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首次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写下的手稿。以往对于《手稿》的研究往往注重于阐释其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揭示的劳动创造人的思想。在这篇文献之中，马克思首次基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思想，对于思考劳动对于人的产生和发展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厘清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有助于正确认识到劳动在人的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推动形成人们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社会风尚。
2. 劳动是人的本质：精神劳动、感性直观与对象性活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揭示了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对于人的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1] ”。这一论断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以及黑格尔劳动思想的基础上，既超越了以往旧哲学对于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定义又开辟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道路。
包括黑格尔在内，所有在费尔巴哈之前的西方哲学家在考察“人”的时候，往往是基于形而上学的角度，以先验本质的角度去理解“人”。由此出发，人的本质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所显露出的感性存在，而是需要通过理论思维的抽象才能发现的理性存在，例如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这种理性存在超越了人的感性具体，在这一层面上，人只有通过抽象而变成理性的人，才会获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承认与存在。这样的观点可以归结为近代以来由笛卡尔所开创的形而上学原则，即“我思故我在”：人不是基于人的感性现实而获得存在，而是只有从抽象的思维出发，依托于抽象出的理性存在，依托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人才是存在着的人。
费尔巴哈作为首位对形而上学原则采取系统批判的哲学家，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所蕴含着的对人的否定。在其看来，形而上学对理性存在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感性存在的否定，形而上学先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为人预设一个抽象的本质存在，然后基于这一本质演绎出的规定性去束缚现实的人，使人发展成为理性的人。但是这种做法与宗教神学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神学以神作为最高的规定性，以先验的神来看待现实的人，而只需要把形而上学的抽象本质换为神，哲学的一切就变成了神学的一切，其与神学的不同就是这规定性从神变成了人的本质。
为了反对这种抽象，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本身，现实的人就是感性的人，感性的人不需要先验的规定。因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1]。”费尔巴哈以感性现实的人突破了以往哲学抽象思维的内在性，从而使人的现实存在在理论上显露出来。
然而，如果止步于此，那么人的感性存在就会像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是一种孤立的状态，而这种孤立的空洞存在也只是一种抽象而已。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抽象，费尔巴哈的方法是以一个感性存在的客体为人的对象，这样，人便能从通过直观从对象中反思到自身的感性存在。通过这种方法，费尔巴哈揭示了人的对象性存在。不过，由于对抽象的拒斥，费尔巴哈仅能选择直观作为主体通往对象的途径，而直观就意味着人的反思获得是对对象不加改造的全盘接受，只是消极的感性直观。
活动原则作为形而上学遗留下的最大遗产，由于费尔巴哈对抽象的拒斥被抛弃了，而重新批判继承起这一概念的则是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其形而上学中已经暗含着劳动创造人的思想，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理解为自身劳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其自由自觉地活动，而这一点被黑格尔以神秘思辨的方式所揭示了。
作为费尔巴哈批判的对象，黑格尔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抽象中却还有着被费尔巴哈所忽视的能够揭示现实的人的存在的积极成分，那就是具有批判性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批判性就在于，它已经为社会现实的人的产生和发展找到了表达的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在黑格尔那里还仅仅被视作是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的表达，因而还是以神秘的形式出现，但这种神秘性只是意味着人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运动被自我意识神秘化了，而一旦这种神秘化被重新澄清，社会现实就会展露出来。因此，马克思要做的就是揭开形而上学笼罩在在社会现实上的神秘面纱。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首先通过外化将自身设立为自己的对象，然后再通过扬弃这一对象而重新复归到自身，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而被黑格尔设立为克服对象独立性、克服外化确证自身的环节正是劳动。“欲望和劳动通过扬弃和享受异己的、即在独立事物形式下的本质，给意识证实了它本身的对我们而言已达到了的内在确定性 [2] ”。正是通过劳动，自我意识克服了对象的独立性而实现对对象的改造，而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对象的改造，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过程。通过劳动，对象被赋予了形式，而这种赋形不仅是对外的，同时也是对内的，即自我意识在对象的形式中同时发现这种形式也是其自身，是自我意识将自己的形式赋予对象。因此，劳动着的意识借此就把独立存在的对象直观为自身，即在劳动中，自我意识和劳动对象建立联系，把劳动对象看作自己的本质，看作自身的存在，因而把对象看作是自己本身，实现对对象的扬弃和对自身的确证，劳动成为了自我意识发现和发展自身本质的活动。黑格尔正确地论证了如何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 [1] ”，尽管这一过程还是抽象的。
