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白鹿原》因其文本内容的完整性和史诗性被认为是现象级的文学作品。《白鹿原》正面抒写了包括正统儒家文化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文化在内的厚重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家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和探讨，对家族文化进行了较为直接、全面的描写，“揭示出了宗法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东西” [1] ，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不为多见的。陈忠实的叙述中刻意隔离和疏远了政治和阶级的正统叙事，着重笔墨写家族生活和宗法制度，强调中国乡土社会中家族文化与宗法制度的重要性，用民间的视角将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意识和家族文化展现在小说中。本文将从多方面剖析《白鹿原》的中国家族文化叙事。
2. 表现宗法家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家族文化叙事是《白鹿原》文本内容的重要体现，作者通过描写这种文化下的日常生活和宗法仪式，塑造拥有威权和道德感召力的封建大家长形象，描绘了绵延几十年的家族斗争，表现了宗法家族文化的强大力量和它在文明传承中的深远影响。
2.1. 阐释乡约的规范作用
《白鹿原》关于《乡约》的描述，体现了传统宗法家族体制下乡规民约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村落或宗族都会有乡约形式的规范，来体现对族内成员道德伦理、日常行为等方面的要求，乡规民约形式的规范是记录中国古代家宗法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小说中，《乡约》的实行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当时古老的白鹿原首次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朱先生制定了《乡约》作为大家行动的准则，体现了对宗法家族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并使之成为原上民众共同遵守的约定和维护宗法秩序的规则。《乡约》制定后，白鹿村所有人团结一致，共同修缮祠堂，举行祭祀仪式，编写族谱祭奠亡故之人，各种不良行为几乎消失，人们的生活安宁而各得其所。在传统道德的规范下，在族长白嘉轩的带头践行和感召下，原上的子民把小家的事当作家族共同的事。家族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如同一条纽带把原上的百姓们紧紧地串联在一起，这些描写细致全面地勾画出乡土宗法家族社会在儒家知识分子和乡绅结盟统治下的德治模式 [2] ，表现了传统家族文化对人们行为和思想的强大教化作用。
2.2. 塑造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族长形象
在宗法家族文化中，需要一个大家长的威权来管理日常生活和维护家族秩序，以保证家族事业屹立不倒、兴旺发达，即所谓“以家人皆无能力，皆无责任，而以一人肩之”。在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的形象很好地诠释了宗法家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复杂性。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一生恪守仁义的准则，坚韧顽强地恪守着宗法家族文化的立场和自己作为族长的责任。他对人仗义善良，对朋友兼仆人鹿三真诚尊重，对鹿子霖和黑娃以德报怨。他在各种动荡和灾难面前保持定力，冷眼旁观一再上演的历史的暴行和荒诞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坚定地按照传统文化规矩的要求生活和做事。白嘉轩始终站在家族文化立场行动，甚至他自己也成为了这种文化坚韧力的象征，但是在新旧制度交替的动荡年间，他所信奉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在冲击下被重创，他代表的文化和体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他的坚守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又是无力且悲哀的。另一方面，白嘉轩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为了延续家族血脉，白嘉轩连续娶七房女人，而这些女人正值青春却相继香消玉殒，葬身于家族繁衍和秩序维持的“豪举”中，这体现了宗法家族文化中，女人没有主体地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传宗接代、家族延续的工具。在田小娥的悲剧中，白嘉轩也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田小娥所求的只是一个男人的真爱和关心，过上幸福稳定的家庭生活，因而想进祠堂，成为原上的“合法住户”。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田小娥与白嘉轩的冲突，是欲望、本能、自由的追求与宗族文化总体性的冲突” [3] ，她的挣扎和反抗的经历反而使她成了白鹿原上的“坏女人”，遭到了誓死捍卫宗法家族文化的鹿三和白嘉轩的坚决反对，这也注定了她无法正常的在白鹿原上生存下去，最终只能落得悲惨结局。“饱经沧桑的白嘉轩身上是儒家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双面体现，也是人性复杂的真实再现。” [4] 白嘉轩正面和局限的描写刻画，真实地反映了宗法家族制度的两面性，既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顽强的生命力与塑人功能。也显现了保守和不容异端的局限性和残酷性。
