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所谓的“二简字”，指的是公布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中文字体简化方案。这一简化方案经过短暂的试行后草草收场，而汉字简化的进程也随之陷入停滞。
本文就二简字的发展历程加以简单的梳理与讨论，并重点探析其失败原因，以求为汉字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思考。为便于论述，下文统一将《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称为“一简字”，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称为“二简字”。
2. 近代汉字简化工作的发展历程
要了解二简字的内容，需要先从上世纪的汉字简化工作说起。
在近代之前，汉字笔画较多，存在着“难写、难认、难记”的困难。而上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力凋敝，为了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推动汉字简化工作的呼声便越来越高。实际上，汉字简化研究工作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到了三十年代已被正式提出，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在1935年便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对应公布了九条推行办法。然而，由于受到来自国民政府高层的反对，以及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的影响，该方案最终不了了之。后来在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又曾重提推行汉字简化工作的进程，后因各方阻力而搁置。
Figure 1. Premier Zhou Enlai’s report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1958
图1.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针对汉字前途问题所做的报告
而真正得到推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汉字简化方案，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实施，在当时被称作“文字改革”。最早提出的文字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汉字拉丁化”，简化汉字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1)。但后来，由于文字改革的困难与艰巨，人民政府才提出了先简化汉字、推行拉丁化拼音的“分阶段工作”(图1)，而其后推出“二简字”方案对“一简字”进行进一步简化也本是顺理成章。
此时的汉字简化工作进展是较为顺利的，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5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第一批简化字开始试行；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字总表》，收入简化字共2236个，奠定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简化字的基础 [1] 。但这时的“一简字”方案仍是一个兼具繁简两面特征的版本，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进一步修改进化。按照原计划，汉字简化工作应当继续推行下去，但后来的十年文革浩劫使汉字简化工作彻底陷入停滞。
直到文革末期，汉字简化工作才在周总理的支持下逐渐恢复。1975年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是在4500个常用字中拟定的，拟订的原则是：一、主要选用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同时根据群众简化汉字的规律，适当拟制一些新简化字。二、从有利于目前的应用出发，着重简化比较常用的汉字。三、在简化汉字形体的同时，精简汉字的数量。
《草案》共收简化字853个。其中第一表248个，第二表605个，其中第一表的简化字已在群众中广泛流行，而主持“二简字”改革、拟定简化字表的成员，均是“一简字”时期的原班人马。1977年12月20日，《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翌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
但是，二简字从诞生伊始便命运多舛。在“二简字”推出仅仅三个月后的1978年3月，以周有光、胡愈之等为代表的一批语言学家便在“两会”上提出暂缓推行二简字；同年7月，《人民日报》及其他一干报刊媒体纷纷停止了二简字的试用。针对这一情况，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80年6月设立了修订委员会，并于7月拿出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又于1982年进一步推出了《增订汉字简化方案》。然而一切徒劳无功，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二简字被正式废止 [2] 。
3. 二简字的失败原因
时至今日，人们已极少提及“二简字”这一简化方案，偶有提及也是将其全盘打倒否定，着重强调其中的不合理之处，甚至将其武断的归为“文革”所催生出的文化“毒草”。但是，在学术层面针对任何事物的全盘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想汲取二简字失败的教训，就必须客观地剖析其失败的原因。
3.1. 主观原因
如前文所述，从血统上看，二简字与一简字是一脉相承的。二简字的简化方式也采用了与一简字相同的几种手段，包括简化部件、保留轮廓、同音代替、草书楷化等，总体延续了之前的框架，在简化思路上是正确的。同时，二简字方案所作的工作主要在于对民间存在的一些“简字(流行于民间未经整理和改进的形体较为简易的汉字)”进行规范、整理。其实，一些字在《二简(草案)》试行之前已经在民间广泛传播使用 [3] 。但是，虽然方案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二简字在具体简化步骤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而最直观的问题就体现在对简化方式上处理不当。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3.1.1. 笔画过度删减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表意的语素文字。绝大部分汉字的部件与字音、字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即形旁与声旁。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字形演变，这种联系依然有着一定程度的保留，而之前的“一简字”方案也一定程度的维护了这一点。但是在“二简字”方案中，很大一部分简化设计简化削弱了字形与音义之间的联系。
在声旁方面，一些字对声旁的简化使得声旁与整个字的读音差异增大，如“爆→
”、“糖→
”等，有些则直接删除了声旁，如“齿→止”、“病→疒”。形旁方面情况类似，大量形旁被合并、删除，如“摒→屏”、“蝌蚪→科斗”等。二简字对笔画的过度删减，使得社会语言文字运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图2)。
