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羞耻是一种认为自己天生就有缺陷或者不被接受的痛苦情感体验，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对个体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比如羞耻与低自尊、人际交往能力差、移情能力受损、愤怒和敌意的感觉、以及对愤怒的不良适应策略有关(Tangney & Dearing, 2003)。Leeming等人认为，羞耻感更强的人在人际交往能力、同理心和愤怒管理方面水平更低，会使人们经常采用隔离和回避策略来减轻具有羞耻感的身份认同(Leeming & Boyle, 2011)，最终可能很难适应社会。
然而，人类功能有一个领域似乎深受羞耻的影响，那就是性。尽管性经常出现在杂志甚至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谈论性仍然很难让人感到舒服，很多人不愿意透露与性有关的问题，这种被动的性文化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性羞耻的体验(Lim, 2019)。性羞耻的标准定义目前还不存在，本研究使用的也是应用相对广泛的性羞耻定义，指一个人对自己现在或者过去与性相关的想法、行为或者经历感到羞耻的情感，这是一种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不值得被接受和认可的体验(Brown & Fortgang, 2007; Clark, 2017; Kyle, 2013)，它与一个人的负面经历密切相关，并且通常伴随着自我责备，包括对自己身体的羞辱和厌恶，以及对自己的性身份的不确定(Clark, 2017)。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情况下的不同的因素会以复杂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性羞耻感，如性羞耻与儿童期性虐待、极端的宗教养育、抑郁、身体不满、使用色情作品、同性性接触、性侵犯、非自愿性行为、性经验不足、性表现担忧和滥交等具有相关性(Gordon, 2017; Hastings, 1998; Volk et al., 2016)。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与心理过程相关的羞耻感的研究兴趣大大增加，然而，用健全心理测量学方法评估这一结构的工具还是很有限的(Rizvi, 2010)。虽然在心理学文献中有几种羞耻感的测量方法，但其中许多缺乏明确的定义，可能无法转化为特定领域的羞耻感体验。虽然缺乏关于性羞耻的循证研究，但有大量的实践证据表明，对性羞耻的测量需求是存在的(Hastings, 1998; McClintock, 2001; Pope-Levison & Levison, 2012; Shadbolt, 2009)。
目前性羞耻的测量工具还比较少，在性羞耻的量化研究中，首次开发的测量性羞耻工具及到目前使用最广泛的量表是2013年的Kely性羞耻量表(Inventory of Sexual Shame, KISS) (Kyle, 2013)。Kyle通过调查咨询诊所中来访者的性羞耻情况编制了20题条目的量表，并以此为测量工具开发了一个以同情为中心的方式来治疗女性的性羞耻。这个工具被设计用来评估参与者对他们现在和过去的性想法和行为的感觉。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已发表的论文使用了此量表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研究结果(Barker, Volk, Hazel, & Reinhardt, 2021; Carboneau, 2018; Kilimnik & Meston, 2021; Pulverman & Meston, 2020; Volk et al., 2016)。虽然KISS量表是在心理计量学上合理的羞耻感测量方法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在Kely的研究中已被验证，但可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信度和效度评估。另外，KISS量表目前还没有对中国样本进行过测量及信效度的检验，能够有效地测量性羞耻仍然是一种假设。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测量性羞耻的KISS量表在中国的本土适用性，进一步发展并改进KISS，并检验其效度和信度，以供将来国内性羞耻研究所使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该研究的调查对象由1259名年龄不小于18岁的参与者组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8.9岁(SD = 6.7；范围 = 18~59岁)，包括690名(54.8%)女性和569名(45.2%)男性。其中23人(1.8%)报告有初中或以下学历，242人(19.2%)报告有高中或同等学历，866人(68.8%)报告有大学或以上学历，128人(10.2%)报告有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在性取向方面，1216人(97.6%)自称为异性恋，12人(1%)自称为同性恋，29人(2.3%)自称为双性恋，2人(<0.1%)自称为“其他”。共有655人(52%)已婚，604人(48.0%)未婚，294人(23.4%)单身，307人(24.4%)有稳定的恋爱关系，3人(<0.1%)离婚或未婚。
2.2. 测量工具
2.2.1. Kely性羞耻量表(Kyle Inventory of Sexual Shame, KISS)
本研究使用Kely性羞耻量表(KISS) (Kyle, 2013)来测量性羞耻。此量表由20个问题组成，用来评估关于性思想、性经历和性行为的羞耻感(例如，“我在脑海中不停地重复性经历中的痛苦事件”，“我觉得自己在性方面从来都不够好”，“我认为如果人们知道我的性经历，他们会看不起我”)。参与者自愿对这些陈述做出反应，采用李克特量表，分值为6分，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6)。该量表以总分计算，分数越高反映的性羞耻感越强，分数范围20到120之间。