对家族斗争的描写也构成了《白鹿原》家族文化叙事的重要内容。白嘉轩家族和鹿子霖家族争夺白鹿原领导权的斗争是贯穿全书重要线索，这种家族权力斗争是在古老中国政治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剧目。鹿子霖和坚持传统文化立场的白嘉轩截然不同，他毫无原则，不择手段，奸诈狡猾，他和村子里众多女子有染，生下孩子让他们认自己当干爸；为了给白嘉轩致命一击，他让屈身自己的田小娥去引诱白孝文，可见其做事风格之低。面对动荡的时局，“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耀门庭的思想” [5] 让他选择了主动顺应，热衷官场和政治投机，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在变化无常的形势下，鹿子霖为官生涯过的是提心吊胆，最终在自己吓自己中变得疯癫而死去。
2.3. 传递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
《白鹿原》在探讨宗法家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同时，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白嘉轩的形象塑造和对《白鹿原》对家族文化的正面描写明确肯定了宗法家族文化和这种文化构造出的社会形态和典型人格。但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发展大势，他遵循现实的逻辑，如实写出了这种文化的弊端和它在时代风雨下的颓败和衰落，表达了对宗法家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失落和未来前途的忧思。作者一步步写出了白鹿原乡约规范下的秩序逐步瓦解的过程，他的态度是悲观的，小说最终白嘉轩的眼睛瞎掉，身形佝偻，“学为好人”的黑娃死于非命，《乡约》规范下的宗法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对此，作者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赞成或者批判，他把《白鹿原》视为自己的“棺枕” [6] ，以记录厚重民族文化立场来进行观照，正如他在小说扉页所引的巴尔扎克语：“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3. 描绘现代变革对宗法家族文化的冲击
《白鹿原》将宗法乡村文明放置在现代变革的节点上来描写，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变革到来是两条交织的线索。陈忠实无疑倾向于白嘉轩代表的宗法家族文化，但他把主观愿望逐渐让位于历史本身，客观地写出了宗法家族体制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下逐步瓦解的过程，以及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变革背景下人物命运的翻转。
3.1. 年轻一代脱离旧生活的轨道
《白鹿原》对白鹿两大家族年轻一代命运翻转的记述表现了社会变革对传统秩序的冲击分化。在社会变革和动荡时局的大背景下，白鹿原上的人群产生了分化，年轻一代开始主动拥抱变革。辛亥革命后，代表近现代社会潮流的启蒙和革命的思潮接踵而至，对白鹿原上的传统秩序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这种冲击首先是观念上的，白鹿两家的年轻人通过外出求学受到新文化的洗礼，用新文化、新道德置换了宗法家族文化观念，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和对传统秩序的否定，并在行动上开始脱离甚至反抗传统的宗法家族秩序，寻找新的政治和身份认同。例如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人外出求学，拒绝家庭包办婚姻、认同并参与国民革命，这些都体现了他们在现代变革到来之际脱离父辈旧生活轨道，投身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中。
3.2. 宗法家族体制在社会变革冲击下衰颓
不仅如此，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对白鹿原的宗法乡村秩序直接形成了全面的冲击，如果说民国初年的“交农”事件白鹿原传统秩序和军阀政府在经济盘剥方面的一次冲突，那么国民革命时期黑娃“闹农协”和“四一二”后田福贤的报复从土地、族权、政权、神权、男权各个层面对白鹿原的宗法家族秩序形成了极大冲击。在这一场风波中，白鹿原的祠堂遭到损坏，记录乡约的石碑被击为两半，此后再也无法完全修复，这暗示了白鹿原宗法家族体制很难再回到之前秩序井然的状态。
在此之后，白鹿原这个曾经古老平静的乡村成为了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白鹿原上的几代人都卷入动荡和变革之中，一再上演的历史暴力使他们的命运陷入争斗的漩涡。在这之中，当然有近代政治斗争的主义，党派等因素，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家族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乡土文化与激进变革相互交织，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抵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白鹿两家两代人不同的生活坚持与思想追逐实际上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的现实状况。” [7]
小说最终揭示了在社会变革和家族争斗的浪潮下宗法家族体制衰颓的命运，“在主导的文化与崛起的文化叙事张力中，《白鹿原》展示了民间理想的幻灭与由此而带来的民族精神迷失的困厄。” [8] 仁义的代表白嘉轩在遭受黑娃打击后再也无法直腰，他的弯背暗示着白鹿原的宗法家族制度遭受了无法愈合的重创，社会变革的残酷使乡村文明的力量黯然失色。在小说结尾，鹿兆鹏动员白孝文和黑娃起义，而白孝文直接除掉了妨碍自己的起义的保安团长，将起义功劳据为己有，坐上了县长的位置。之后他设计冤杀已经“学为好人”的黑娃，其凶残和无原则表明其父坚持的仁义传统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白鹿原权力场上的规则已经不再是白嘉轩、朱先生所熟悉和认同的信条。小说结尾处渲染了岳维山、田福贤与黑娃一起被枪决的盛况和白嘉轩晚年的悲凉处境，这意味着白嘉轩毕生坚持的宗法家族文化失去了支配地位，其情节充满着悲剧和不祥的意味。
4. 张扬宗法家族文化的作用价值
