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80年，中央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提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即独生子女政策。2016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落实。而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作出重磅部署，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到“二孩”再到“三孩”这样的政策变化使家庭成员数量增多，家庭关系复杂化。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孩子之间产生的联系被称为同胞关系。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学校和社会研究新视角，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而生长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儿童没有同胞经历，除了父母外，他们大多数时间与同龄人相处，便有了同伴关系。同胞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同伴关系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本研究梳理同胞关系与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理论机制和发展结果，并对其前因、后效及作用方向做简单的构架，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做一些参考。
2. 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Sibling relationship)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胞从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那一刻起，通过肢体动作、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分享与彼此有关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互动。它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除父母外同胞关系是家庭系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关系。第二，遗传因素和亲缘选择让同胞关系是非自愿的、非主动选择的关系。第三，共同的经历会使同胞之间行为相似，社会环境和个体差异使同胞之间行为不同(陈斌斌等，2017)。同胞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情感紧张、爱恨交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高水平的温暖和高水平的冲突可能并存，即同胞关系可以分为同胞温暖(Sibling warmth)和同胞冲突(Sibling conflict)两个维度。同胞温暖由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程度来定义，以喜爱亲密、冲突解决和问题解决等为主要特征。而同胞冲突由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来定义，以破坏性冲突、脱离/分离(情感淡漠、情感分离和无反应等)和分歧为主要特征(Davies et al., 2019)。
国外与同胞关系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同胞关系本质上的发展变化、不同类别的同胞关系(例如，同父异母同胞)、个体差异对同胞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同胞关系与个体发展的关系、残疾或患病儿童家庭中同胞关系的性质和同胞关系的跨文化研究等(Buist & Vermande, 2014)。国内关于同胞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较多关注同胞关系的类型、特点、影响因素和理论机制(陈斌斌等，2017)。值得注意的是，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外其它子系统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3. 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ship)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共同活动和相互协作的人际关系(王英杰等，2020)。与同胞关系不同的是，这种人际关系是平行和平等的，不同于个体与家长或年长个体间交往的垂直关系。它在群体水平上包括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两个方面。同伴接纳反映个体在群体中受欢迎程度和幼儿的同伴关系质量，同伴拒绝则表示群体对个体的不喜欢程度。同伴关系质量对个体有影响后效。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童年后期一些同伴关系不良的孩子产生了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孤独、受欺负、退缩和受伤害等(Sturaro et al., 2011)。
同伴关系贯穿个体的整个童年期和青春期，到成年期发展成重要的社会人际关系。在生命开始的第一年，大多数婴儿会围绕物体与同伴分享活动，这是早期同伴互动和关系发展的标志，随着运动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提高，学步儿童在游戏中相互玩耍、模仿并与同伴进行协调行为。在四岁左右，儿童便可以确定最好的朋友、喜欢的同伴和不喜欢的同伴。学龄期到青春期，个体的同伴关系处于稳定状态。
4. 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4.1. 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梳理以往的文献，影响同胞关系的因素主要有同胞自身特点(性别组合、年龄差距等)、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父母婚姻满意度、父母差别对待和参与程度等)。具体而言，同胞性别组合方式可以分为兄弟、兄妹、姐弟和姐妹四种，一些研究者认为兄弟同胞比姐妹同胞包含更多的争斗、竞争和攻击性，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相同性别同胞之间有更高水平的同胞温暖和亲密，还有些没有发现性别组合对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Stauffacher & DeHart, 2006)。同胞之间的年龄差对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年龄差距越小，积极的互动会越少，出现争夺、吵闹和打骂行为较多(Buhrmester & Furman, 1990)。还有些研究认为年龄差对同胞关系影响不显著(Abramovitch et al., 1986)。大量研究表明温暖、民主、建设性的父母教养方式、高程度的父母参与、高父母婚姻满意度和亲子亲密显著预测积极的同胞关系(温暖、亲密、支持等)，反之，非支持性的父母养育方式、父母参与程度低、父母离婚、婚姻满意度低和亲子冲突都会影响同胞关系质量，使同胞间斗争和冲突增多。此外，父母差别对待养育方式使用的频次直接影响同胞间亲密互动，具体而言，父母差别对待越多，同胞亲密越少，同胞冲突越多。
