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在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特征 [1] 。尤其清季民初“新教育”中各类学堂的章程及课程表，是考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演变的“重要参考系”之一。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为迎应西学的冲击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清季存古学堂及其民初变体即是这一长期努力中不应忽略的一环。桑兵教授在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进程”时，即将其置于晚清“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的脉络中，“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 [2] 。
刘龙心教授认为，清季存古学堂的国学主课内容“繁重”，“事实上已不可能再有其他学科讲授的空间”，“几乎等于只以经史词章之学作为讲授内容，而其‘一经穷毕再究一经’的地毯式研习方式，更是把其他一切知识拒于门外，在史学门中甚至连西史也一概剔除，几乎是回到新式学堂未设之前的书院考课型态” [3] 。
程歗教授和谈火生教授在探讨“分科设学和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时认为，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中学、西学的结构关系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轮回：西学从民间、从地方的书院进入国家正式的教育体制，而完整意义上的中学则退出了中央和地方的学堂体制之外，赖书院以‘存古’” [4] 。左玉河教授认为，“清政府采取种种保存中国旧学之措施，无论是各级新式学堂保留经学科，还是设立存古学堂，均是一种面对西学冲击而采取的被动应对之策。虽然这种应对有助于保存中国旧学，但却无益于转化旧学。中国旧学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接轨，以西学之新知、新理、新法来研究中国旧学，通过‘援西入中’方式，将中国旧学逐步纳入到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 [5] 。
相关既存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大多从西方近代学科体制的立场立论，关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科体制的“转化”或“接轨”进程。如果坚持以“返其旧心”的中立眼光观察，在清季民初新旧教育转型进程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西式学堂办法与中国传统书院体制的分歧，而这些分歧也并不能够简单地以西来中用的方式理解。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不同于传统认识的西化过程。倾向于用中国传统书院体制保存和传承中学的方案，虽与近代以来学堂取代书院这一历史演进的大方向不符，却未必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面相。在官方实施对全国学校改组，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措施的背景下，清末所遗留下来的国学教学机构应如何处理学术分科问题。在切实执行改组分科过程中，“西化”是否如官方政令所推行的节奏那般亦步亦趋。不同分歧状态下的不同回应，至少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非线性发展和延续性的一面，从而多少弥补“倒放电影”式的研究思路可能存在的缺失。
民初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的学术分科设置演变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清季民初的蜀学演变是一个动态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近些年的研究视野愈趋开阔，相关讨论有渐趋深入之势。已有学者指出“蜀学”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取向外，还应包括学校与学人两大要素 [6] 。而具体到学校层面则又包括教学机构、办学思路和授课模式等方面。四川省国学专门学校，经由四川存古学堂发展变体而来，先后数次更名1。尽管清季民初川省时局动荡，但该校一直作为专门性的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得到四川官绅的鼎力支持，是民初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桑兵 [7] 、王东杰 [8] 、郭书愚 [9] 在各自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述及该校的相关面相。整体上概而言之，民初蜀中文教学术机构学术分科和课程设置的演进，是有关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研究中相对较薄弱的环节，而对其西化演进过程的研究多少从一个侧面提示出近代蜀学的发展面向。
