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育是一国之根本,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1] 。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十八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家庭教育应当符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以上各项促使和意见方案引发了有关于“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如何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的社会思考。首先家庭,学校和社会是现代教育的三大阵地,家庭是儿童知识启蒙、成长和生活的主要基地,学校是学生知识启智、认识世界、认识他人和交流的主要平台,社会是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环境基础,三者相互纵贯并影响每个人的一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推进家庭学校共同育人”,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密切配合” [2] 。
2020年10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旨在提高引导全社会注重当代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权作为父母天然具有的教育权,父母在其中应当承担起对子女的教育义务,明确自身作为家庭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职责 [3] 。事实上,有关于家庭教育的影响一直有被关注,也引起社会的不少反响,2022年冬奥会上谷爱凌荣获三枚金牌离不开父母对其兴趣爱好的培养和一直的陪伴,以及如同全红婵在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跳水女子单人10米跳台金牌,打破世界纪录,虽然没有富裕的家庭环境,但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成为世界跳水冠军。
可见必须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正视“家–校–社”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协同主体、协同焦点及协同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促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司其职的基础上,以学校教育为抓手,以“家–校”交流和“校–社”合作为突破点,明确育人联动机制,落实育人责任主体,搭建实践育人平台,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视阈下“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4] 。本文通过研究省份之间的三种教育协调度来进行相关的政策引导,分别说明要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耦合协调。
2. 文献综述
有关于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研究已有很多,多偏于定性的研究,而且大多数学者都有从三者协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首先,有关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结合的研究,家庭学校教育的概念最早源于美国,被誉为“美国家庭学校教育之父”的约翰·霍尔特就提出两者密切的关系,学校为家庭教育提供主要且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师资源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同时,家庭教育也推动学校教育的改革和观念的转变 [5] 。“双减”政策的背景下,社会、国家和家庭个体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学校对家庭教育的服务指导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边玉芳(2021)就指出学校是家长最希望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渠道,学校在完善自身教育水平和师资力量团队的同时,要更加关照“孩子心理健康”,加强“家本化”的关怀,促进家校协同 [6] 。
其次,有关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的研究,叶澜教授在我国首先提出了“社会教育力”的概念,认为“社会教育力是指社会所具有的教育力量” [7] ,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制订了《社会教育法》,诸如日本、韩国等等,然而我国对社会教育的立法方面发展缓慢,还没有对社会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8] 。同时,学校一直是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学校为什么能一直发挥其重大的教育作用,最主要的是学校也是在社会分工中形成的,社会本身给予了学校教育的专业性和更多角色的赋予 [9] 。学校教育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和核心,当前有关于教材,学校设施等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一直到实施“双减”政策,才又开始了一场学校教育的自我变革,期待学校进一步重构教育的生本逻辑。充分认识青少年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而且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当代社会闲暇增多,青少年社会教育更为急迫。
最后,有关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的研究,在三种教育体系协同的过程中,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教育联系是最为困难的一个环节 [10] ,青少年的发展阶段中,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发挥教学优势,家长更应该明白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于学生发展的制约,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家长应当积极地参与社区提供的多种家庭教育讲座和活动,通过认真的学习观察,全面加深对于社会和家庭教育教育结合的理解,切实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在家庭教育环境之中,确保学生建立起健康的心态,实现健康成长 [11] 。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有关于家校社协同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提出了以学校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但是有关数据的定量研究较少。第二,大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有关于三者结合的研究较少,业内的专家学者主要研究三者相互的协调和联系,以及包括三者教育力的边界问题,很少有关于三者的适配度的研究,由于一个城市的家校社的教育力度是不同的,但如何具体测量少有研究。因此,本文在结合专家学者的研究,试图从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映三者教育层次水平来反映各省市的三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2012~2020面板数据,选取了来源于公开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国家统计局中的数据,旨在通过收集筛选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研,反映我国教育方式,教育观念,教育水平的变迁。其中本文通过调查收集了包含全国25个省市的家庭信息,形成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映三者教育层次水平来反映各省市的三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3.2. 指标选择和描述