4.2. 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影响同伴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个体特征水平(性别、心理理论水平等)、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和退缩行为等)、家庭因素(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教养方式等)。关于性别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结论，有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同伴交往中存在性别差异，即男生的同伴关系比女生差(朱晶晶等，2020)。Sette (2017)等的研究却表明男孩的同伴关系得分显著高于女孩。不同心理理论水平的儿童在分享行为、社交技能、情绪表达和社会行为上有显著差异，心理理论水平对同伴接纳有显著预测作用(邱曼妮，2017)。具体而言，心理理论水平高的儿童更受同伴欢迎，而低心理理论水平的儿童易于被同伴忽视和排斥。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攻击行为、害羞、孤僻和退缩行为的孩子会经历同伴关系困难并出现明显的同伴关系不良问题(王英杰等，2020)。此外，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均会对儿童的同伴关系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罗晓路，李天然，2015)。
5. 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之间的理论机制
5.1.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认为个体通过观察模仿他人的行为或强化学会较多的社会行为、态度和信念等。也就是说儿童把同胞关系作为一种学习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展、联系、改进社会互动策略并获得社会认知技能(情感换位思考、感受他人信念等)来与家庭关系外的同龄人或朋友进行互动和交流。同胞之间的互动被认为是个体发展对自己或他人的理解方式。具体而言，如果儿童遭受了同胞冲突、霸凌和侵害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时，他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并作用于自己的同伴，相反，若同胞之间能用积极的行为和方式去解决发生的问题、分歧、矛盾和冲突，同胞双方都会学会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有效沟通的方式，同时，这种积极的相处方式适用于个体与同伴相处，从而培养双方更加积极的同伴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Wolke & Samara, 2004; Tucker et al., 2014)。
5.2. 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可以被作为所有亲密关系的理论模型，它的一个核心是个体发展内部关系的工作模式，即他们与早期依恋中心人物(通常是父母)的关系，这个模型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期望和经历。然而，在童年中期至生命结束，个体与其同胞相处的时间几乎多于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同伴经历也是个体除家庭关系外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儿童与同伴和同胞的关系会受到内部关系工作模式的影响，且这种内部关系工作模式从儿童与依恋对象的早期关系中延续至今。具体而言，同胞之间的安全依恋和同伴关系的安全工作模式有关，拥有安全依恋模式的同胞和同伴比没有安全感的同胞、同伴更自信、更有能力、更擅长社交(Ryherd, 2011)。这也就说明安全依恋模式的儿童会更愿意理解对方并与他人交往，从而促成积极的同胞关系(同胞温暖、支持和亲密等)和同伴关系(同胞接纳)，反之，不安全依恋模式的儿童会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重新扮演非养育型照顾者的角色，可能造成更多的同胞冲突和同伴拒绝，而同胞之间的温暖或冲突的相处方式势必对个体与同伴交往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国内暂没有实证研究探讨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的具体影响。
5.3. 生态系统理论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认为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影响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研究儿童的发展问题必须着重探讨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他将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子系统。微观系统主要指个体的健康状况、生理特征、遗传因素等，中观系统则以家庭环境(父母教养、家庭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父母婚姻质量、家庭环境等)、学校环境(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幼儿园环境等)为主要代表，外层系统指父母的工作环境和朋友邻居等，以文化、社区、习俗和制度为特征的宏观系统也会直接或间接的制约个体行为(Bronfenbrenner, 2005)。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系统不是单一分割的，而是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校环境中的同伴关系紧密相连。
5.4.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是一个动态的社会交换和互惠的过程。具体而言，学龄前期，儿童的社会支持更多源于父母，父母建设性参与可以调节同胞之间的竞争、冲突和矛盾，从而使同胞之间相互理解。童年中期，弟弟妹妹从哥哥姐姐的指导和支持中受益并获得同胞温暖、鼓励更有助于发展自我价值、能力和自信程度，这使儿童更倾向于与同胞和同伴保持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兄弟姐妹为孩子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在不和谐的家庭中显得尤为重要。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个体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大多来源于同伴和朋友而非父母。研究发现同胞和同伴关系质量与其所得到的情感支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Yeh & Lempers, 2004)。这些不同类型的支持网络会对儿童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高自尊、低抑郁/焦虑、高水平心理特性等) (Coyle et al., 2017)。同时，同胞之间的支持也有利于支持性同伴关系的发展。
