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早些年研究市场、产权法律对创新影响的研究很多，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以及国家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扶持，制度层面对创新的制约已经逐渐减弱，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愈加凸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文化对创新的影响，包括以方言衡量的文化多样性、族群异质性、儒家文化、宗族等。
聚焦到宗族上，宗族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很久的传统了，虽然几起沉浮，但是一直延续至今，塑造和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受历史上战乱、近代的打压等因素的影响，宗族文化有所衰弱，且在中国的分布并不均匀，就目前的格局来说，南方更重视家族观念，多修建祠堂、编纂家谱，兴建家族企业等。
经济和宗族一致的南强北弱局面隐隐反映了宗族和经济方面的关联。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宗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塑造了人的关系网络与行为方式，进而又塑造了经济活动。看似是法律、制度等助力了后工业时代的稳定与繁荣，但其实它们必须与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等一起孕育发酵才能发挥作用(Fukuyama, 1995) [1] 。改革开放初期，宗族曾团结一致保护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几十年后，在创新对于企业和国家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宗族是否适应变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呢？诚然，宗族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在每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影响，而本文只关注企业创新这一方面。本文认为由于宗族文化浓厚之地扶助亲属义务更强、信任半径更短，因而当地企业更愿意雇佣本族之人，致使企业员工文化多样性低，包容性低，从而不利于创新。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宗族延续、强盛的公共经济支出也会侵占创新投入，致使创新产出下降。从这两方面讲，本文认为宗族文化越强盛，企业创新产出越低。实证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每万人拥有族谱数每增加一个，企业的创新绩效减少0.00076。
现有对影响中国企业创新因素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企业本身、制度、市场等层面，文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宗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就更少受到关注，本文是对此方面文献的有益补充。总的来说，中国的宗族呈现南强北弱的形态，近代以来，经受了“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打压，它还能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焕发生机，足见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早已深入人心。董静等(2019) [2] 曾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户调查”数据，以宗族强度为视角解释了宗族在资源获取程度与速度，社会情感财富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提高了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不是对其研究主题的简单重复，相比其使用调查问卷的研究量表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里面的新产品产值指标可以更直接，更准确地衡量创新绩效。且与之不同的是，本文的样本企业均为规模以上企业，而非初创期企业，宗族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其边际贡献在于补充了成长成熟期的大企业创新能力受宗族影响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可帮助理解宗族文化、创新绩效，扬长避短地发挥宗族的积极作用。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2.1. 文献综述
1)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近来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技术模仿便利的减弱等因素，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十八大提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战略。创新是永恒的时代主题，因此学界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热情一直不减。学界对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关注企业层面因素：研究发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其对创新的影响由抑制变为促进。但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不同(聂辉华等，2008 [3] ；徐晓萍等，2017 [4] ；周黎安和周凯，2005 [5] )。温军和冯根福(2012) [6] 研究发现持股机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有不同的影响。鲁桐和党印(2014) [7] 按要素密集度划分公司类型，研究认为公司的治理行为应与行业特点相匹配才能促进创新。
二是关注国家制度、政策层面因素，潘越等(2015) [8] 研究发现地方司法保护主义的干扰会抑制企业创新。张杰等(2015) [9] 研究发现中国的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小企业私人研发并无显著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会影响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的效应。顾夏铭等(2018) [10] 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
随着各项制度与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文化因素对企业创新的深层次影响。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 [11] 考察发现，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等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赵子乐和林建浩(2019) [12] 利用族群在广东犬牙交错的格局实证识别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地区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潘越等(2017) [13] 研究发现以方言多样性度量的地域文化多样性促进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新。
从企业、制度等层面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已经很丰富了，但文化层面的研究较少，就宗族这一维度，更鲜少涉及。
2) 宗族的发展历史及影响
宗族是由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从古至今，宗族历经了先秦的宗子贵族宗族制、中古的士族宗族制、宋元的官僚宗族制、明清的绅衿宗族制，近代以来发展为平民宗族制和宗亲会制。平民宗族中，商人热心于宗族事业并主持平民宗族事务的情况不少，建祠堂、修家谱、合族祭祖活动需要不小的财力，商人在这方面更有能力。除了台、港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宗族出现了组织上的新特征和社会功能的新特点外，近现代的平民宗族仍保留着传统因素，基本与明清时代一样。总的来说，随着宗族的逐渐平民化，其社会功能逐渐增强，族人之间互相介绍就业信息、代打官司。实力强大的宗族还会定期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开展旅游和访亲寻根等活动，这些活动提升了同族之间的凝聚力。此外也会赞助学术研讨会，开展一些宗族历史研究等活动(冯尔康和阎爱民，2012) [14] 。这些活动也促进了宗族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宗族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延续至今，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有重要影响