1) 指标构建
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是研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通过参照经典文献和专家评价,遵循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可获得性以及可操作性,分别围绕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维度,总共构建20个变量指标,各个指标采取TOPISIS熵值法计算权重,后综合一个维度的数据计算该省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相关的研究,具体的变量指标见表1。
2) 描述性统计
通过筛查2012~2020的CFPS的公开问卷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中的数据,构成本文的面板数据,将三个子系统确定的变量指标选取后,匹配所在省份,然后把所取得的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利用TOPSIS熵值法确定各个主要变量的权重,统计出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3. 研究模型
耦合原本是物理学概念,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形成对彼此之间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用来描述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而后逐渐用于地理、经济等研究领域 [12] 。本文在借鉴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在逯进等(2018)和钱丽等(2012)专家学者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13] 。
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我国省域间家校社三种教育的耦合协调度,因此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是研究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耦合度指双方相互作用的程度强弱,不分利弊;协调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了协调状况好坏,可以表征各功能之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随着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成为研究区域整体均衡发展程度的有效评价与研究工具。后有学者针对传统耦合协调模型的不规范进行修正,在修改书写错误、丢失系数、错用权重和模型不成立四类误区得到了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1) 修正后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由于耦合度只能反映子系统之间的强弱关系,然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很想的相关性,因此必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量其中的协调关系才更有说服力,因此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针对传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存在的书写不规范和权重系数不清等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国内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当n = 2和n = 3时(n为子系统个数),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其中,C为耦合度,其分布区间为[0, 1],故耦合度C值区间为[0, 1]。C值越大,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小,耦合度越高;反之,子系统间耦合度越低。Ui为第i个子系统评价后的标准化值,对应本文学校教育为U1,家庭教育为U2和社会教育为U3,U1、U2、U3组成三个子系统,然后计算出两两交叉和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具体的公式如下所示:
T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综合评价值,α、β、γ分别为各个子系统评价的权重。由于三种系统的重要程度均等化,因此本文的三系统的评价权重分别为1/3均等。
2) 耦合协调度分级划分。
为了清晰划分我国各个省域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子系统间协调发展的状况,将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以下10种等级 [14] ,使得结果中各种复杂的数据客观性更强,具体等级划分如表3所示。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4. 实证分析
4.1. 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本文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系统中分析了近八年的三种协调度,从三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家校社耦合协调还是处于勉强协调的水平,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综合水平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教育的投入高,使得东部地区的家校社耦合协调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的情况,普遍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3左右(0.2~0.65)的水平,即处于重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及初级协调阶段;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0.45左右(0.3~0.7)的水平,即处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阶段;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在0.5以上(0.4~0.95)的水平,基本全部处于协调的水平,只是不同省份间的协调程度各有不同。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从2012到2020年,全国的家校社教育水平耦合协调有上升的趋势,并且处于中级协调水平的城市越来越多。细看可得,2014年的东部江浙地区的三系统耦合协调明显处于较高水平,即优质协调水平,这与当时2014年的新高考改革政策息息相关,2018年的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有小幅度的上升也和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教育政策有关,由此可见,适当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提出可以提高家校社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引起社会家庭和学校对教育的重视。