6. 儿童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
儿童和青少年经历的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其内部工作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延续经验，即个体无法选择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是可以选择或被分配到与具有不同特征和家庭经历的同龄人相处的环境中(Wolke & Samara, 2004)。传统的孤立研究他们之间关系的方法模糊和限制了对个体经历更全面的理解，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之间联系的可变性证据表明，这两种关系之间有独特的联系模式，同胞关系是非独生家庭中个体出生便自然形成的关系，同伴关系是个体脱离家庭接触社会人际关系时所经历的，这反映了儿童的同胞关系更可能对其同伴关系产生影响(Tucker et al., 2014; Ostrov, Crick, & Stauffacher, 2006)。
Figure 1. A model of the effect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eer relationship
图1. 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模型
国外研究聚焦于在多元背景下(家庭和学校)理解儿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发展的问题。研究表明受到同胞欺负或侵害的儿童成为同龄人受害者的风险也会增加，即同胞侵害可以预测同伴侵害。同时，同胞和同伴侵害会造成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还有研究发现，哥哥姐姐的关系和身体攻击预测弟弟妹妹对同伴的关系和身体攻击行为，且年长的同胞比年幼的同胞更倾向于对同性同伴采取攻击性行为(Ostrov, Crick, & Stauffacher, 2006)。此外，Coyle (2017)等的研究发现，同胞侵害对儿童内化问题造成的影响显著高于同伴侵害，高水平同伴支持可以调节这一关系。与之相反的是，同胞温暖和亲密对儿童的同伴关系和发展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当儿童感受到来自同胞间的高度温暖和支持时，其同伴关系会更加积极和亲密且学业成就也会显著提高(Ryherd, 2011)。这暗示同胞冲突、同胞侵害是同伴拒绝、欺负、忽视和儿童社会适应不良的风险性因素，反之，同胞温暖、亲密、共情则是同伴接纳、受欢迎和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保护性因素。
由于二胎政策开放不久，国内对同胞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质性研究对同胞关系的类型、特点、影响因素进行梳理(陈斌斌等，2017)，也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合本土特征对其进行验证。而对同伴关系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是目前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之间联系的文章较少。本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尝试构架一个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前因、后效以及相互作用的框架，如图1所示。
7. 展望
家庭是儿童生长和发展的起点，家庭内同胞之间的相处对儿童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情绪情感的发展能力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关于同胞关系的研究正处于初步阶段，在借鉴和参考西方国家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研究上做出三点展望，以期丰富同胞关系的研究。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应注重同胞欺凌(Sibling bullying)和同胞侵害/虐待(Sibling abuse)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同胞欺凌是指同胞间地位和权力不平等的个体发生的未经请求、不受欢迎、频繁和故意攻击的行为，国外研究表明同胞欺凌显著预测同伴欺负行为(Coyle et al., 2017)。而同胞侵害区别于同胞冲突有三个重要的要素：感知(若同胞间一方认为某种行为是虐待行径，不管他是被虐待者还是虐待者，一种非正常的同胞竞争可能出现)、意图(当同胞间存在虐待时，实施虐待的兄弟姐妹的主要目的是造成伤害，而不是获得有限的家庭资源)和严重程度(严重程度与兄弟姐妹实施此行为的长度和强度有关，程度增加，同胞间发生虐待关系的可能性会增加)，同胞虐待作为家庭暴力的一部分和同伴欺凌呈显著正相关(Morrill et al., 2018)。综上所述，同胞欺凌和同胞虐待作为同胞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影响，国内也应加强同胞关系各个方面的实证研究。
第二，研究内容还可以比较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同伴关系发展的不同，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同胞关系是否更有利于同伴关系的形成，以便为我国出台的二胎政策保驾护航。
第三，加强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双向机制的研究。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同胞关系更可能先于同伴关系发生，积极的同胞关系(亲密、温暖、支持、合作和共情)有助于提升儿童心理信念、意志并发展成积极的同伴关系，积极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儿童认知、心理、情绪等各方面发展，这种串联式的积极作用影响深远，会延续到青春期甚至成人期。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构想心理理论水平可能是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但需进一步证实。因此，将个体特征、家庭内因素、社会因素整合起来考虑并探索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第四，探索有效地干预、培训和预防方面的方法实践研究。从前文可知，研究结果暗示同胞冲突、同胞侵害是同伴拒绝、欺负、忽视和儿童社会适应不良的风险性因素，反之，同胞温暖、亲密、共情则是同伴接纳、受欢迎和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保护性因素。也就是说，同胞关系质量可以直接预测同伴关系质量。因此，未来研究注重探索提升同胞关系质量的干预性方法和项目，这不仅有助于家庭内关系和睦也有助于提升家庭外同伴关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