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止到2020年，我国已有2.6亿人口超过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1.9亿人口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3.50%，中国老龄化快速发展，即将进入中等老龄化社会。面对现有人口老龄化趋势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现象。在经济发展动能下降、人口结构矛盾不断加深、地区协同发展的难度持续加强、养老福利保障压力不断增加、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升等现状 [1] 。在目前的老龄化视阈下，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养老服务作为老龄事业的重要一环，成为新时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点。中日两国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两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发展特点都十分相似，了解日本的不同阶段的老龄化政策，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借鉴日本经验取长补短，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措施，对于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为了迎接日益迫切的老龄化问题，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响应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本研究对2012~2021年中日老龄化相关的社会科学基金进行可视化分析，对相关研究的现状及趋势进行分析，了解中日相关科研基金的研究热点，为研究老龄产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2] 。
2. 基金现状分析
2.1. 中日基金年度数量演变分析
为了解目前中国基金老龄产业研究现状，研究获取2012~2021年的784条记录。图1为中日老龄产业科研基金的时序分布，根据图1可发现，十年以来，“老龄化”领域的国家社科基金占比稳步升高，线性回归系数R2为0.88，整体呈线性升高，2012年立项数目48项为最低值，2021年110项达到峰值，2015年和2018年略有回落。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养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愈发关注，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及纲领，例如《“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等，表明了中国对老龄产业研究越来越重视，体现了老龄产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3] 。再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科交叉融合也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cause of aging in Sino-Japan from 2012 to 2021
图1. 2012~2021年中日老龄事业相关社科基金项目年度分布
日本基金2012~2021年项目共检索1192条。从图1中可以看出，日本老龄产业相关的国家基金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线性回归系数R2为0.17，2012年立项数目94项为最低值，2017年略有回落，2019年149项达到峰值，此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日本总务省统计数据了解日本老龄化现状。统计到2020年，日本已有3610万人达到65岁以上，占到日本总人口的28.7%。日本政府发布的《高龄社会白皮书》将老龄化现象的日趋严重归结为死亡率降低老年人口增加和新生人口减少带来年轻人口减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面对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现象，日本政府积极寻求对策解决。
2.2. 中日基金机构、项目核心研究学者对比
本文针对基金机构分布情况可以一定反映出该机构的基础研究水平和学科竞争力，通过对基金项目主要负责人统计分析，可了解出该领域的顶尖研究学者 [4] 。
2.2.1. 我国基金机构、项目核心研究学者分布
在2012~2021年共有729位学者获得过老龄产业相关基金资助。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持有最多的社科基金项目，在12位基金主持人中，3位获得2项基金资助，1位获得1项重大项目，5位获得5项重点项目，4位获得4项一般项目。以王晓军教授、孙鹃娟教授、李珍教授为代表的持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在老龄产业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有5人获得5项青年基金项目，表明该机构未来科研发展仍具潜力。以青莲斌教授、戴卫东教授为代表的核心研究学者获得三项基金资助，作为老龄产业领域的头部研究学者，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2~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涉及老龄化背景的研究机构共有335所，表1统计了该研究领域获国家社科基金8项以上的单位，共16所，其获批立项数为160项，占本领域总立项数的20.4%。