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纳西族与藏族有着悠久的渊源,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上相互影响深远,体现出东巴教与藏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下藏学和纳西学都成为关注重点,东巴文化与纳西族佛教文化在此和谐共存使得纳西族民间艺术家的风格不断改变。在纳西族民间传统绘画中,他们以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的反思为立足点,而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又体现出对文化自身以及民族融合的一种态度。《格控战神》是纳西族独具特色的绘画作品,对民族文化传播、纳西艺术及纳西族传统绘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格控战神》为例,着重分析纳西族绘画艺术在题材选择、风格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传统佛教绘画的传承。
关于纳西族文化的相关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如白庚胜的《纳西族色彩文化的基本特征》 [1]、杨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 [2] 等文章和书籍都有涉及;关于纳西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学界已有部分研究,但相对较少。如王磊的《纳西族与藏族文化和谐交融现象分析——以丽江塔城乡洛固村为例》 [3],杨林军的《述略明至民国时期汉传佛教在纳西族地区的发展》 [4] 等,笔者就不进行一一说明,本文从民国时期传统佛教和纳西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视角深入分析纳西族绘画《格控战神》的语言形式,探索其背后的意义。
2. 《格控战神》
《格控战神》现藏于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格控战神是纳西族特有的一种圣像,格控战神形象来源于纳西族先民对鬼神传说的记忆和尊崇,主体是一个有18只手拿着武器的战神形象,整体呈蓝色,身上带着佛珠,左边的9只手拿着法杖,右边的9只手拿着剑,在佛像背后是太阳似的红,周围有火苗和云的花纹。整幅画面除了以这个战神为主题外周围还有其他小的人物排列于战神周围(图1)。
3. 传统佛教对纳西族绘画的影响
纳西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先民们无时不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东巴文明也是以纳西族的原始巫术为根基,与周围的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纳西族吸收了本地的多种文化,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之中,使得东巴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纳西族画风在藏传佛教的传播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纳西族的人物画和历史故事中,使画面具有纳西族特有的精神和特色,并由此形成了纳西族特有的绘画风格 [6]。
3.1. 题材选取
东巴文化也是在古代纳西族原始巫文化的基础上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兼容并蓄而逐渐丰富起来,形成现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局面。纳西族在吸收各地文化的基础上与本民族文化结合,丰富了固有的东巴文化。藏传佛教的传入使纳西族的绘画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纳西族绘画的肖像题材和历史题材的运用上,画面承载着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形成了纳西族佛教绘画体系。
纳西族学者白庚胜博士在《东巴神话研究》(1999年)一书中,将东巴教庞大的神灵体系划分为“旧神系统”“新神系统”和“最新神系统” [7]。纳西族祖先所最先信仰的是“旧神系统”,在现有的可查资料中,可以看到窥探他们作品中的自然崇拜等观念,这样的思想与“新神系统”是截然不同的,按照白庚胜在书中所说“新神系统”与鬼魂崇拜息息相关,而“最新神系统”部分思想虽与“旧神系统”“新神系统”相关,也可以看出“最新神系统”是在“旧神系统”与“新神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部分新出现的神灵所吸收的是“旧神系统”中旧神的形象,并且按照他们的身份和神力的大小有等级的划分。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藏的《格控战神》,从题材的选择上就与明清时期不同,明清时期保留的有《谷神》(清)《沈神和卢神》(清)《三多神》(清)等,战斗类武神相对较少,而在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战斗类武神题材画面增多,并且出现《帽米巴拉》等骑在马背上的人。在造型风格方面,民国时期的纳西绘画中多出现如佛之手势、佛之头像、千佛手、吉祥彩云等等绘画的元素,运用元素的重构和再现,来提升画面内在精神的表达。《格控战神》背后的千佛手、佛之手与祥云图案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主体人物的背后更有出现双手合十、无畏印佛手姿势来表现祈求平安,更突出了当时的绘画已经从绘画表面走向了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突出自我内心世界的表达。
这一时期的绘画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藏传佛教绘画中的造型、技法、形象和程式,与先前的东巴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区别,绘画以题材、观念为媒介,让东巴艺术从呈现具体的物象走向表现作者的内心,使东巴绘画语言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3.2. 风格塑造