本文初步考察川省国学专门学校学术分科的西化过程，侧重其在官方政令推行下，校方为延续旧有的办学和教学模式所做的努力，希望能为深入认知清季民初在文教学术机构的实际运作中，学术分科的西化进程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同步现象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2。
2. 自上而下的学科设置西化进程
学科分类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特别是学术发展的外在表现，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曾出现过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但具体而言，中国学问在西学未曾影响之前，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痛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10] 。这一治学取向直到晚近学人受西方学术分类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回向原典，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分类体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部之学”和“七科之学”。随着西学冲击，中国学界开始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进行学科分类。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仿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 [11] 。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取消了“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 [12] 。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学术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的范式，探索近代西方式的学术门类。
迟至民国7年(1918年)底，川省官方发布训令表示“照得前清四川存古学堂之设，原为保存国粹养成国学专门人才起见，察其用意深与东西各国注重国学之旨相符。惟民国学校新制未将此项学堂列入系统，部定规程于法、商、医、农、工各分科大学之下并有专门学校之规定。文科则仅有外国语专门学校一种而于国学专校独付阙如。”要求国学专门学校“力谋整顿，积极进行”“改组”事宜。在预拟并送呈四川省长公署“察核立案”的“改组报告”中，该校办学员绅拟将学制定为一年“预科”、三年“本科”，“毕业后再加研究科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改组报告”中，学科设置的西化问题被提上日程。按照校方的设想，改组后设“哲学及国文、历史三科。哲学科以经、子及中外哲学、东西洋印度哲学概论、国文、伦理、心理、美学为科目。国文科以国文、小学、文学史、历史、地理、美学为科目。历史科以中外历史、中国地理、法制史、塞外民族史、国文学、美学为科目”。其中“哲学”科既有“东西洋印度哲学概论”，又有相当“浑括”(此为川省官方评语，详后文)的“中外哲学”课程，更有经、子等传统中学课程，正是国学院办学员绅最初接纳西式文科学术类分体制并力求在“哲学”学科内部“并存”中西学术分支类别的原始状态 [13] 。
这样的分科及课程规划一方面确实在名称上大体确立了西式文科学术类分的形式。但“经科”是清季存古学堂排在首位的科目类别。自民元以降更名国学馆乃至归并国学院后，“分经专肄”则成为该校所有学生必修的学程 [14] 。在这里“经科”的名称已正式被“哲学科”所取代。“经学”也被“降格”为“哲学科”下并列的诸多课程之一，甚至“屈尊”与“子学”完全平起平坐。另一方面，“经学”与“子学”两门课程仍独立于“中外哲学”以外，“经学”仍是整体作为一门课程而存在。大约在校方看来，作为传统中学特有的分支门类，经、子两学终究不能全然“整合”到西式学术分科下的“中外哲学”中。这与民国教育部早已明令的处置方式完全异趣。