到此，我们回望了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的理论背景，通过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劳动思想的批判继承后，可以说马克思此时的劳动思想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1] ”，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人正是在感性劳动中从对象处确证自身的。因此，是劳动创造了人，而人之所以能够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也是因为劳动。动物没有自己的对象，也没有自己的意识和能动性，动物与自然界无非是完全一致的，它的生老病死只是自然界本身而已，动物的活动只是体现着自然界的自身活动。而人却能够通过劳动活动去改造对象，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能够将人自身外化在自己的对象中，能够将自身的生命融入到整个自然中。“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1] ”。
必须指出马克思此时的劳动概念并不是对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劳动思想的简单结合，而是对二者的一种超越。无论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还是黑格尔的精神劳动，其都是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中，都是对现实劳动的抽象。而马克思此时的劳动思想虽然还是不成熟、不科学的，但是当马克思将劳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时，就已经开辟了一条指向现实劳动的思想之路，为理解真正的劳动打下了基础。
3. 异化劳动：劳动本质与劳动现实的颠倒
如果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辨上，那么即使经过长途跋涉才获得的劳动也仍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于劳动的思考只有基于社会现实才能开花结果。因此为了更进一步地研究现实劳动对于人的产生和发展的作用，马克思将视角投入到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是必然的。但是，在对现实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却发现劳动在现实中的彻底颠倒，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在确证人，而是在否定人，针对劳动的这种颠倒，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劳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首先从劳动产品异化开始。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明显的异化，产品的异化尽管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出现，其却是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的起点。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中现实劳动的研究，马克思发现现实的劳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颠倒现象，那就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获得的却越少。这同以往思辨哲学中的劳动都不同，自我意识通过劳动能够在对象中发现自身，但是工人通过劳动所生产出的产品却并不属于工人自身所有。尽管这和理论认识不同，然而这种劳动就是工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劳动是在工人的生命中唯一处于支配性地位的活动。
“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 [1] ”。劳动者正是在劳动中通过发挥自身的体力和智慧而实现对劳动对象的改造，而产品则作为这一改造的结果出现。产品证明了工人的劳动过程，证明了工人在劳动中发挥的体力与智慧，证明工人作为人而发挥出的能动性。因此，对于工人来说，劳动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对象，同时也是对工人自身劳动活动的总结，是对工人的生命活动的总结，是对工人的存在方式的总结。
但是这种确证、这种存在方式现在被异化了。在资本主义的劳动中，劳动的产品并不是归于劳动的工人所有，而是归于非劳动者所有，劳动的目的已经从确证工人自身而被迫改变成满足基本的生活。当现实的劳动过程证明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所有时，就意味着劳动这样一个本应是确证人的存在的对象性活动不仅被打破了而且还被颠倒了，它的结果本应是对人的能动的存在的确证，现在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这样一个存在实现的是对人的否定。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 [1] ”。