在纳西族先民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生活中的元素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了具有纳西族特点的抽象绘画风格。该风格产生于纳西族,他们为了保护家园等目的,将自然的物体进行简单的拼贴,并辅以几何图形作为装饰物,以提高画面的美感和层次,同时还具有纳西族风格特点。这一风格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在创作时对细节的处理和追求。《格控战神》为纳西族先民创造了一个“英雄”形象。纳西族先民通过想象把这个英雄“刻画得栩栩如生”。
《格控战神》的出现,是以东巴教自身的发展、外来宗教对东巴文化的渗透、东巴教徒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前提的。明清时期,纳西族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都相继传入了纳西族的生活区域,其中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原有宗教文化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每一个藏传佛教寺院里,喇嘛们使用的是一种绘制精美的绢画,主要是以佛教神灵和祖师为题材。这种宗教绘画形式,为纳西东巴创造神像提供了现成的经验。《格控战神》从构图、笔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唐卡绘画的影子,但是由于描绘对象的不同以及文化与审美意识的差异,使得东巴神轴画保留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在民族风格层面来说佛教绘画作品在造型结构方面相对较多采用对称结构,这样不仅能够更加立体地表现人物动作与神态、眼神形态以及眼神之中所蕴含的神秘感与威慑力等特征。在《格控战神》这个作品中,人物表情则表现得相对较少,两眼突出,嘴巴张开,在神的形象上头戴神冠、身穿五彩斗篷、手执长剑以及手持神剑的形象,通过画面所呈现出的视觉感受来看的话,人物形象特征明显。其中在人物头部以及身后细节中也具有较多夸张色彩和造型元素,例如“火苗”、“云”、“日轮”等造型细节都具有强烈特点,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藏传佛教对纳西绘画影响程度之高。
3.3. 表现手法
在用色方面,纳西族民间色彩信仰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佛教对色彩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控制,其认为“色彩是世间万物之本,与一切人、一切事物相互依存,同时色彩在人和自然中又具有和谐统一的作用。”因此在作品中,多运用丰富色彩创造出丰富生动的视觉效果。而佛教对色彩有着严格要求,对人物所用色调十分讲究对称关系和色调分布均匀化、主次分明化。纳西族绘画中可以看出传统佛教绘画的特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多元化的颜色是指信仰的各种来源,这突出了纳西族的颜色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多元化特征,《格控战神》在此尤为突出。根据白庚胜的研究提出纳西族的尚黑信仰起源于古代羌人的游牧文化,他们对山水的命名习惯、服饰的出现还有纳西族的语言词汇 [1]。《格控战神》在绘画颜色的选择上就出现了黑色,并且由于纳西族大部分都受到白教和藏传佛教的白教的影响和黄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纳西族接受了黄色,丰富了纳西族绘画的色彩,《格控战神》尤为明显,色彩相较于之前的绘画变得更为丰富,黑色与黄色的运用更可以看出传统佛教的影响。后来,政治制度加强了神权,神权对政治进行了神化,黄色则是传统佛教中黄教的神圣标志。黄色通常用来描绘宗教器皿和活佛的冠帽、长袍、垫子等。纳西族的佛教绘画深受传统佛教的影响,喜欢使用蓝、白、红等传统的颜色,《格控战神》的人物主体正是选取的蓝色,显得更为突出。在画面中黄色的使用很大胆,也很细致,使用位置主要在画面的上方,部分人物的衣服也选用的黄色,使画面的效果简洁而明亮。
传统佛教的红色与纳西族传统红色的相互渗透;藏族人居住在险峻、气候恶劣的地区,对平安的向往远胜其他民族,而红色则是温暖、生机的象征,传统佛教所推崇的色彩也就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味。西藏到处都是红色,西藏壁画的主色调是以红色为主,在画出主角的时候,会在红色的四周加上其他的颜色,让人感受到一种简单而热烈的感觉。在佛教中,红色代表着繁荣昌盛和喜庆 [1]。而在纳西象形文字中红是被写为“火”状。很显然,在纳西人眼中,红和火最初是同义词。在纳西族的古老民俗中,红色并非人们的崇拜对象,它常常是贪婪、残暴、流血死亡、战争等的象征 [1]。《格控战神》画面中人物主体的后面就出现了传统佛教绘画中的红色火焰,在部分人物的衣服颜色上也选取了红色,符合纳西族运用红色来表达战争的特点。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艺术的发展历程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其中以佛教的绘画艺术影响最为深远。纳西族绘画《格控战神》受到佛教的影响,风格、色彩以及绘画材料得以更新,使得纳西绘画更为丰富。纳西族画家以创作绘画作品为其主要任务,用画笔向世界展现了纳西族传统绘画艺术及纳西族民俗文化魅力。同时也是传统佛教艺术创作与纳西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重要例证。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纳西族画家对于传统佛教艺术领域进行挖掘和提炼时充分发挥了民族艺术特色与丽江地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后产生出的特有魅力。
窥探民国时期的纳西族画家,他们以淳朴的民风和厚重的纳西艺术为着眼点,用人性的深度和生命的原始张力来表现纳西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和民俗习俗,使纳西族绘画具有海纳百川的浩然气魄,又能够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传统文化内涵,从而拓展自身的审美价值。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民族民间美术研究的资料整理”(2022Y66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