早在民元1月，时民国教育部刚成立不久即拟订《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表》并将之颁发各省，所有高等以下的普通教育机构(包括中学和高初两等小学)以及师范学校的读经讲经课程均被废止 [15] 。但教学授受儒学经籍的官方途径却并未完全从民初学制中根除殆尽。至民国2年初，教育部将《大学规程令》颁行各省，清季“经科大学”的名目被取消，不过按照该规程令第二章“学科及科目”的明文规划，《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孟子》八经与“周秦诸子”、“宋理学”一起列入“文科哲学门中国哲学类”下的“中国哲学”科目中；“《尔雅》学”则成为“文科文学门国文学类”下的科目之一；而在“文科历史学门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下，《尚书》《春秋左氏传》与“秦汉以后各史”共同并列为“中国史”科目的研习内容，《周礼》则和“各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一起成为“法制史”科目的研习内容。这样一来传统中学的“十三经”，除《孝经》全未提及以外，其余“十二经”已被完全拆分到“大学文科”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各门中 [16] 。
大概就是考虑到相关部章已有明文规定，四川省长公署在对校方所呈“改组报告”的批覆公函中指出：哲学、国文、历史三科“均应定作本科名称”，并饬令将原拟哲学科“经、子二项归入中国哲学”，该科“加授中国哲学史暨西洋哲学、印度哲学概论、论理学、生物学、社会学”。至于原拟“中外哲学”一课实为“浑括之语，即应删除”。国文科则“应加授哲学概论、言语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等类，地理一门并应删去。历史科应增设史学研究法暨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历史地理学、人种学并经济、外交、美术各史，其中外历史一项应改为中国史，中国地理应删去”。这里无论是“加授”或“增设”的科目，还是删去的原拟课程，均是分别参照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对大学文科哲学、文学、历史学各门科目的设置而来 [17] 。此外省长公署还在批覆公函中要求该校“参照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将“预科、本科每周各学科应授钟点暨校中学则、表簿与应行规定之一切事项”全部“另定详章送署查核。”
可以说，此时国学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学术分科还是课程设置上都大体遵循了教育部章程规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方政令要求下的“西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多歧与复调却始终伴随着整个国学学校学术分科的改组与西化过程。
3. 力求“不失其故”的努力
川省国学学校的学术分科西化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多歧性。尽管在部令的规章要求下，国学学校进行了西化改组，但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在拟订的详章预案中在学科及课程设置方面仍力求大体延续该校此前既存的办学模式和框架，而这与教育部定章乃至川省当局的明文要求均有相当的距离，这至少提示出彼时川省校方对学科分类西化的迟疑与忧虑。
在预拟章程草案中，校方仍然决定不同时设立哲学、史学、文学三科，而是“暂分设哲、文两科”，且仍然准备沿用此前报告中提出的一年“预科”、三年“正科(本科)”外加一年“研究科”的三级学制 [18] 。但与此前双方的协商内容完全不同的是，无论是“哲学”科还是“文学”科，也无论是第一学年的“预科”阶段，还是后三年的“正科(本科)”阶段，该校每名学生统计四年的学程均是一以贯之的以“经学、子学、史学、小学、国文”为五门“主要课”。其它所有被列入哲、文两科四年学程表的课程通通只是作为“辅助课”的性质而存在。也即是说“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这些至少在名称上“纯粹正规”的“哲学”课程反而成为了“哲学科”的“辅助课”，而“中国文学史”作为在名称上“纯粹正规”的“文学”课程同样被列为“文学科”的“辅助课”。且所有“辅助课”中，除“美学兼美术”一门为哲、文两科四年通习的课程外，其余各课均是只有一年学程。
在述及五门“主要课”时，该校办学员绅特意分别阐发了“哲学科”与“文学科”学生不同的研习旨趣：
经学：……讲哲学者注意经所由作与经中言外之意。使先圣心迹默契于心；讲文学者则注意经中精理名言，文章尔雅将吐辞为经，不啻口出。
子学：……哲学研精其理，则灵原睿发；文学揣摩其文，则奇文共赏。
史学：……哲学则宜究治乱兴衰之原，书、表与志须特力注意。文学则宜究史家体例，典章人事之钜，纪传、世家务加意研求。苟会其通，见智见仁，各随所学以分获哲、文之益。
小学：以《说文》为主，纲列六书，总括于形声义三门。义主故训，与尔雅学相贯。声谐《诗》《易》，古韵为世音韵学之先河。形备古籀篆，为分、隶所由出，草、楷所发端，实文字之权舆，文学之渊薮。形声所著，远取近取，通德类情，哲理系焉。况中国哲理备于子，原于经，经舍小学难解，故言哲学者亦宜从事小学以端进步。