因此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就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劳动对于工人成为了异己的存在，劳动本应是人确证自身的过程，现在这个确证过程不再是对工人而言了。劳动变成了否定工人的活动，当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生产之中时，劳动就变成了工人的自我牺牲。因此，厌恶劳动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只有在劳动之外，工人才能感觉到自身作为人的方面。对于工人而言，劳动不是他的存在方式，而只是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他的生命存在于劳动之外，只存在于生活中，但是异化劳动使得工人的生活变得狭隘得以至于只剩下吃喝等无法剥夺的生物本能。劳动曾使人使自身和只有生物本能的动物区分开来，但是现在，异化劳动使得工人只有在吃、喝以及生殖繁衍上才感受到自己作为生命而存在。
在劳动产品那里，异化还只是物的异化，在劳动那里，异化则是人的活动的异化，而劳动的异化在第三个规定上已经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对象性存在，其对象既包括其他物也包括它自身的生命活动，人的类存在就是通过对对象的劳动，在对象中发现自身、确证自身，这意味着对象与自身的同一性、普遍性。因此人通过同对象打交道而获得这种普遍性，也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人才成为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这种普遍性已经丧失了，它不能再通过劳动而获得，因为被当作对象的物以及他自身的生命活动都已经异化了。因此，人作为类存在物，作为普遍性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普遍性，也失去了自身的类。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对象世界，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 [1] ”。
异化劳动的这些规定的直接结果就是《手稿》中的异化的第四个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分离并不单纯是个人的异化，劳动产品并不是消失，而只是被被雇佣工人进行工作的资本家所有。并且不仅仅是劳动产品，工人的劳动同样属于资本家，因此，异化劳动也是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异化。这些出自工人的力量最终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而这异己的力量现在归于资本家所有。资本家通过对劳动对象的占有，而迫使工人的劳动必须依赖资本家进行，工人之所以在劳动中感到不自由，就是因为这种劳动活动不是确证自身，而是成为了对他人的服务。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的阐释，可以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组织形式对于人的压迫、异化揭示的淋漓尽致。
但是，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早期的理论，还是不成熟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直接源自于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概念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对异化的阐述是精神突破自身的静止同一，从自身中发展出对象的过程，即自我设定非我为对象的过程。因此，在异化概念的体系中，异化以预设的精神主体为前提，并且预示了异化阶段后主体的复归，即在主体的发展过程中，非我的对象终将被主体所克服从而实现主体的复归主体。因此，当马克思采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将现实劳动设定为异化劳动时，也同样预设了劳动主体，或者说“应该存在”的劳动，而这个预设的劳动就是马克思一直强调的“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以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应然劳动作为暗含前提的。作为人确证自身的活动，劳动应该肯定人，使人在劳动中把自身所蕴含着的丰富本质发展和显露出来。但是，在现实劳动中，人不是获得肯定，而是被否定，他的丰富本质失去了发展而变得狭隘，人变成了工人。基于此，马克思对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展开了批判。然而，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现实的雇佣劳动不仅具有马克思所批判的消极方面，而且首先具有积极的方面即创造人肯定人的方面。
4. 雇佣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线索的劳动
雇佣劳动虽然是直接呈现在眼前的现实劳动，但是仅从眼前的直接性出发并不能正确地理解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并不是劳动从始至终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在雇佣劳动之前还存在着奴隶劳动与徭役劳动的阶段。如果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来看，前者相比后者来说可是说是更需批判的存在。在现实的历史中，没有预设的价值前提，也没有预设的人，更没有预设的劳动。现实的劳动作为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发展形成的，现实的人变成了工人，同样是从更为狭隘的奴隶、农民变成了工人。
在奴隶社会时期，对于奴隶而言，不仅是劳动活动，甚至连生命也不属于奴隶自身。劳动在这一时期的形式是奴隶劳动。出于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奴隶只能在他人的鞭策下进行强制劳动。除此之外，奴隶不仅不能参与政治生活，甚至不能参与社会生活，全部的社会领域都不对其开放。可以说，奴隶在社会中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工具出现，他的一生只能是工具式的一生。在《现象学》中，黑格尔将主奴关系看作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奴隶的劳动是奴隶获得发展、确证自我意识的途径，通过劳动，“奴隶发现自己同主人一样也具有否定和陶冶任何事物自由与力量 [3] ”，奴隶在对象中发现和确证了自身，从而摆脱了对主人的依赖关系，成为独立的存在。但这只是黑格尔对奴隶劳动的浪漫美化，“实际上，主人安排奴隶从事的都是最粗重、最低级、最损害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劳动 [4] ”。