从个省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来看,东部地区的个别省份如江苏,浙江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平均在0.7以上,然而西部地区的很多省份如重庆,甘肃等耦合协调度均处于0.3~0.4的水平,由此可见地区的差异较大。同时,西部地区的四川省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0.6左右),即初级协调阶段,与西部整体上不协调的水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东部地区整体上初级协调的阶段,也有像福建省处于0.4~0.5这样勉强协调的水平。因此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就得出家校社耦合协调度较好的结论,影响三系统的耦合因素还需要具体联系当年的具体的教育政策、经济环境,当地的教育结构等等。

Figure 1. The degree of home-school-commun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various provinces
图1. 我国各省域的家校社耦合协调度
从空间看,如图1和图2所示,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部 > 中部 > 西部”的发展格局,但是每年的省域间家校社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够稳定,个别中部地区如湖北省一直处于协调度(0.6~0.8)较好的都会水平的同时也会在2018年处于濒临失调(0.5左右),其中西部地区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基本处于0.4的水平波动,但是是近几年中涨幅最快的,有明显的耦合协调上升的趋势,即从近几年的涨幅速度来看,却有着“西部 > 中部 > 东部”的发展格局。总的来说,结合三地区的数据可得,如图3所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家校社协调度还是不断上升的,这表明我国有加大对教育系统的投入力度和不断优化调整改善教育结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失调程度明显变换,这也有赖于各项如“西部计划”,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的增加等教育政策的执行。

Figure 2. Time variation trend of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图2. 东、中、西部地区家校社耦合协调度时间变化趋势

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in each province
图3. 各省域家校社耦合协调度
4.2. 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分析
在前文三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结论,对此进行更为具体的阐述和动因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三系统耦合协调形成的原因,可以分别考察家校社两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只有各两系统耦合协调变现为递进优化时,三系统耦合协调才会有序提升,然后结合时事依据具体省域进行具体的教育状况分析。
由图4可得,首先,2012~2020年期间,我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者之间的协调度更优,且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更为稳定,无较大的波动,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社会教育资源的投入对学校教育有明显的支撑作用,同时教师和学校资源也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化的一部分,两者的相互协调效应明显。其次,通过比较u1u2、u2u3和u1u3的耦合协调度趋势的数据可得,整体上的协调效应的支撑强弱是“学校教育 > 家庭教育 > 社会教育”的,虽然社会教育的支撑作用弱于家庭教育,并且两者有较强的协调相关趋势,波动趋势相同,但是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作用明显弱于学校教育的水平,说明教育资源整体上对学校教育有明显的倾向作用,学校教育依旧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主流。

Figur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trend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图4. 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趋势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耦合系统协调的角度分析其协调发展的内涵和运作机制,结果数据筛查和处理,考察了我国25个省域(自治区、直辖市) 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寻求三系统协调的不足和空间特种加以进行政策启示。基于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运用修正后的三系统耦合模型测量得出我国东、中、西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计算结果可知,虽然我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针对目前的家校社协同度较低的现实情况,我国要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不仅仅包括经济条件的辅助,更多是优化教育结构升级,增加教育发展动力,加快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其次要弘扬适度的教育理念,引起各个方面对教育的重视。
第二,从计算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可得,我国人家校社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区差异,并且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虽然东部和总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近几年的增长幅度和协调度的稳定性明显弱于西部地区,鉴于此,就全国而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系统和优化教育结构,推动教育结构的转型,改善我国的教育环境。就具体而言,西部地区自身需要不断调整教育结构,加快教育结构的升级,推动构建家校社共建人才的体系,同时防止人才的外流和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入,从而促进形成教育资源的平衡稳定发展格局。
第三,由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可得,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两者的教育支撑作用明显弱于学校教育,可见学校教育占据教育结构的较大比重,因此,要提高学校的资源整合能力,密切校社配合,协同促进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发展,进一步加强“家本化”关怀,开展真正满足家长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本研究提出家–校–社教育模式,该模式将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原本独立的个体,通过不同的形式连接为一个全方位的合作体,该模式为:通过大学社区服务中心将学校和社区进行双向对接,通过家长联合会将学校和家庭进行双向对接,在家庭和社区方面,可以结合中国现有组织即社区服务中心来实现双向对接。通过该模式实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全方位教育模式,使学生得到全方位发展,同时保证了学生不但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还具有和谐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人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构建教育社会也才更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