国文：古无骈散之分，近世课文始有骈、散两派。大率习哲学者，文多近散；习文学者，文多近骈。然究不可拘文章取材，通以经、子、史为上，作文通以声光为本。文字备于《说文》，声光备于《诗经》，通宜讲习 [19] 。
这里述及的“哲学”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分支的关系值得注意。当西式的“哲学”至少在名称上被正式确立为川省国学专门学校的一大分科类别时，该校自清季以来一直开设的经、史、辞章(国文)等中国传统学术课程，其“主要课”的位置因其各自与“哲学”的不同“关联”而依然得以保留。不仅如此，“子学”与“小学”同样因其各自与“哲学”的不同“关联”得以与经、史、国文等课分别并列为独立的“主要课”。该校在拟办“哲学科”的同时，中国传统学术课程的设置在“哲学”的大“招牌”下不仅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反而更趋完整全面 [20] 。
由四年学程(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总计的授课时间来看，在“哲学部(科)”的诸多课程中，“经学”、“国文”两门的课时数并列最高(但各学年具体配置有所不同)，而“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概论”、“印度哲学概论”三门“哲学”“辅助课”则被统一设置为仅授一学年的最低课时数，各只有“经学”或“国文”课时的1/12。在“文学部(科)”中，“经学”课时数也是仅次于“国文”，而“中国文学史”作为“文学”“辅助课”同样被安排成只授一学年的最低课时数，仅为“国文”课时的1/15或经学课时的1/10。需要说明的是，这还是在“小学”已从“经学”中析离出来单独成为一门“主要课”后的统计数据。事实上，“先通训诂”仍是该校哲学、文学两科所有学生均须遵循的习经理路(详后文)。在校方看来，哲学科学生所以“宜从事小学以端进步”正因“中国哲理备于子，原于经，经舍小学难解” [21] 。可知“小学主要课”虽独列于“经学主要课”以外，但至少哲学科学生研习“小学”的主旨仍是完全落在作为“中国哲理根源”的“经学”上面。而该科“经学”、“小学”两门“主要课”的四年课时数已达总授课时间的35%，正好是该科“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概论”、“印度哲学概论”三门“哲学”“辅助课”课时总数的7倍 [22] 。
另一方面，虽然该校哲学、文学两科学生需要各自“注意”经学与其各自本科的不同“关联”，但两科学生经学“主要课”的基本治经门径和总体授受理路却并无区别：
治经以《白虎通》为要，先通训诂，宜先专治一经，以群经为辅，久之会通群经，左右逢源乃得归宿 [23] 。
这是“哲学”与“文学”两科学生均需遵循的习经原则。其中对《白虎通》的强调当是在力图维系并传承前文所述该校自民初以来几经嬗替形成的治经风尚(派别)。而“先通训诂”和“专习一经”的规定同样是该校从更名国学馆到归并国学院经学教授取向和模式的延续。
事实上，高等专门性质的“国学学校”原本不在民初教育部新订学制系统内，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预拟的“哲学”、“文学”两科“辅助课”尽管与川省当局的饬令要求均有出入，但确实都是分别参照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对“大学文科”的“哲学门中国哲学类”、“文学门国文学类”的具体科目规定酌有增减而来3。唯各门“辅助课”大多仅标出采用的教科书版本，即便提及具体讲授事宜也都是以寥寥数字“浑括”而已，甚至有“法学通论”课项下支字全无者。这与前引校方对五门“主要课”教学授受旨趣的阐发实有相当鲜明的落差。
不仅如此，在拟订“学科程度”时，校方对“哲学部(科)”和“文学部(科)”五门“主要课”自预科到正科的历年学程(尤其是“国文”和“小学”两课)另列了相当具体细密的教学授受方案。相比之下，除“预科”项下的“法学通论”、“论理学”两课分别注出同样相当“浑括”的“由教习提要讲授”、“由教习参中外讲授”各语外，其余所有“辅助课”最多只标明学年教学安排而对“学科程度”则完全付之阙如 [24] 。在该校办学员绅的规划设想中，基本延续传统治学理路的“主要课”与大体参照教育部定章新设的“辅助课”之间的轻重缓急之别，由此可见一斑。
4. 结语
刘龙心在考察民初学科体制演进时指出：“大学废止经科之后对文科的冲击可谓最大，原本隶属于经学门之下的科目因此拆散纳入文科各门中，加助了文、史、哲等学门建立起明确的学科界域，此外，清末以来王国维等学人所力倡的学术平等之意，亦得以在制度面获得落实，对日后文科各门的独立发展产生了相当关键性的影响。” [25] 。由川省当局与国学专门学校校方自民国7年底展开的“改组”工作来看，当时已在部颁文科学制系统中得以确立的西式分科办学模式、大学“经科”乃至作为整体独立的“经学课程”被完全废止或摒除在上述办学模式之外，确实均对蜀中此次改组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力图“足补”教育部《高等专门学校规程》在“国学专校”层面的“独付阙如”，正是民初川省当局在“改组”伊始即明令延续的该校定位所在 [26] 。也正因“国学专门”学校(或学级)原本不在部颁文科学制系统中，该校改组工作并无完全适用的部章可资遵循。川省当局及国学专门学校校方的实际改组运作除参照教育部有关公、私立专门学校的相关规程以外，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双方也都部分参照了《大学规程令》的相关规定。