历史上，受战乱、垦荒等因素的影响，北方汉人逐步南徙，渡过长江，逾越五岭，散布于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华南地区以及台湾。而这种迁徙往往是全体宗族成员统一行动，移居到新的地点，依然聚族而居，保持宗族整体。人口自北向南迁徙是大趋势，但在北方北部内部流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朝初年政府移民充实中都凤阳和南北两京、河北、河南就是显例(冯尔康和闫爱民，2012) [15] 。经过历代迁徙，总体来说宗族形成了南强北弱的格局。
延续着历史上的功能，郭云南等(2014) [15] 考察发现宗族网络有助于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在低收入农户间流传，缓解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Rooks (2012) [16] 发现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正式制度，小型企业家经常求助于家庭和亲属网络以获得有形资本和相关市场机会。就宗族对企业的影响来说，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 [17] 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相对成熟时期，企业已经不再需要依靠宗族来保护其产权，宗族网络束缚了企业的信任范围与交易范围，开始阻碍乡村企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宗族历史上的功能延续至今仍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有重要的影响，有促进有阻碍。就企业创新层面来讲，宗族是否对其有影响、影响怎样尚不清晰。
2.2. 理论假说
无疑，企业自身特点、制度、法律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颇深，但假如正式制度逐渐完善，是不是就意味着企业创新产出一定会越来越多，各地区的创新水平越来越接近？届时各地区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会不会影响企业创新呢，宗族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又该如何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假说。
1) 亲属义务与信任半径
历史上，宗族的地位与背景对族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仕途有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中古的士族宗族时期，家包容在族里，宗族被定为士族，族里的家和人才能称为士族，才有了与其地位身份相适应的社会权利和应尽的社会义务，如享有出仕做官优先权、恩荫权和免役权，这些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冯尔康与阎爱民，2012) [15] 。虽然士族消亡了，被平民宗族所替代，但是其家族内荣辱与共的，血脉相连的思想被传承了下来，因此族中的企业家出于亲属义务更愿意任用宗亲。
另一方面，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2012) [18] 曾生动的描述中国的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事业，所以信任结构也呈现“差序格局”，从自己往外推出去的一圈圈波纹按照关系远近依次触及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最后是陌生人。这也使得宗族文化下的企业家倾向于任用宗亲，甚至更为重要的管理层也通常由自己最信任的亲属担任。Alesina and Paola (2014) [19] 证明牢固的家庭关系与普遍信任负相关。潘越等(2019) [20] 研究发现受宗族文化中的亲属信任和团结互惠影响，中国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亲属抱团”现象。事实上，也确有研究证实，民营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宗姓认同可以提升彼此的信任度，降低代理成本(潘越等；2020) [21] 。但另一方面，短信任半径与辅助宗亲的义务也意味着企业难以在更广阔的选择中招聘到更优秀的人才，人才质量有所下降，公司文化多样性也降低。于管理层来说，这种负作用就更严重了，赵宜一、吕长江(2017) [22] 的研究表明家族非执行董事能够监督高管提高投资效率、实现更好的会计业绩。所以从这两方面看宗族强的地区企业创新效率不高，进而抑制创新产出。
2) 宗族传承
宗族的公共经济是宗族传承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历史上的义庄制就是宗族公有经济，包括了族田、祭田、学田等形式的族产，其一般来源于族内的官、绅、富户等。官方也明确规定宗族共有财产不可侵犯，保证了宗族的长久不衰(冯尔康与闫爱民，2012) [15] 。现代以来，这种情感代代相传，宗族内的企业家多会资助族内公共事业的发展，丁从明等(2018) [23] 的研究表明宗族通过改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既是对于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的认同，也表达了希望宗族发展壮大，代代相承的愿望。Yang (2019) [24] 也发现宗族多样性与公共物品提供与建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事实上，Peng (2004) [25] 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法律尚不健全、政治较为动荡情况下，正是宗族的团结保护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免受当地政府的侵害，促进了其发展壮大。宗族中的企业与其宗亲是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痛痒相关、有无相通，授受关系在整个时间线上清算往回，保持平衡(费孝通，2012) [19] 。所以这一表现也可以看作企业为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回报。也正是这一来一回加深了宗族联系，提升了凝聚力，保证了宗族的历代不衰。但由此产生的支出势必会侵占企业原有的创新投入资金，所以从这一方面看，强宗族地区企业的创新投入会减少，进而创新产出也会减少。
根据上述文献，本文提出假说：
亲属义务与信任半径使企业偏向雇佣宗亲，降低企业创新效率；资助宗族公共事业促进宗族传承侵占企业创新投入资金。所以总的来说，宗族不利于企业创新。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制造业占90%以上。里面完整的企业基本信息和丰富的财务数据方便了本文的研究(聂辉华等，2012) [26] 。此外我们还使用了丁从明等整理的各区县的族谱数量数据。为了获得各区县的人口和经济数据，我们还查询了EPS的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
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中“四万亿”财政政策对经济冲击非常大，且此后流传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可能存在恶意编造迹象，因此本文只采用2008年以前的数据。根据主要变量的可获得性，我们将研究区间设定为2005~2007年。由于利润率采用滞后一期数据，因此所用到的数据区间为2004~2007。在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参考多数文献对数据的检查和删误处理。一是剔除总资产、固定资产、工业总产值、实收资本小于等于0以及其他投入为负数的样本；二是剔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包括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或者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三为排除异常数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剔除关键指标的极端值(前后各1%)。最后我们只保留满足“规模以上”标准，即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上的制造业企业。
