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9年中国老年人抑郁水平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n the Change of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摘要: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使用中文版老年抑郁量表(GDS-30)调查老年人抑郁水平的76篇文献进行分析，以探究中国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变化。调查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9年，共涉及37657名老年人。研究结果表明：1) 我国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并未随年代的变迁呈上升趋势；2) 不同性别、居住状况以及在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均未随年代呈上升趋势；3) 老年人抑郁水平存在居住状况和婚姻状况差异，但不存在性别差异。

Abstract: Using the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and general meta-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d 76 litera-tures investigating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30),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survey time span was from 2005 to 2019, involving 37657 elderly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did not show an upward tren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years; 2)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genders, living conditions and marriage did not increase with the age; 3)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in terms of living status and marital status, but there is no gender difference.

1. 引言

抑郁是个体的消极情绪，是个体充满不适感、沮丧感的心境状态(黄希庭，杨治良，林崇德，2003)。老年抑郁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意志减退，但老年抑郁不易察觉，容易被躯体不适掩盖(刘亨荣等，2022)，它不仅会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长期抑郁还会增加患阿尔兹海默症及各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概率(Jaremka et al., 2013)，已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Jia et al., 2020)。近年来，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多，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林宝，2021)，“老年抑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了解老年人抑郁的状况，对我们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有重要意义。

关于老年人抑郁的研究众多，但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差异化。各研究对老年群体年龄的界定不同(毕忠鹏，2018)，调查所处地区不同，地域环境差异可能导致调查结果存在差异。第二，由于研究背景、时间有差异，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第三，调查老年人抑郁的量表多种多样，研究工具不同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第四，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抑郁研究为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却缺少运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CTMA)对“老年抑郁随时间变迁的变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横断历史研究最早是由Twenge提出的一种元分析技术，它可以将社会变迁层面的宏观变量与心理发展层面的微观变量连接起来，以揭示心理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辛自强，池丽萍，2008)。而老年抑郁量表(GDS-30)量表是使用频率最多，且研究者认可度相对较高的一种量表。因此本研究将运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将选取使用GDS量表测量老年人抑郁情况的研究作为分析对象，探究我国老年人抑郁情况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可能造成老年人抑郁的差异因素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老年抑郁量表(GDS)

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是由Brink等人在1982年创制，专用于56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的筛查。该量表共有三十个条目，包括情绪低落、活动减少、容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消极评分，0~10分为正常，11~20分为轻度抑郁，20分以上则为中度或重度抑郁。GDS是专为老年人编制并在老年人中标准化了的抑郁量表，在对老年人的临床评定上，它比其它抑郁量表有更高的符合率，是目前测量老年人抑郁状态最常用的量表(Dow et al., 2018)。

2.2. 文献搜集

2.2.1. 文献搜集标准

本研究参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Twenge & Im, 2007)，在文献搜集时采用如下标准：1) 所有研究使用同一测量工具，即老年抑郁量表(GDS-30)；2) 文献需报告明确的量化指标数据(一般包括样本量、均值和标准差)，若数据模糊、缺失、无法修正则予以删除；3) 所研究对象是中国内地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正常老年人群体，对特殊老年人为被试的文献予以排除；4) 文献搜集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1日；5) 同一作者发表的不同文章，如果数据取自同一批样本，那么只选用数据完整且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参与分析。

2.2.2. 文献检索结果

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和Pro Quest等中外文数据库中，分别以“老年人”、“抑郁”、“Chinese”、“old people”、“depression”等中英词汇进行全文检索，然后从检索到的文献中选取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共得到符合要求的75篇中文文献，1篇英文文献，共获得76组数据。根据以往横断历史研究方法的惯例，除去注明数据具体收集年代的文献，其余文献的数据收集年代(下文简称“年代”)均按照发表年减去两年的方式计算(辛自强，张梅，2009)，由于2007年之前没有满足上述标准的文献，因此所有文献的发表时间在2007至2021年之间。最终，本研究数据搜集年代的区间为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涉及37,657名被试。文献的具体情况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used in CTMA over the years

