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状态与特质焦虑的中介作用

The Influence of Rumination on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摘要: 为探究大学生反刍思维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并揭示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在其间的中介机制，采用反刍思维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以402名在校大学生为对象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反刍思维、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在反刍思维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拓展了有关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self-efficacy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reveal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402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RRS),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mination,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eral self-efficacy.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umination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lf-efficacy,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self-efficacy.

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他们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的同时，还需要“向内”探索、建立自我认同感，因而容易产生过大的心理压力，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失眠、焦虑、抑郁等，严重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自伤、自杀等极端负性行为(陈雨濛等，2022)。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对大学生的学业投入、学业表现(Kalkbrenner et al., 2019)、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Ridner et al., 2016)等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自我效能感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如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和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均强调了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Babazadeh et al., 2017; Zamboni et al., 2017；李松等，2019)。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能胜任什么的信念，或对自己可以执行某项行动的确信程度(李松等，2019；Bong & Skaalvik, 2003; Skaalvik & Skaalvik, 2017)。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不仅会影响其情绪情感、认知和行为方式(邓金艳，姜淑梅，2022)，更会密切影响其心理健康(Schönfeld et al., 2016, 2019)。具体而言：① 低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抑郁、无助感有关，且会放大和延长现有消极情绪状态和相关消极思维；② 低自我效能感会削弱个体注意力和对环境的敏感性，从而影响其认知过程和表现，妨碍问题的有效解决；③ 低自我效能感会降低个体参与活动的意愿，阻碍其行为动机(Schwarzer et al., 1997; Watkins & Roberts, 2020)。因此，探究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从而为提升自我效能感奠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通常运用于特定领域(Domain specific) (王才康等，2001)，如学习自我效能感(Academic self-efficacy)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内的表现(边玉芳，2004)。此外，Schwarzer等人认为也存在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应对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临新颖情况时的一种总体性的信心或信念(Schwarzer et al., 1997；王才康，刘勇，2000；孔祥军等，2006)。一般自我效能感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具体是产生直接影响，还是通过影响较低级的具体自我效能感从而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关于这一点，不同的研究者持有不同的态度(李松等，2019)。在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量研究证实了焦虑对自我效能感的负面影响。焦虑(Anxiety)是一种没有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白学军等，2016)。Spielberger (1966)将焦虑分为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和特质焦虑(Trait anxiety)，前者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暂时状态；而后者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能够反映个体之间的焦虑倾向差异。已有研究证实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特质焦虑(白学军等，2016)、状态焦虑(白学军等，2016；王才康，刘勇，2000)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学者在对大学毕业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陈芳蓉，侯东亮，2012；倪海，蔡蓉，2011)。基于此，本研究把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作为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反刍思维(Rumination)是指个体在经历了消极生活事件(如考试失利、感情受挫、工作不顺)之后，不停地回忆这一消极事实，并重复思考该事件的产生原因、经过和结果(林雯仪等，2022; Nolen-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反刍思维是一种适应不良的自我关注(Self-focused attention)形式，其特点是对当前的负面影响或感知到的自我威胁的原因、后果和症状进行重复和无法控制的思考(Bucknell et al., 2022; Takano & Tanno, 2009; Trapnell & Campbell, 1999)。与之相对应的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则是适应性的，是由好奇心或对自我的认知兴趣所激发的一种的自我关注(Takano & Tanno, 2009; Trapnell & Campbell, 1999)。人们对自我关注的结果取决于个体的效能感水平。高效能感的个体可能会通过反省以帮助自己尝试用更好的方式应对挫折和挑战；而低效能感的人可能会陷入反刍，陷于持续担忧和循环思考之中(Seggelen-Damen & Dam, 2016)。对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急性脑卒中患者反刍思维的主要影响因素(戴春花等，2019)。而当前关于正常个体反刍思维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尚且缺乏，对两者的关系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与分析。

Nolen-Hoeksema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反应风格(Response style)，并根据个体对消极情绪的不同反应区分了反刍反应风格(ruminating response style)和转移反应风格(distracting response style) (Nolen-Hoeksema, 1991)。前者倾向于反复关注事实本身，反复思考产生的原因、意义和后果，尤其是反复体验负性情绪，这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个体心理健康发展。而后者倾向于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它能引起积极情绪的事件上去，这种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反刍思维是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Kirkegaard Thomsen, 2006; McLaughlin & Nolen-Hoeksema, 2011)。已有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对于大学生状态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刘慧瀛，王婉，2017)，即经过负性生活事件后，大学生会出现反刍思维进而导致状态焦虑水平提高。除状态焦虑外，反刍思维也可以预测特质焦虑水平，还能在生活事件与特质焦虑水平间起中介作用(金牧羊，2017)。以往研究分别探索了反刍思维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的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究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在大学生反刍思维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何种作用。