16家单位均为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立项数最多，为15项，北京大学获得13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各获得12项，华中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各获得11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获得10项。在这些核心机构中浙江大学获得2项重大项目资助，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5所机构也获得重大项目资助，说明这些高校在该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综合能力，对学科建设有引导作用。在青年项目方面，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3所高校居于前列，说明这3所高校中青年学者在老龄产业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科研成果，学科发展具有一定潜力。
Table 1.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more than two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表1. 国家社科基金拥有过2个以上项目的负责人
2.2.2. 日本基金机构、核心研究学者分布
从表2，表3的统计数据可知，2012~2021年日本科研基金在涉及老龄化背景下的立项基金共涉及研究机构383所，拥有9项基金以上的机构共有18所，主要有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等机构，获批立项总数达到337项，占本领域总立项数的28.2%。18所机构中除了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其他均为高校，其中东京大学拥有立项数41项，为近十年立项数之最，其次为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29项，可见东京地区机构老龄产业学术氛围浓厚，形成区位优势。以增本康平、关夫佐子、工藤尚悟获得最多项目基金资助立项数，作为核心研究学者对日本老龄产业研究具有引领作用。
Table 2.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more than three projects of the Japan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表2. 日本科研基金拥有过3个以上项目的负责人
Table 3. The Sino-Japa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has a larg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表3. 中日科研基金拥有较多立项数的机构
2.2.3. 中日基金机构、核心研究学者对比
我国老龄化相关研究立项数分布情况分析，可以较为全面的了解老龄产业相关领域的突出的研究学者和地区科研发展状况。由图2可以看出，老龄化相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拥有最多的立项数，研究领域相对分散，分别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农村养老体系、社会福利保障、养老服务模式研究等领域涉及广泛、触及老龄化的各个环节。而青连斌在十年间获得两次重点项目立项的项目主持人，在老龄化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养老服务研究具有多方位的研究，在近两年主要研究养老服务的人文关怀以及养老服务与互联网结合的基金项目。通过作者与机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内主持人与机构较为分散，研究方向更加广泛，同时越来越多交叉学科的研究，形成研究的多角度融合发展趋势。日本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有更好的表现，在同一院校内有多位主持人拥有相互交叉的学科内容，更注重学科合作，进一步加强老龄化领域的研究。日本东京大学拥有最多的立项数，共拥有41项立项数，主要涉及老年护理福利研究、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器人辅助康养、老年养老需求等研究。与国内研究现状相比，都具有研究范围广的特点，但是研究深度上却相差较多。
Figure 2. High-frequency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aging industry in Sino-Japanese
图2. 中日老龄产业高频研究热点图
2.3. 中日热点分析
2.3.1. 我国基金热点分析
对中国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词频≥21次的关键词见表4。除去“老年人”关键词可以看出养老服务、养老模式出现的词频最高，表明我国现在正在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养老模式创新等研究，同时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养老需求、健康等关键词，表明目前国内所探究的养老服务、失能老人、养老保险等研究方向。从图2中还可以看到农村养老保障、互助养老、长期护理等热点。
2.3.2. 日本基金热点分析
对日本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频次≥8次的关键词见表4。除去“高龄者”关键词可以看出认知症、护理预防的频率较高，表明日本科研基金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等老年认知病十分关注，同时出现频次较高的是护理预防、护理保险、社会福利保障等关键词，主要探究在老年人护理、康复等方面，根据人群进行差异性照护等相关研究，相较于国内，日本在护理方面更多去开发新型的照护设施进行实地应用、以及对护理人员的工作研究。从图2中可以看到交通事故、生活支援、地区福利等均是研究热点。
Table 4. Sino-Japanese hot keywords ranking
表4. 中日热点关键词排序
2.3.3. 中日老龄产业高频研究热点分析