3.2.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创新绩效：常见的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有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创新产出既能体现企业的创新意愿与投入，也能体现其创新效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指标并参考大多文献做法，本文采用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此外也采用是否有新产品产值的二元虚拟变量。
2) 自变量
宗族强度：以县(区)每万人拥有族谱数量衡量，族谱的修订和维护往往伴随着宗族的集体仪式和活动，这些活动会增进彼此的感情，增强宗族凝聚力。诚如潘越等(2019) [27] 所言，虽然工业企业大多位于城市，而宗族文化在农村更为浓厚，但是大部分城市是在农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且宗族文化主要依赖代际传承，不容易被周围环境轻易改变。所以这种城市中出生的人，其价值观念中仍深藏着宗族文化的印记。因此农村浓厚的宗族文化是会合理的影响到城市企业的。但考虑到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独特性，本文对位于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样本予以剔除。
3) 主要控制变量
公司特征变量：参考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企业创新方面的有关文献，我们选取了以下几个变量：企业规模及其二次项、出口占比、前一期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广告密度及其二次项、企业年龄。
地区环境变量：不同省份可能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因此本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为了进一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还加入了企业所在县的人均GDP。
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加入行业大类和年份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和年度影响。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释：① 所有货币数量的水平值单位均为千万元，包括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区县经济水平；② 表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3.3. 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的理论假说和数据说明，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1)
其中，
表示第i个企业t年的创新指标，
表示第i个企业所在地区t年的宗族强度，
表示企业、地区、行业等特征的控制变量。个体的优化行为常常会导致总体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角点解响应，也就是说选择数量0 是最优的。虽然企业的创新产出总体散布于一个很大的正数范围内，但在数字0上却相当集中，尽管线性模型可能适合于刻画企业创新的期望值，但又可能对某些企业做出负值的预测(伍德里奇，2018) [28] 。由于企业创新70%以上都是0，不能取对数，因此为了一致的估计出宗族的影响效应，本文主要采用tobit模型回归。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通常不一致，因此我们采用随机效应tobit模型，似然比检验也拒绝了“ρ = 0”的原假设。此外我们也以是否有新产品产值作为因变量，采用面板probit模型进行回归。
4. 实证结果
上一章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变量说明与模型设计，本章就使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进行回归。除了基准回归验证宗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外，本文还做了三个分样本回归，分别探究宗族对企业创新因产权性质和行业性质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宗族对政府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是式(1)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是在控制年份基础上企业创新绩效对宗族强度的简单回归，与本文的猜想一致，宗族强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第(2)列加入了公司层面特征变量，估计结果再一次显示宗族强度越强的地区，企业创新产出越少。企业规模和市场势力系数显示它们和创新绩效之间是倒U型关系，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第(3)列加入了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县人均GDP以消除省份、行业异质性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每万人拥有的族谱数量增加1，创新绩效降低0.00076 (这里汇报的是宗族强度的平均偏效应)。与本文研究结论一致，Zhang (2020) [29] 发现宗族与企业家精神相关，其增大了私营企业市场份额，但是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正式制度的发展，宗族的作用在减弱。其中的道德义务，家庭纽带的局限性凸显。县人均GDP系数显示企业所在地区经济越发达，创新绩效越好。(1)~(3)列均用tobit模型回归，(4)~(6)列采用probit模型回归，如表所示，回归结果依旧显著。
Table 2. Regression of clan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enchmark
表2. 宗族与企业创新基准回归
注释：① 括号内的数值是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③ 表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4.2. 分样本回归
前边已经证实了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负作用，考虑到宗族强度的效应可能因企业的产权性质、行业性质而不同，本文将依据这两个因素分样本进一步考察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1) 基于产权性质的讨论
企业创新有很大风险，需要大量的研发支出，需要管理层目标一致，受宗族影响大的私营企业肩负的宗族责任更大。如前所述，宗族氛围浓厚的企业在盈利之后更可能资助当地的公共事业。私营企业的管理层如果同宗同族，这种资助更有可能被其一致支持。而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多的受政府指派，受当地宗族势力的影响较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判定企业产权性质的方法并不是注册时登记时的企业类型，Peng (2004) [26] 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受早期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很多私企为了安全注册时注册为集体企业，给自己戴“红帽”，还有企业虽然一开始注册性质真实，但是随着多年的发展，产权性质可能早已经改变。我们根据陈林(2018) [30] 更加严密的方法重新判定企业的产权性质，将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比例大于50%的，或“控股情况”为“国有绝对控股”或“国有相对控股”的，或“法人资本”为零、同时国有资本为最大资本的，界定为国有企业。按照同样的方法界定民营企业。
表3给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国有样本中，不管是probit模型还是tobit模型，宗族的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民营企业样本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宗族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相比民营企业，国有样本企业层面的变量也不够显著，这也说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更可能来自国家支持的研发投入，而非自身逐利动机。
