上分析，本文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和契税作为主体税种。

4.1.2. 模型的建立

本文第二部分已详细介绍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影响路径，要么通过影响劳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产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要么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故本文主要是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各主体税种税收结构引入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Y=A{K}^{\alpha }{L}^{\beta }$

其中， $\alpha$ 、 $\beta$ 分别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0<\alpha <1$ ， $0<\beta <1$ 。

参考张郁芳(2015)的建模方法 [21]，引入税收结构得：

$Y=K^{{\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k}{\sum }}{\alpha }_i{x}_i}}{L}^{{\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k}{\sum }}{\beta }_i{x}_i}}{\text{e}}^{{}^{{\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k}{\sum }}{\omega }_i{x}_i+\epsilon }}}$

然后对上式两边取对：

$\ln \left(Y\right)=\left({\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k}{\sum }}{\alpha }_i{x}_i}\right)\ln K+\left({\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k}{\sum }}{\beta }_i{x}_i}\right)\ln L+{\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k}{\sum }}{\omega }_i{x}_i}+\epsilon$

其中，Y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 $X_i\left(i=1,2,\cdots ,k\right)$ 表示第i税种的税收结构；参数 ${\alpha }_i$ 和 ${\beta }_i\left(i=1,2,\cdots ,k\right)$ 分别表示第i种税种的税收结构对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的影响系数；参数 ${\omega }_i\left(i=1,2,\cdots ,k\right)$ 表示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第i种税种的税收结构对经济生产规模的影响系数。

4.1.3. 模型的确定

确定好六种主体税种，下面是对六种税种的税收结构在模型中的位置进行分析。

1) 增值税税收所占份额较大，且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进营改增，影响着各行各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可能通过影响资本、劳动的产出效率和生产规模来影响经济增长。

2) 企业所得税征收大小关系着企业的收益，间接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资本的投入，也影响其生产规模的扩大。

3)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居民的收入，容易影响劳动力的产出效率，其次会影响居民对教育的投入，进而影响到人力资本这个特殊的资本，最终可能会对经济生产规模产生影响。

4) 房产税和契税分别以不动产和房屋为征税对象，因此这两种税种与劳动的关联度较少，主要通过改变资本投资量进而调节国民经济，另外也可能会对资本的产出效率和生产规模造成影响。

但经过实验，房产税、营业税的税收结构对资本的边际产出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契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济产出规模回归参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可以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税收结构分别引入模型中影响劳动产出效率、资本产出效率和生产规模的位置上；将营业税的税收结构引入模型中影响劳动产出效率和生产规模的位置上；将房产税的税收结构引入模型中影响生产规模的位置上；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引入模型中影响资本产出效率和劳动产出效率的位置上；而将契税引入模型中影响资本边际产出的位置上。模型进一步调整为：

$\begin{array}{c}\ln \left(Y\right)=\left({\alpha }_1{X}_1+{\alpha }_2{X}_2+{\alpha }_3{X}_3+{\alpha }_6{X}_6\right)\ln K+\left({\beta }_1{X}_1+{\beta }_2{X}_2+{\beta }_3{X}_3+{\beta }_4{X}_4\right)\ln L\\ +\left({\omega }_1{X}_1+{\omega }_2{X}_2+{\omega }_4{X}_4+{\omega }_5{X}_5\right)+\epsilon \end{array}$

其中，Y表示总产出，K为资本投入，用L为劳动投入，用就业人口(万人)表示；X₁、X₂、X₃、X₄、X₅、X₆分别表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契税的税收结构(即各税种的税收收入在总税收的比重)；参数(除 $\epsilon$ 外)表示各税种的税收结构分别对资本边际产出、劳动边际产出和生产规模的影响系数。

4.1.4. 变量选择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Y：表示总产出水平，用以2009年为基期的实际GDP (亿元)表示。

2) 解释变量：X₁为增值税的税收结构，X₂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结构，X₃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X₄营业税的税收结构，X₅房产税的税收结构，X₆契税的税收结构；其中税种i税收结构 = (税种i的税收/税收总额) * 100%。

3) 控制变量：L表示劳动投入，用就业人口(万人)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以2009年为基期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亿元)表示。

4.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于2009年颁布，所以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考虑，将西藏自治区从序列剔除，时间跨度为2009~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为本文使用我国多个省份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这些数据构成面板数据。而使用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时必须对模型的形式进行选择，即需要确定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选择分两步走，首先是模型F检验，其次是Hausman检验。

4.2.1. F检验

为了确定我国的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形式，首先进行F检验，用Eviews10软件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F-test

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F-test

表3. F检验结果

$F_1=\frac{\left(S_1-S_2\right)/\left(N-1\right)}{S_2/\left(NT-N-K\right)}$

通过计算计算得F₁ = 271.6859，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条件下， $F_{\alpha }\left(29,258\right)\approx 1.2$ ，F₁远远大于 $F_{\alpha }$ 的值，所以接受备择假设，即模型存在个体效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会使得模型的拟合程度及回归结果更为真实有效。

4.2.2. Hausman检验

对本文模型进行F检验是Hausman检验的前提，原因是只有模型存在个体效应后，才需要考虑观测模型中的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性。Hausman主要是检验模型的个体效应或时间效应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从而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选择确定本文所要采用的模型究竟是固定效应形式，还是随机效应形式。利用Eviews10软件得出果如下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the Hausman test