2.2.2. 对色情材料的道德反对(Moral Disapproval of Pornography)
本研究采用Grubbs等人开发的四项单维度量表来衡量参与者对色情材料使用的道德反对程度，即他们在道德或伦理上反对使用色情作品的程度(Grubbs et al., 2014)。此量表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从1分(完全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参与者被要求评价每句话与自己的相似程度，最后采用四个项目的平均分数。由于欲采用的中国样本大多数并没有宗教背景，因此使用了将有宗教色彩条目修改之后的宗教中立量表(Volk et al., 2016)，四道与基督教有关的题目被修改为关于色情作品是错误的中立陈述，这使得该量表更适用于非宗教参与者。这四项无关宗教的条目包括：“观看色情作品违反了我的个人价值观”、“观看色情作品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观看色情作品让我良心不安”、“观看色情作品是不恰当的”。
2.2.3. 面子观量表
本研究选用张新安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开发和编制的两维度的面子观量表(张新安，2012)，共11个题项。面子观的两个维度，分别是“想要面子”(例：“我希望大家认为我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和“怕掉面子”(例：“我尽力隐瞒我的缺陷而不让其他人知道”)。维度“想要面子”共6个题，用来测量个体希望得到正向的认可和尊重的程度。维度“怕掉面子”共5个题，测量个题害怕反向的批评和否定的感知。被试根据自己对题项描述的同意程度在Likert 5点计分方式上进行打分，其中“完全不同意”记1分，“完全同意”记5分。在统计得分时，将两个维度分别计分，每个维度题项加总后除以题目数量取平均数，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想要面子/怕丢面子。
2.2.4. 人口学问卷
人口学问题包括年龄、生理性别、受教育水平、性取向、情感状态。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credamo平台(https://www.credamo.com/)进行网络发放问卷。在2021年10月6日至12月8日期间在线收集问卷1259份，随机平均分成两批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在问卷开始时，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份关于性心理学的问卷，并需要在问卷的第一页提供知情同意。调查承诺所有的问卷回答都是匿名的，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在研究人员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复核后，参与者完成调查后可获得11元人民币的报酬。由于问卷只有在所有项目完成后才能提交，所以我们的研究中没有数据缺失。
收集数据之前先把KISS量表翻译成中文。根据Beaton等人的自我报告测量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指南(Beaton et al., 2000)翻译KISS量表。首先，需要两位以中文为母语的双语研究生独立翻译完整的KISS量表。译者1有性和心理学研究的背景，了解问卷中的概念，而译者2不了解这些概念，也没有性和心理学领域的背景。其次，两位母语为英语且对KISS原版内容完全不了解的译者需要回译两个版本。最后，为了制定最终版本的调查量表，需要对量表最终内容进行讨论，包括四位翻译员，一位方法论家、一位中国性别研究的高级研究员，以及两位在性别和性研究方面都有专长的博士生。最终通过比较原始的KISS问卷和反向翻译的问卷，以检验跨文化对等性，最终完成KISS量表翻译中文版。所有调查者均需要对调查知情同意，并且整个过程中研究员需要完全遵守心理研究的伦理道德要求。
2.4. 数据分析
在用SPSS22.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采用Mplus对因子结构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3. 结果分析
3.1. 效度分析
3.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将所有样本随机分出630份数据，利用Mplus对KISS量表20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选择GEOMIN的斜交旋转和最大似然法(ML)来探索该量表可能的潜在结构。有三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分别是7.906；1.853；1.114。将量表进行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条目的统计标准如下(Brown, 2015)：1) 负载小于0.5的项目，如条目5，15，17，19；2) 在多个因子上有大量交叉负载的项目，如题目14，18，19；3) 跨维度分布不均匀的项目，比如进行三因子探索时，因子二和因子三的进入条目个数远远小于因子一。另外，本研究还删除了在概念上不符合性羞耻的条目，比如一些条目与性羞耻的原因和结果相关(Lim, 2019)：1) 条目5“在我非自愿的情况下与人发生性关系让我感到羞耻，”2) 条目15“我对自己某次不完全自愿发生的性行为感到羞耻，”3) 条目17“我为自己有外遇/不忠/性滥交的行为而感到羞耻，”4) 条目19“我为自己对同性有吸引力感到羞耻。”
本研究中KISS量表的条目因子标准载荷量为0.294~0.738 (p ≤ 0.05)。在删除了11个有问题的条目(例如，“我为拥有同性吸引力而感到羞耻”)后，重新进行因子分析，以验证修订后的9个条目的标准化因子(KISS-9)，它们的负荷全部大于0.50 (p ≤ 0.05)，因子负荷见表1。根据以上过程，结果发现，量表结构与原始KISS量表相同，只有单个维度。