由于档案资料的残缺，教育部及川省官方对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所拟详章预案和授课时间表的反应暂不得而知，但作为校方自拟的“改组”规划，这样的方案即便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也提示着该校办学员绅仍然力图完善该校自清季以来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学术科目设置并努力维系这些课程的“主要”地位和独立特性。不仅如此，按照他们的设想，该校自更名国学馆、归并国学院以来逐渐形成的学风及教学授受取向也要在这样的详章预案中传承延续。这些面相均与部颁定章办学思路和模式有相当明显的歧异，体现出民初川省区域文化较强的多歧特性。作为当时川省唯一的高等专门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四川国学专门学校虽然无法全然抵拒西式文科学术类分体制自上而下的推行趋向，但至少从该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授受层面来看，由传统经史学问的研习理路向西式文科类分观念下“学术研究”的转变在蜀中确实是相对滞后于教育部定章且不无迟疑和忧虑的过程 [27] 。
进而言之，近代学术分科的西化履迹在文教学术机构的实际运作层面呈现的不平衡和不同步，似乎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清季张謇等江苏教育总会士绅致力于将南菁高等学堂改办南菁高等文科学校，“本科”层面只设“文学部”和“哲学部”。前者看重中学作为“吸受(新学)之具”的功用，实更接近国粹学派先强化“主观”以接受“客观”的主张 [28] 。后者则是清季“新教育”建制以及官办存古学堂的教学规章中完全不见踪迹的西式科目。经、史皆不再是大的“学科”类别，而是降格为学科之下的课程，推尊“哲学”已到抑压经史的地步， [29] 如此完全以西学为中心重组中西学，对传统学术多少有些根本性的颠覆意味，与稍早时候王国维力主将哲学列入经、文两科大学课程的方案相比，“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的道路上已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30] 与本文所述民初四川国学学校不无迟疑和忧虑的学科西化过程，适成鲜明对照。相关面相尚有较宽广的研究空间。
NOTES
1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日，四川官立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1912年6月，川省成立国学院作为“全省国学机关”，同年11月，国学馆并入国学院。国学馆一切事宜均由国学院统一办理，该馆原“教科之部”成为四川国学院附设的“国学专修科”。1912年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附设国学专修科”更名为“国学学校”。1914年2月，川省停办国学院，改组专办“四川省国学学校”，至1918年底，学校又改组并更名为“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这应是四川存古学堂民元后的变体作为独立的国学院研究和教学机构存在的最后形式。1927年，学校转入“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最后并入“国立四川大学”。
2本文以下所述凡民元以前者皆依照当时人的作法和习惯出以清帝年号纪元及阴历日期。民元为鼎革之际，常常是新旧历并用，凡不能确定者，出以民国纪年，此外皆用公元。又，本文以下引用作者全名时一概不尊称先生，谨此说明。
3在该校预拟的“哲学科”9门“辅助课”中，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伦理学、社会学、生物学、论理学等7门与《大学规程令》中“大学文科哲学门中国哲学类”下所列相同，另有“美学兼美术”一门则与后者所列“美学及美术史”相类，实际仅有“法学通论”一门为后者所无。至于“文学科”的9门“辅助课”，也有中国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共计5门与《大学规程令》中“大学文科文学门国文学类”下所列相同，另有“美学兼美术”与后者所列“美学概论”相类，而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通论、论理学四门则与该校“哲学科”所列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