表1. 横断历史研究所用文献历年分布情况

2.3. 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文献编码、数据录入和分析工作。首先赋予每篇文献唯一编号，把所有文献的基本数据(包括样本量、GDS量表得分均值和标准差)、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文献所发期刊类型、数据收集地区和个体性别等信息进行编码(见表2)并录入数据库。此外，还要把文献中含有性别、地区、婚姻状况、居住情况的分组报告结果(如表1所示)作为子研究进行编码也一并录入数据库。

Table 2. CTMA variable code table

表2. 横断历史研究变量编码表

对于没有报告总分，但报告了子研究得分的文献，参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11]，按照公式1、公式2 (如下所示)对子研究结果进行加权合成。其中， $\bar{x}$ 为合成后的平均数； $S_{\tau }$ 为合成后的标准差； $n_i$ 为该研究的样本量； $x_i$ 为该研究的平均数； $s_i^2$ 为该研究的标准差。

$\bar{x}={\displaystyle \sum x_i{n}_i}/{\displaystyle \sum n_i}$ (公式1)

$S_{\tau }=\sqrt{\left[{\displaystyle \sum n_i{s}_i^2}+{\displaystyle \sum n_i}{\left(x_i-\overline{x_i}\right)}^2\right]/{\displaystyle \sum n_i}}$ (公式2)

依照元分析的一般步骤，本研究对所有文献进行编码，建立老年抑郁水平数据库。此外，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于婚姻状况的分类不同，在本研究设定如下标准：婚姻状况分为在婚和不在婚两类，并将所选文献中的与此相关的分组进行合并(如将离异、丧偶与未婚均归为不在婚一类)。

3. 研究结果

3.1. 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本研究以发表数据搜集的年份为横坐标，以老年人抑郁量表得分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用以清楚地描述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变化趋势。从散点图来看，老年人抑郁水平随着年代发展呈现趋势并不十分明显(图1)。

Figure 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ata collection years from 2005 to 2019 and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图1. 2005~2019数据搜集年代与老年抑郁水平的相关

Figure 2. Histogram of fractional frequency analysis of depression

图2. 抑郁分数频数分析直方图

为了更好地量化描述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的变化，将数据搜集年代与老年人抑郁得分分别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分析。由于研究样本量变化较大，因此参照以往研究的方法(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探讨加权样本量后年代与抑郁水平的相关。结果显示，在对样本量进行加权处理后，年代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47, P > 0.05, R² = 0.21)。这一结果说明从2005年到2019年，我国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并未呈上升趋势。

根据上述结果做频数分析，老年人抑郁得分平均分M = 9.68，M < 10，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频数分布集中于9~10分数段，且有44个抑郁得分即多数结果低于10分。这说明样本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稳定，且抑郁情况总体较好，维持在相对健康的心理水平上。

3.2. 不同亚群体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3.2.1. 不同性别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通过结合报告了性别子研究的22篇文献，本研究将分析老年人抑郁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数据搜集年代为2007年至2019年。

加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代不能预测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抑郁数值(老年男性：β = 0.572，P > 0.05，R² = 0.29；老年女性：β = 0.47，P > 0.05，R² = 0.16)。为了探讨老年人抑郁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采用一般元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计算不同性别抑郁得分差异的效果量(毛良斌，郑全全，2005) (公式4、公式5)。公式4中， 为老年男性组和老年女性组的合成标准差，其中 和 分别为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样本量， 和 分别为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标准差。公式5中， 和 分别为老年男性、老年女性的平均分。结果发现，性别的总效果量 = 0.19 < 0.2，即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

$SD=\sqrt{\left[\left(n_e-1\right)S_e^2+\left(n_c-1\right)S_c^2\right]/\left(n_e+n_c-2\right)}$ (公式3)

$d=\left(M_{男}-M_{女}\right)/SD$ (公式4)

3.2.2. 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为了探讨婚姻状况是否会对抑郁水平产生影响，对报告了婚姻状况的子研究12篇文献进行分析，数据搜集年代为2006年至2016年。