3.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剔除项目之后重新执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改善了拟合度指标，并使用Mplus中对剩下的随机的629份样本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以下拟合指标对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标准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 0.08，标准化均方根误差(SRMR) ≤ 0.05，比较拟合指数(CFI) > 0.90, Tucker-Lexis指数(TLI) > 0.90 (Muthén & Muthén, 1998~2012)。在Mplus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大多数最终值足以满足拟合优度标准(RMSEA = 0.087, SRMR = 0.040, CFI = 0.929, TLI = 0.912)。
Table 1. The factor loading of the Kely Inventory of Sexual Shame
表1. Kely性羞耻量表的因子负荷
3.1.3. 校标关联效度
将Kely性羞耻量表总分与对色情材料的道德反对的平均分、面子量表的两个分维度(想要面子和怕掉面子)的平均分做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2。性羞耻得分与校标变量之间呈中度正相关(r = 0.189~0.390, p ≤ 0.01)。因此，本研究的Kely性羞耻量表的校标效度良好。
Table 2. The criterion validity of Kely Inventory of Sexual Shame
表2. Kely性羞耻量表的校标关联效度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 信度分析
经过精简的9个条目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系数为0.896。
4. 讨论
目前而言，性羞耻虽然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却还没有完全被心理学纳入到主流的学术研究中。本研究作为国内首次关注性羞耻测量的调查，旨在检验经过翻译成中文的Kely性羞耻量表的信效度和在中国样本的本土适用性。经过对原始英文量表的翻译、回译、讨论、修改等程序后，形成了Kely性羞耻量表的中文版。通过对1259份调查对象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本研究中删除11个条目，保留9个条目的精简之后的量表具有良好信度，克隆巴赫α系数在0.8以上。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都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也具有良好的校表关联效度。这表明Kely性羞耻量表信度和效度等各方面指标都能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可运用于心理学方面的测量。
经过检验之后的Kely性羞耻中文版量表与原量表的结构相同，都是单维度(Kyle, 2013)。与原始量表相比有删除条目，这可能表明原始量表的一些条目不太适合用于中国背景下对性羞耻的理解。2019年，美国学者Lim修订此量表为双因子模型(Lim, 2019)，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量表的双因子模型，这可能与不同国家的跨文化差异有关，同时也需要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选用对色情材料的道德反对和面子观量表来检验性羞耻在中国样本的校标效度。结果发现两者都与性羞耻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更强烈的性羞耻体验与对色情材料更高的道德不认同有关，以及更强烈的性羞耻体验与更害怕失去面子和更渴望得到面子的观念有关。以往的研究表明当个体持续使用色情材料时会影响性羞耻感的产生，同时对色情材料的道德反对，与更强的性羞耻体验有关(Floyd, Landa, Saunders, & Volk, 2020)。从中国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耻”观念是“脸”与“面子”的真正内核，无论是与社会教化相关的道德性的耻还是与人格尊严相关的社会性的耻，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脸”与“面子”，就其内涵而言，都具有相同的内在结构(李富强，2019)。
本研究的不足包括，其一是收集的数据的平台可能会影响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其二，研究中参与者关于性羞耻的报告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解释。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设，即参与者可以识别他们对性羞耻的感受和想法。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及学术调查，并保证精简过后的中文版KISS量表有足够的参与者，以确定此量表的有效性和信度。
5. 结论
综上所述，精简后的中文版Kely性羞耻量表在中国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性羞耻的中国本土测量。此外，本研究将为专业咨询师和咨询研究人员提供启示，以帮助他们了解临床环境的实际应用，同时也将为性羞耻的定量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