见图2，通过关键词网络共现知识图谱分析得知，当前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异地养老、养老服务、养老模式、养老保障等方面。我国居家养老是主要养老模式，进而衍生出许多特有的养老困难。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出现大量候鸟老人，目前通过一些异地养老机构来缓解老人养老困境，但有许多困难是无法解决，应该通过政府合理的为异地养老机构提供资源，来降低季节性空巢老人的养老风险。目前农村开始试行互助养老的策略，但当前存在许多误区，应该剖析互助养老本质，梳理出一套互助养老供给的可得性、可及性、有效性的公益性供给逻辑。在居家养老背景下大量老人需要照护，而子女由于工作等原因进行非正式照护，目前研究非正式照护对于子女生活工作的影响。以及引入互联网与养老产业结合，面对现有的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匹配，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养老服务需求识别、资源配资、服务推送，服务评估精准化。总体而言通过关键词及相关文献，不难看出整体研究偏向宏观，缺乏对于相关养老产品等适老化产品的开发，更多是关注于政策层面。日本在老年看护、长期护理、老年精神医学等研究热点，例如对于独居老人世代间交流造成的抑郁的研究，对于长期护理现有问题的研究，对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护理人员、护理设施的研究。相比于国内注重于搭建平台，建立分配系统，在护理研究方面，从护理设施、护理人员、护理成本等多学科交叉共同研究护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日本老龄产业更偏向于进行技术应用、注重实践发展。
2.4. 中日时空演变分析
2.4.1. 我国老龄化研究热点持续发展
见图3，国家社科基金在356个节点的混合网络中，筛选出18个主要集群，可归纳为7个热点话题。其中，研究路径较为丰富且时间交叠较为多样的是失能老人、养老模式、养老服务、福利保障、改造；时间跨度大且热点研究路径简单的是时代变迁、社会福利。
Figure 3. Time sequence evolution of hot spo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for aging in China
图3. 中国老龄化国家社科基金热点时序演进图
1) 失能老人方面，研究早期(2012~2015年)学者较为关注失能老人照护服务，2014年提出长期护理的概念，同时引入社区服务缓解居家养老的困境，长期护理方面研究达到顶峰，中期(2016~2018年)开始注重于保险机制来提高失能老人的社会保障，2021年开始出现体医预防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此外该研究方向还有一些分支，例如2016年多元养老服务研究和2020年对于残疾老人养老照护研究的兴起。
2) 养老模式方面，2012年部分学者较早关注于城市社区养老模式和农村老年产业的研究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达到研究顶峰，作为该方面的分支养老资源配置在2019年开始兴起。与此同时，2018年开始独生子女养老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3) 养老服务方面，2012年学者从养老院养老服务的研究探索开始，2015年医养结合成为研究热点，2018年地区养老服务协调发展成为热点，例如京津冀协调发展需求区域养老的可能性。
4) 福利保障方面，2012年学者开始关注与养老金基础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中期(2014~2016年)开始政府完善养老保障和专业机构介入机制的研究。2021年市场导向养老保障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
5) 改装方面，2016年出现对于老旧社区与互联网改造的研究，到2019年学者开始关注适老化改装等方面。
2.4.2. 日本老龄化研究日趋成熟
见图4，日本基金在379个节点的混合网络中，筛选出17个主要集群，可归纳为8个热点话题。其中，研究路径较为复杂且视角交叠较为丰富的是社会福利、护理预防、地区福利、人工智能；时间跨度大且热点路径简单的是认知功能、国际对比、家庭、养老环境。
Figure 4. Evolution chart of hot spots of Japan’s aging research fund
图4. 日本老龄化科研基金热点时序演进图
1) 社会福利方面，2012年学者较为关注照护保险和社会福利两方面，学者(2014~2016年)关注在养老金制度和养老住宅两方面，社会福利保障到达研究顶峰，医疗福利和社会法学在2018年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相关研究分支开始形成潮流，例如2017年开始关注老年人社会参与，2020年学者对于老年财产管理有了更高的关注度。
2) 护理预防方面，2012年学者开始关注护理方面的研究，在2016年护理预防方面到达顶峰，主要关注于身体机能锻炼、护理学等方面。2021年开始针对护理费用方面开展研究。
3) 地区福利方向，学者最早(2012~2013年)关注于生活支援和地域福祉两方面研究，2015年发展为关注护理支援研究，2018~2019年开始转向发展为住宅适老化等研究热点。
4) 人工智能方向，2015年学者开始关注老年终身学习和老年守护研究方向，2017年学者开始关注照护教育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2.4.3. 中日老龄产业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见图3、图4，通过时空演进图得知，国内新兴研究热点非正式照护、地区养老资源协调，市场化养老体系。我国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由于没有完善的家庭照护制度，导致正式与非正式照护方式的分工与配合不足，有研究提出基于Litwak理论来达到两种照护方式的平衡，相互协调互补。通过政策完善正式照护的社区养老服务，同时对非正式照护进行法律权益保护来实现，最终达到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等多元照护模式 [5] 。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双向促进，将老龄产业通过市场化转变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利于协调养老资源平衡。日本在护理人员职业化培训已形成体系，以及通过较高的资格培训可以获得提高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但在初级培训未形成系统培训，无法满足部分家庭照护者的需求，而无法有更好的晋升空间 [6] ，同时照护培养加入人工智能，提高培养效果。总体而言日本有较为完整的老年护理人员培训职业化道路，但家庭护理的职业化有所欠缺。