Table 4. The results of the Hausman test

表4. Hausman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Hausman检验的具体检验结果是P值为0.0000，这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情况下，接受了备择假设，即模型的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故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4.2.3. 回归结果分析

用Eviews软件时选择截面加权估计法进行估计，输出结果如下：

Table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Table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表5.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5的回归结果知，该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接近1，这表明本文研究所确定的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此外，回归方程的F检验的P值基本为0，说明了lnY与核心及控制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是显著的。下面针对不同税种进行分析(显著性水平为0.1)：

1) 增值税

增值税以生产规模、拥有的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作为中间传导变量，这些传导变量进而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增值税的税收结构与我国经济生产规模反向变动，但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呈正相关。其他条件一定，增值税税收结构每下降1%，我国总产出上升 ${\text{e}}^{2.534936\%}=1.02567$ 倍，同时也会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0.033%，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0.129%，但降低增值税减税的税收结构对经济的正向作用显然大于负向影响，所以我国需要坚持以“减”为主的建构性减税政策，同时在减税的过程中，与其他普惠性政策搭配，以防过度损害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

2)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结构对经济的生产规模、劳动的边际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其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产出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结构每上升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出上升0.126771%，进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比较小，而且企业所得税过高会使得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所以关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需得到重视。

3)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对资本的边际产出有负的影响，但对劳动的边际产出有正向影响。其他条件一定时，个人所得税每升高1%，资本的边际产出便降低0.421%，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0.588%。显然，个人所得税的总效应是正的，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近些年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不断上升的现象。结构性减税政策使得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逐渐协调，税收结构优化，这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4) 营业税

营业税的税收结构对我国经济生产规模产生负向作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营业税每下降1%，我国的经济总产出便上涨 ${\text{e}}^{1.52156\%}=1.0153$ 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不断推进营改增的政策，不仅是因为营业税有重复征税的这个弊端，而且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

5) 房产税

房产税的税收结构与我国的经济生产规模是负相关关系。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房产税的税收结构每下降1%，我国的总产出便上升 ${\text{e}}^{2.988374\%}=1.03$ 倍，房产税税收结构的降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

6) 契税

契税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产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且与资本的产出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其他条件不变时，契税的税收结构每下降1%，资本的边际产出便提高0.066963%，契税的税收结构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小。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降低增值税、营业税和房产税的税收结构有利于我国扩大经济生产规模，这与我国税制改革实际相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的税收所占比重每上升1%可使我国的经济产出水平分别上涨为原来的 ${\text{e}}^{2.534936\%}=1.02567$ 倍、 ${\text{e}}^{1.52156\%}=1.0153$ 倍和 ${\text{e}}^{2.988374\%}=1.03$ 倍。所以从国家营改增的政策和我国的发展态势来看，降低增值税、房产税的税收结构，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完善我国的税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个人所得税、契税的税收结构的升高以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税收结构的降低不利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在我国现有的税制结构下，改革税制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其增税规模，与其他优惠政策搭配，继续优化我国的税收结构。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意见：

第一，近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不断减轻，但依旧偏高，应继续加大力度减轻总体税收负担。结合本文第三部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税收现状的分析，我国税收弹性不稳定，税收负担依旧比较重，这对于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降低税负，可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拉动消费需求，使中国的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故应该进一步减少总体税负。

第二，降低间接税的税收结构，尤其是降低增值税的税收结构，同时辅助以普惠性政策，以降低其对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的不利影响。结合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增值税的税收结构对我国经济生产规模的扩大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从经济增长这一长期目标来看，需要减少间接税的税收结构。当前我国的间接税仍占了一半，尤其是增值税在总税收中所占份额近两年来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不断提高。我国未来则需要加大增值税的免税或者减税力度、完善房产税的征收体系，可以通过降低高新技术、医药保健、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加工、教育等行业的增值税率，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税收结构，从而优化直接税和间接税税收结构，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的税收结构，深化所得税税制改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经过本文的实证分析，我国需要致力于提高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这主要体现了税收结构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所得税结构性“增”税的同时，要降低个人所得税对资产的产出弹性的损害，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规模过大对市场的活力的不利影响。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行业来讲，可以通过对某些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行业施以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率，对某些环保、服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行业施以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而引导这些行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全社会的技术水平，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征收对象和征收范围方面，可以加大企业的研发、创新、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使其生产成本降低，盈利能力提高，从而促进这些企业的生存发展。这两方面的协同，会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部分行业的盈利能力能加，企业所得税税额也随之增长，企业所得税税收结构自然提高。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需要不断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相对增加高收入群体的征税额。此外，所得税制需要因类施策，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纳税人制定更加全面完善的税率表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全民共享的纳税服务系统。这样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让居民全面、充分地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也让部分高收入居民按照对应的税率充分纳税，这不仅体现了量能负担、税收公平的原则，而且对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纳税的透明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加快房产税、契税的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房产税、契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尽管本文的实验结果是房产税的税收结构与我国的经济生产规模的扩大具有负向作用，契税对资本的产出弹性具有负向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房产税和契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而且其对我国房价、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房屋的供给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存量房，炒房等因素所引发的高房价、房产税的征收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和不协调的具体征税办法的实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隐患。所以我国需要完善房产税征收的相关法律，扩大房产税和契税的覆盖面，并且采取差别征收房产税的措施，对生活必需房以较低的税率单独征收，而对于投资性房地产提高房产税税率，从而达到降低我国过剩产能、优化资源配置、宏观调控房价、扩大社会公平的效果，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