加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代可以预测在婚老年人的抑郁数值(在婚老年人：β = 0.58，P > 0.05，R² = 0.30；不在婚老年人：P > 0.05)。采用一般元分析方法，计算不同婚姻状况差异的效果量，计算方法同上。结果发现，婚姻状况的总效果量d = 0.52，0.5 < d < 0.8，为中效果量，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人抑郁存在差异。

3.2.3. 不同居住状况的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本研究采用2006年至2019年报告了不同居住状况(即空巢、非空巢)的子研究共20篇文献，分析老年人抑郁水平是否在居住状况方面存在差异。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代不能较好地预测的不同居住状况老年人的抑郁数值(空巢老人：β = 0.57，P > 0.05，R² = 0.30；非空巢老人：β = 0.66，P > 0.05，R² = 0.38)。分析不同居住状况老年人抑郁上升的程度。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居住状况差异采用一般元分析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居住状况的总效果量d = 0.44，即0.5 < d < 0.8，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存在一定的居住状况方面的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并未随年代呈增长趋势，这与本研究的假设不一致，且抑郁得分平均数M < 10，处于较低水平。经过对所涉及文献的进一步分析，造成此结果的可能是由于文章选取的多数研究都针对城镇老年人群，而城镇老年人群可能由于生活质量相对较高(唐丹，2010)、养老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经济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好而有一个较好的老年心理健康水平(陆草等，2022)，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李彦章，匡娅，2017)。对文献数据分类整理后发现，50个城市老年抑郁得分中，有40个得分在10分以下；而23个农村老年抑郁得分中，只有9个在10分以下，这样计算出的总体抑郁得分很可能偏向于更低的水平；其它像性别(男、女)、婚姻(在婚、不在婚)和居住状况(空巢、非空巢)的两种数据一般是成对出现，对于结果的偏向性影响较小。

根据研究结果，不同亚群体老人抑郁水平并没有随年代呈现上升或下降趋势，原因可能在于老年抑郁水平并没有随着年代增长而产生有规律的变化，所以因影响老年抑郁的相关因素而划分出的不同亚群体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也不会因年代变化而发生改变。

不同性别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与现有的多数研究结论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胡杰容，2019)，老人抑郁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并不是由于性别本身造成的，而是通过失能、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源等中介因素影响产生的。本研究中差异消失的原因可能与近年老年人自身的心态变化有关。老年女性社会支持高于老年男性，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性地位日趋平等，老年女性文娱生活比较丰富，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增加，心理资源得到提高，从而减少了抑郁的可能(赵忻怡，张泉，2021)。

不同婚姻状况的老人抑郁存在显著性差异，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婚姻与配偶能给老年人提供有力的家庭支持，能减轻老年人的抑郁感，家庭支持高的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相对更少(王兴华，王大华，申继亮，2006)，夫妻关系不好及丧偶等家庭因素都是抑郁的可能成因。

此外，根据对不同居住状况老年人的抑郁情况分析的结果显示，虽然非空巢老年人比空巢老人获得的陪伴多，但是得到的负面情绪也更多(徐华，曾美英，2014)，社会发展的压力由子女传递到了老人；但空巢老人的抑郁情况更不容乐观，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的抑郁状况存在差异，与子女关系越好，空巢老人的抑郁发生率就越低(支润楠，2018)，这说明子女伴侣等关系的缺失在老年抑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部分空巢老年人缺少陪伴，能够获得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少，较为孤独，而非空巢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代际支持(张新新，2020)，这包括了子女给予的一系列经济和情感支持；另外，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状况，经济情况较好及文化程度较高的空巢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相对较低(黄伟等，2016)，这启示我们对空巢老人的社会帮扶要从多方面入手，给予物质保障和心理服务的同时还要开拓空巢老人的视野，丰富其精神世界。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了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对我国老年人抑郁水平随年代变化的趋势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

1) 从2005年到2019年，我国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没有随年代呈上升趋势；

2) 不同性别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并未随年代增加，二者之间在抑郁水平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

3) 在婚与不在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并未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的抑郁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人的抑郁状况均未随年代呈上升趋势，空巢与非空巢老年人之间的抑郁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67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