在《白鹿原》中，作者以充沛的感情对《白鹿原》中的宗法家族文化以积极正面的描写，不仅全景式地描绘了这种文化体制下的生活秩序和伦理观念，而且通过大量情节彰显了宗法家族文化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对今天我们如何对包括宗法家族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思考。
在今天的角度看《白鹿原》的宗法家族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厚重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一部分，深深孕育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需要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和继承。
4.1. 表现宗法家族文化的教化作用
作为“神秘的家族寓言” [9] ，小说写出了祠堂文化和祭祖文化在宗法家族体制中的重要意义。在各种灾难发生时，白鹿原上祭祖的祠堂都承担着乡民精神的信仰。通过在祠堂举行的仪式，白鹿族员似乎进行了一次魂灵的洗礼，确认了自己的精神上的归属感。祠堂昭示了宗法家族文化强大的感召力，浪子回头的黑娃最终跪倒在祠堂，“学为好人”。祠堂又是维护秩序，惩罚叛逆的庄严场所，在祠堂举行的惩罚田小娥的仪式表现了宗法制维护道德礼教和男权时表现出来的威严和权威。在今天，祭祖文化和祠堂文化维持人们关系的纽带作用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对这些文化因素善加利用，并尽量避免其不利影响。
小说通过《乡约》实施过程和白嘉轩执行族长权利的情节，表现了宗法家族文化对乡村的凝聚和教化作用。在白鹿原上演的这部民族秘史中，白嘉轩自觉地以家族族长的身份，按照宗法家族文化要求，维护着宗族秩序。他具有坚定文化信念和品格，这种品格源于他恪守的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因而他有着强烈的保护传统文明次序的责任感。所以他请来朱先生制定《乡约》，使白鹿原上社会风气有了极大改善，白鹿原上一度风俗淳朴、安居乐业，从此有了“仁义村”的美誉，而“仁义”正是白嘉轩倡导的儒家教化精神的核心，起到了安定人心，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4.2. 肯定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和塑人功能
小说通过对宗法家族文化下光辉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和塑人功能的肯定。有学者指出：“被打倒近百年的‘封建家长’，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大气凛然。这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奠定了《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0]
小说中的朱先生是传统文明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拥有大智大慧，而且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讲学、治学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他有广博磊落的胸襟和浩然之气，有单身却敌、禁种鸦片、施助哀鸿等壮举。他的出色智慧和超凡品格几乎让他成为神化人物，他对社会变化和人事沧桑洞若观火，甚至可以预知未来几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去世后化做白鹿。这些描写实际上表现的是作者对传统文化智慧和生命力的肯定。当然，作者并不讳言朱先生的缺点，比如对城市日子特别是商业活动的成见，把军统的“统”误听为“桶”。这些缺点也是传统文明的缺点—轻视商业，封闭性等。
白嘉轩代表的品格、修养，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在20世纪激烈变革的背景下，他的光辉人格熠熠生辉。他反对任何过激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忍性，在变革或灾难面前冷静克制但绝不被打垮。他对黑娃以德报怨，接受黑娃的“悔过自新”，并且后来竭尽全力解救黑娃。在白嘉轩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民族文化光辉的一面。在这些方面，白嘉轩的精神是逾越时代的，他真正反映出了家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精华。
《白鹿原》不只反映了传统家族文化正统部分，还深入地反映了传统乡村中客观存在的民间文化，如民间宗教、民间习俗人情、民间戏曲等。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秘文化。小说中写“白鹿精灵显灵”，写田小娥身后魂灵附体，引来瘟疫、化为飞蛾等，这些都是令人难解的景象，具有魔幻和神秘色彩。客观地说，神秘文化一直存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也存在于家族文化之中。《白鹿原》写出了这部分内容，不仅丰厚了它的文化内涵，而且使小说增加了奥秘的氛围，达到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而这些民间文化在今天也格外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探索。
5. 结语
总的说来，家族文化叙事是《白鹿原》文本的重要内容，《白鹿原》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全景式地展示了现代视野下的传统家族文化，详细地描写了这种文化下人们的生存繁衍，日常生活，文明传承，权力斗争等内容，肯定了宗法家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它对人的深远影响。并展示了在社会变革时期，宗法家族体制受到冲击并逐步瓦解的历史过程，描写了在这一过程中家族儿女命运轨迹的起落和演变，对20世纪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反思。对于《白鹿原》描写的宗法家族文化。今天的我们需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进行总结和继承，发扬光大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