3. 讨论与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我国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当前国内的老龄化问题和未来的养老产业发展困局。近几年，政府老龄化政策的实施与老龄产业的基金立项的发展是相互依托，推动我国老龄产业规模的逐步扩大，为解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指导。
在核心研究学者获得的基金立项中发现，“低龄老年人”“居家养老”“区块链”等关键词开始出现，说明探索养老模式开始多层次发展，细化人群类型，精准智慧养老，同时引入新兴技术，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同时“兜底”“保障”等关键词出现，明确我国对于养老兜底的决心。2021年立项数目达到顶峰，为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日本老龄产业相对于我国具有起步早，发展成熟的特点，在许多方面值得我国学习借鉴，日本为缓解老龄化在失能及半失能的家庭负担，提高家庭护理支付能力，于2000年出了长期护理保险机制，来缓解老龄化社会风险 [7] 。可借鉴经验包括持资金对养老产业全覆盖，促进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明确长期照护为公共服务、同时依托社区和养老机构建立地区综合照护体系、地方政府成为长期护理支付主体利于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自立支援观念为老年人提供自立支持、加强低收入群体保护，拓展多样化人员参与照护服务 [8] 。目前也有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与长期家庭护理服务的使用有关。低收入群里更少使用长期护理服务，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系统应研究如何减轻低收入受益人的财务负担并鼓励利用服务 [9] 。总体而言，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符合社会保险所坚持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有利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政府通过三方面条件实现了居家养老制度的建立和可持续性，首先为营造好的居家环境在内部环境方面提供专门的老年家庭建设标准以及普及老年健康监测设备，在外部环境提供介护保险、志愿服务等上门养老服务供给，其次有资金的保障，护理保险机制为居家养老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是人的作用，通过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为弥补护理师缺口，维持居家养老制度发挥重要作用。这为维持居家养老体系提供了基础 [10] 。日本为更好的提高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全性和完善性，进一步加强养老设施的优化，同时提供配套的运营保障机制。目前日本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有居家型、社会嵌入型、入住型，针对不同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并通过法律和权益保障来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 [11] 。这套完整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为老龄化的日本降低社会风险起到巨大作用。
日本虽然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也是对老龄人群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从衣食住行等多方面对老人们进行单独的设置很好的满足各种养老需求。是日本应对老龄化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潜在研究热点：在我国与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比研究中，不难发现一方面是与日本相比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的位置，另一方面，在老龄产业的基本制度和发展体系等整体政策上也有很多改进空间。在现有的条件下，协调城乡养老资源，建立多样的养老服务模式，解决新兴的养老需求，构建完善的养老评价体系，建设完善的养老人才培训体系。都将会成为各专家学者的关注焦点，也是未来研究热点，这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在将来的老龄产业的基金立项中，建立符合国情的有深度、有广度的养老体系将成为政府面对老龄化调整有效的国家战略。
4. 小结
从本研究对比国内外基金研究热点分析来看，我国老龄化研究与日本并无明显差距，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需要一定提升。在如今疫情常态化、人口红利衰退的大背景下，老龄化是社会严峻的考验，在老龄化体系建设更多学习日本的优秀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利用新兴技术为缓解老龄化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为老年人的老龄产业提供更多的支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需求变化及适应性公共服务研究”(20BRK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