综上，本研究旨在探究反刍思维、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对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及考察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提出以下假设，即H1：反刍思维可以负向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H2：状态焦虑(H2a)和特质焦虑(H2b)可以负向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H3：状态焦虑(H3a)、特质焦虑(H3b)在反刍思维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为调节大学生焦虑感与自我效能感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能从新的角度防止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的下降。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514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如用时过短或过长、规律作答)后最终有效问卷402份，有效率78.21%。其中，男生145人(36.07%)，女生257人(63.93%)，被试年龄18~29岁，平均(21.74 ± 1.88)岁。

2.2. 工具

2.2.1.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RRS)

采用由Nolen-Hoeksema和Morrow (1991)开发，我国学者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共22个项目，包括症状反刍(symptom rumination)、强迫思考(brooding)、反省深思(reflective pondering)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分数越高则表明反刍思维水平越高。本研究中，以上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94、0.83、0.76，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2.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采用由Speilberger等人编制，我国学者李文利和钱铭怡(1995)修订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量表包含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两个维度，共40个项目，每个维度各2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分数越高则表示该维度的焦虑水平越高。通过双维度测量焦虑可以全面有效的了解个体的焦虑情况。本研究中，状态焦虑及特质焦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0.94，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采用Schwarzer等(1997)编制，我国学者王才康等(2001)修订并检验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信度水平良好。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使用PROCESS 3.4.1程序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仅使用自陈式量表收集数据，在收集数据时，采用了匿名作答、反向计分等措施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结果发现，未旋转情况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5.40% (在40%的临界值内)，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汤丹丹，温忠麟，2020；周浩，龙立荣，2004)。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结果

对各主要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发现，反刍思维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反刍思维、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年龄与反刍思维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性别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年级与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相关。由于年龄和性别均与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关系，因此在随后的分析中将二者纳为控制变量。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性别为1、2计分，男性 = 1；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研究生及以上)分别为1、2、3、4、5、6计分，如大一 = 1，以此类推。

3.3. 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控制年龄和性别后，以反刍思维为自变量(X)，分别以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为中介变量(M)，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Y)，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ROCESS，采用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最终模型图如图1、图2所示。设定模型中样本量为5000，置信区间(CI)的置信度为95%，若置信区间未包含0则说明效应显著，反之则不显著。

Figure 1. Intermediary model of state anxiety (the above ar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图1. 状态焦虑的中介模型(上述均为标准化后系数)

Figure 2. Intermediary model of trait anxiety (the above ar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图2. 特质焦虑的中介模型(上述均为标准化后系数)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1中，反刍思维能显著负向影响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β = −0.243, p < 0.001)、显著正向影响状态焦虑(β = 0.594, p < 0.001)和特质焦虑(β = 0.646, p < 0.001)。模型2中，当反刍思维和状态焦虑同时进入回归分析时，反刍思维(β = 0.123, p < 0.05)和状态焦虑(β = −0.616, p < 0.001)均能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模型3中，当反刍思维和特质焦虑同时进入回归分析时，反刍思维(β = 0.234, p <0.001)和特质焦虑(β = −0.739, p < 0.001)均能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表2. 中介效应分析

注：^*p < 0.05，^***p < 0.001。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间接效应(ab)为负值，总效应(c)为负值，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产生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CI)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果显著。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指出，如果间接效应(ab)的符号和直接效应(c’)的符号相反，则总效应(c)就出现了被遮掩的情况，即存在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s)。在中介模型中分析遮掩效应，既要满足遮掩变量的增强现象，又要满足“不考虑遮掩变量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即总效应(c)不显著这一前提(刘振亮等，2021; MacKinnon et al., 2000)。在本研究中，反刍思维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影响，间接效应(ab)的符号和直接效应(c’)的符号相反，状态焦虑、特质焦虑的直接效应(c’)的效应值分别为0.123、0.234，状态焦虑、特质焦虑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366、−0.477，总效应(c)显著，故不满足遮掩效应的前提条件。此外，当总效应(c)显著时，即便某一变量增强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它揭示的机制依然是中介效应，而不是遮掩效应(刘振亮等，2021; Mackinnon et al., 2000)。因此，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在反刍思维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不是遮掩效应。具体结果见表3。