Table 3. Subsample regress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表3.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样本回归
注释：① 括号内的数值是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③ 表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2) 基于所在行业的讨论
科技变化日新月异，高科技产业要想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持续不断的进行创新。高科技企业任用的核心员工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即使企业受宗族文化影响大，更多的雇佣宗亲，可以想到这些宗亲的职位也必定不会涉及企业核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宗族对企业的帮助主要集中在方便融资、保护私有产权等方面，而对于高科技企业更为重要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宗族的依赖并不大，因此这类企业受宗族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宗族对非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创新影响更为显著。
为证实以上分析，本文依据国家《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文件按照行业四位代码界定高科技企业。由表4可知，tobit模型回归中，宗族虽然对两类企业都有负作用，但是对非科技类的企业的负效应更大，也更显著。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非科技企业的宗族负效应显著。这一结果与以上分析相符合，说明宗族显著抑制了非高科技企业的创新绩效。
Table 4. Sub-sample regress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表4. 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的分样本回归
注释：① 括号内的数值是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③ 表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4.3. 宗族影响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基于政府补贴的分析
创新前期投资大、失败风险高，且其成果具有正外部性，以上因素会导致创新不足。因此政府通常会选择对企业进行补贴促进其创新。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发现产权制度、族群类型、市场竞争程度等会调节政府补贴效应。为了研究宗族对于政府补贴效果的调节作用，我们按照宗族强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强宗族区与弱宗族区。我们以企业的补贴收入/销售额作为补贴强度的测度，并在回归中加入补贴强度与是否为强宗族区的交互项。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补贴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是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宗族对政府补贴效应不存在调节作用。
Table 5. Clan heterogeneity of subsidy intensity
表5. 补贴强度的宗族异质性
注释：① 括号内的数值是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③ 表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是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优良的市场环境是培育创新的重要土壤，我国市场制度建立时间较晚，在政治经济等正式制度还不完善的初期，非正式制度曾作为重要补充对企业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随着正式制度的逐渐完善，非正式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宗族文化在中国根基深厚，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一定冲击，但其传承并未割裂，在经济逐渐复兴的今天，其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修宗祠、编族谱、祭祀祖先等活动重新被激活。宗族文化中的强调亲属义务、家族传承责任、信任半径过短等特点在制度法规愈加完善的今天，对企业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反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宗族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绩效，具体而言，每万人拥有的族谱数量增加1，创新绩效降低0.00076。为了探究宗族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和行业性质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宗族对国有企业没有影响，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有负效应；非高科技企业受宗族的负影响更大。在研究宗族对政府补贴效果的调节作用回归中，强宗族区与补贴强度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政府补贴效果不存在宗族异质性。
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围绕企业去宗族化展开。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用不到40%的社会资源，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开展了6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组建了7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吸纳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1。这意味着民营企业是国家创新的主体，而民营企业也恰恰受宗族文化影响较大。“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试想，当下若民营企业能在组织管理上去宗族化，其创新能力和产出都将获得更大的提升。宗族色彩浓厚的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创新获得能力跃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这类企业摆脱传统宗族治理藩篱、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企业去宗族化首先要从管理层入手。的确，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同舟共济帮助众多民企熬过了艰难的初创岁月。然而随着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企业发展规模与家族成员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显，在此情况下，如果依旧让他们担任重要的管理岗位，那就会对企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为此，对于那些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要努力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创造条件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构建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相配套的组织管理体制。引进战略投资者，招纳职业经理人，通过对职业经理人的培养、放权、激励和约束，实现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优化制度的前提下，去宗族化需要企业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引进人才。要努力实现企业产权的社会化和多元化、控制权的去家族化，以及企业文化的契约化。广泛吸纳外部人员，促进文化交流与沟通，激发创新思想。树立员工导向的企业文化，对优秀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绑定，激发员工的创新创造能力。
NOTES
1数据来自十九大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