Figure 2. Excerpts from People’s Daily on April 7, 1978. Among them, the sound parts of “qing” and “yi” have been completely rewritten, the contour parts of “xuan”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and the word “bu” has been replaced by “jie”
图2.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节选。这其中，“情”、“意”字的声旁被完全改写，“宣”字的形旁被大量删减，而“部”字则被替换成为了“卩”
3.1.2. 简化规律性薄弱
“一简字”方案总体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量利用了类推简化的方式，独立的个体简化方式相对较少。《简化字总表》包含三个字表，第一表收入了350个不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入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与14个不能独立的简化偏旁，第三表则收入了由第二表的简化字与简化偏旁类推出的1753个简化字。而《草案》中第一表共收字248个，其中第一部分(不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与第二部分(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共收字193个，但第三部分收入的根据可做偏旁的简化字类推而来的简化字仅仅只有55个。可见，二简字多采用了个体简化，而非类推简化，因此其规律性较之“一简字”要薄弱许多。
此外，有些相同偏旁的字，在二简字中又被简化成了不同偏旁，如“罐”、“灌”分别被简化为“
”和“
”，“董”、“懂”分别被简化为“
”和“
”。而一些本是不同偏旁的字，却又被简化成了相同的偏旁。如“藏、嚷、壤”简化后具有了相同的声旁“上”，“蹈、稻、道”简化后具有了相同的声旁“刀”。类似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字内部的系统性，加大了掌握汉字的难度，而汉字经过三千多年的累积，自身已有一套成熟的系统与逻辑。违背系统性而强行简化，自然是行不通的(图3)。
Figure 3. Part of the “simple word” list is related to the word. In the Second Round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plan, their systematicness is weaken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图3. “一简字”中的部分表亲属字，在二简方案中，它们的系统性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
3.1.3. 对应关系复杂
这里所说的对应关系，指的是“一简字”方案中的标准简化字与“二简字”方案中的简化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是二简字方案最受诟病的一个问题，也是其自身最大的一处纰漏。
为了追求简化，二简字方案中存在着大量的将数个标准简化字生硬地合并为同一个字的现象，例如：
(1) 二对一的关系，如：
(停、仃) →“仃”，(希、稀) →“希”，(遇、迂) →“迂”，(籽、子) →“子”。
(2) 三对一的关系，如：
(预、豫、予) →“予”，(煽、搧、扇) →“扇”，(杆、秆、竿) →“杆”。
(3) 四对一的关系，如：
(巴、芭、笆、粑) →“巴”，(芘、蓖、篱、蔽) →“芘”。
(4) 五对一的关系，如：
(叉、杈、衩、汊、扠) →“叉”，(丁、盯、叮、钉、靪) →“丁”，(胡、糊、葫、蝴、猢) →“胡”。
二简字大量的合并方案直接导致在试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混乱与误解现象，群众对此多有怨言。实际上，不合理合并汉字这一问题在一简字时期就曾出现过，而二简字进一步扩大了这一问题，最终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
3.2. 客观原因
二简字的失败，除了自身的先天不足外，也有客观的因素。
3.2.1. 推行过于仓促
二简字方案从1975年定稿，再到1977年公布《草案》并向全社会推广，前后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与之相比，《汉字简化方案》用了6年时间，分四批向社会推广了517个简化字。而二简字草案则一次性推行了853个简化字，虽说其中有一部分只是征求意见，并未立即投入使用，但仍然过于仓促。
3.2.2. 生存环境不佳
一简字推行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热情高涨，勇于接受新事物，又有第一代领导集体支持，推广较为顺利。到了二简字诞生时，正值文革浩劫结束，国内文化环境恶劣，较之建国初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文盲与半文盲达到了两亿三千多万。人心思定，社会思潮有了很大变动。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在此时相继陨落，影响到了政策的连续性。二简字较之一简字的生存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3.2.3. 技术层面的限制
一简字推行时期，并不存在电脑字库接入的问题，只需要造字铅模，较好解决。而1974年“748工程”的上马，使得汉字开始进入了信息处理阶段。其后，简体汉字GB2312编码字符集问世，并一直被使用至今。从技术层面来讲，汉字一旦编入便不能再次修改，重新设计字库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且有可能造成较大的信息混乱，造成经济损失。这一问题同样阻碍了二简字的推行。
4. 结语
汉字简化实质上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世纪中叶，时代的需求催生了汉字简化这一革命性举措，而如今时局稳定，人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有信息化社会的推动，使得汉字书写手段从手写发展为电脑录入，往日书写繁杂的问题已不成困难。因此，尽管汉字简化仍然有一些亟待改进之处，但供汉字简化开展工作的环境与条件已不复存在，汉字的字形已不宜再做大的改动。
纵观“二简字”方案而言，文革延滞了汉字简化工作的发展，使得这一方案自诞生伊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而在“一简字”方案本就存在有遗留问题的前提下，为了所谓的“削减汉字难度”而不顾现实情况一味地进一步简化汉字，更是不明智之举：简化汉字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文字改革”才是真正的目的。二简字方案忽略了这一点，而这正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后期操之过急、环境恶劣等诸多原因，也加速了二简字的死亡。
建国之初汉字简化工作的开展和当前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推进，无一不在证实着语言文字对社会、人民的重要性。国家的语言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和完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仍是今后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基础性任务 [4] 。1986年6月24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剥夺了二简字的合法地位，并指出：“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一切确如其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