Table 3.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by Bootstrap method

表3. 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4. 讨论

4.1. 反刍思维与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发现，控制年龄、性别后，反刍思维可以负向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验证了假设1。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一致。反刍思维的反应风格理论支持了这一结果，在遇到问题或压力情境时，反刍思维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反复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潜在不良后果，这阻碍了个体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解决问题，提高了个体产生消极情绪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张丛丽，周宗奎，2018)。此外，Festinger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也支持这一结果。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与自己固有观念不协调、不一致的信息时会产生认知失调，继而造成个体的焦虑并引起心理不适感(杨沈龙等，2018)。个体常常会通过改变认知、改变行为或引进新的认知元素来避免或缓解认知失调，进而减少自己的不适感(段锦云等，2014)。当人们遭遇挫折时，失败的事实会与个体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产生冲突(导致认知失调)，此时个体可能会选择改变自我效能高的认知(认为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才导致的失败)，从而缓解这种冲突引起的不适感。而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个体在重复回想自己的失败经历时，为了消除不愉快刺激(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适感)，可能会改变自我效能高的认知，这就产生了一个负强化作用，每当个体的反刍思维带来不愉快体验时就会改变自己的认知以减轻失调感，故产生一个结果，即随着个体反刍思维增强，其自我效能感降低。

4.2. 状态焦虑与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发现，控制年龄、性别后，状态焦虑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这与前人研究一致，验证了假设2a。当个体处于焦虑状态时，如果个体持续关注负性情绪，将会妨碍自我调节功能的正常运行，不仅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其适应能力也会下降(陈颖等，2022; Nolen-Hoeksema, 2000)，继而影响到其自我效能感水平，导致自我效能感下降。

4.3. 特质焦虑与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发现，控制年龄、性别后，特质焦虑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验证了假设2b。自我效能感涉及个体处理各种生活事件的能力，以及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所产生的情绪(李守龙，李晓芹，2009)。高焦虑特质的个体在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处于压力情境时可能更敏感，更易被激发出焦虑感与无助感，根据认知失调理论，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认知上否定自己的努力，进而导致自我效能感的下降，而这种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又会增强个体的焦虑，个体可能会陷入“高焦虑–低自我效能感–高焦虑”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特质焦虑和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大学生的特质焦虑显著低于女性(t = −2.53, p < 0.05)、一般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性(t = 3.95, p < 0.001)。女性大学生的平均特质焦虑水平高于男性，可能也会对其自我效能感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4.4. 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在反刍思维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a和3b。反刍思维水平更高的个体，其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水平更高，进而导致其自我效能感水平更低。此外，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控制个体焦虑水平后，反刍思维对自我效能感产生了正向影响。针对这一现象，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根据反刍反应风格理论，转移反应风格的个体能摆脱消极事件和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或是将生活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地方去，此时的反刍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心理健康(郭无求等，2017；来水木等，2009；Nolen-Hoeksema, 1991)。当控制了焦虑水平后，我们认为个体更倾向于转移反应风格，反刍思维水平高的个体会有意识地将注意从负性情绪中转移出来，关注积极的方面，参与愉快活动，这对于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所帮助。二是，根据个体认知思考的不同方式，反刍可分为侵入性反刍和主动反刍，二者都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变化(Cann et al., 2011；周宵等，2014)。前者是指创伤事件在个体不期望的状态下侵入到认知中；后者是指个体有意识地重复思考事件，有目的地重新思考事件及其相关线索(周宵等，2014)。本研究的被试为正常的大学生群体，不存在临床心理问题，因此在面对反刍时个体可能会更倾向于主动反刍，对事件及其线索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加工，减轻个体“无能为力”的感觉，缓解焦虑情绪等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4.5. 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使用问卷法考察大学生个体的反刍思维，只是由被试对自己的反刍思维情况进行评价，可能在对变量的控制上不太准确。在后续研究中，可考虑通过行为实验诱发被试的反刍思维来对状态焦虑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其次，变量的选择偏少。本研究仅使用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作为因变量的测量工具，在未来可考虑将不同领域的自我效能感纳入研究。并且，还可以考虑加入对诸如自尊、自信等类似相关变量的研究，更加完善现有模型。

5. 结论

综上，本研究验证了反刍思维、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负性影响，发现反刍思维既能直接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也能通过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在反刍思维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本研究证明了反刍思维和焦虑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的调节具有重要意义，揭示了反刍思维如何通过焦虑的中介机制影响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拓展了有关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探索项目(编号：LQ22C09000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