奴隶在奴隶劳动中不是获得发展，而是被迫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也从奴隶劳动发展为徭役劳动。与之对应的，进行劳动的人也从奴隶变成了农民。农民除了缴纳相应的赋税外，还要强制参与为统治者服务的无偿劳动，即徭役。因此，徭役劳动同奴隶劳动一样是强制劳动，不过相比于奴隶，农民的待遇要好一些。农民摆脱了单纯生产工具式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参与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权利，他无需把自己的生命全部耗费在为他人的劳动上。但是徭役劳动对于农民的压迫仍然是残酷的。马克思曾以多瑙河两公国为例对徭役劳动展开过分析。出于对农民无偿劳动的贪欲，领主们总是要尽力压榨农民。经过计算，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在一年能够劳动的140个工作日内，农民平均要为自己的领主无偿劳动56天，而剩下的84天才是属于农民的劳动时间，二者之间的比例达到了66% [5]。在奴隶社会，奴隶的生命直接掌握在奴隶主手里，而到了封建社会，农民虽然不用直面死亡，但是他的人身自由还是被领主控制着。无论是奴隶劳动还是徭役劳动都体现着人身依附关系，体现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而当劳动的社会形式从徭役劳动发展成为雇佣劳动时，这一局面就被彻底改变了。
雇佣劳动作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其前提条件就是工人是自由的劳动者。雇佣劳动之所以不同于之前的劳动形式，是因为其无需控制工人的人身关系就可以获得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6] ”。因此，相比于奴隶和农民，工人的劳动得以更文明、更自由。不仅是劳动生产，曾经笼罩在封建宗法制度上的神圣光环同样被资本永远地取消了。工人取得了人身自由，获得了政治解放，他能够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领域的诸多方面。人作为工人在雇佣劳动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同样有着局限性。雇佣劳动虽然不需要控制工人的人身自由，但同样是一种强制劳动。工人从雇佣劳动中获得的自由是是必须参与雇佣劳动的自由，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一无所有的自由。
因此，当以历史的视野研究雇佣劳动时，就能够辩证地认识到雇佣劳动的对于人的解放的历史作用。雇佣劳动是一种否定人的强制劳动，但它同样肯定人，使人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且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雇佣劳动，马克思在后来指出即便是最为残酷的奴隶劳动在其历史阶段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意义。
通过对《手稿》中的劳动创造人的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此时的马克思而言，劳动的社会历史性仍停留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之外。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劳动本质的认知主要批判继承自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劳动思想，当面对社会现实批判的需要时，经由哲学思辨揭示出的劳动本质自然就被未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当作了理论批判的前提。基于这一前提，现实劳动在历史中对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作用就被马克思忽视了，因为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这种作用马克思看作是应然的存在，其超越了历史。因此，当现实劳动的消极作用产生在马克思面前时，劳动是颠倒的异化劳动，丰富的人变成了狭隘的工人，确证人的存在的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指责黑格尔的精神劳动只是注意到了劳动对于人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劳动对于人的消极作用，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则是这一理论颠倒的反面，仅仅致力于揭示雇佣劳动中剥削人和压迫人的一面，而忽略了雇佣劳动对人的解放的历史性作用。这种理论之间的颠倒关系其实也说明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劳动的认识还是深受到形而上学影响的。马克思发现了被形而上学遮蔽的现实劳动，但是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没有能够彻底实现对现实劳动的解蔽，还没有能够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历史性角度去理解现实劳动。
不过《手稿》中同样蕴含着抵达社会历史的线索，辩证法中所蕴含着的强烈的历史性原则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客观感性的强调使得马克思不自觉地开始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正在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之中，从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从异化劳动向生产劳动的转变。这些经典作品既见证了马克思不断进步的历史，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走向真理与科学的过程。
致谢
在此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春建老师。正是在他孜孜不倦的指导下，这一文章才可能顺利地完成。他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作风都深深地激励着我。与此同时，还有感谢我的朋友汪嘉晨，本文的许多观点是在同他的讨论下得到完善。最后，应当感谢我的母校，江苏大学为我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