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国政府纷纷响应号召，发展绿色经济。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巨大的生态责任。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要，更是顺应全球人民建设美丽地球村的美好愿景。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我国逐渐意识到只有勠力合作，才能使国内绿色金融发展行稳致远。对此，我国对外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基于现实的重要倡议，对内采取一系列举措打击企业污染，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绿色金融体系。
2.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互利合作
2.1. 中国等国家领导人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不断丰富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科学断论。2016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演讲时强调，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1]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2年5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强调“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2.2.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在中国等国家不断完善
2017年5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同时，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相继提出。2021年10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继出台，共同构建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 + 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2.3. 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绿色金融互利合作
关于“一带一路”绿色金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领域。一个聚焦于绿色金融发展对“一带一路”合作的促进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等 [2] 从绿色金融政策、低碳转型角度出发，拓展“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合作，探求“一带一路”投融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二个热点领域是通过面板回归、熵值法分析研究科技创新水平、居民金融文化程度素养等不同因素对绿色金融的不同影响，其中以乔琴等 [3] 为代表。主要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第三个热点是将绿色金融与具体产业相结合，如张颖等 [4] 从风电产业出发，绿色金融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间接支持。这些研究重点均在于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实施“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互利合作待进一步探索。本文将从污染企业与绿色金融关系方面探索。
3. “一带一路”下推进绿色金融互利合作的必要性及意义
3.1. 绿色金融发展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3.1.1. 绿色金融发展是联合国倡导的原则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签署后，环保和减排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绿色金融概念得以推广。2003年6月，世界十大银签署“赤道原则”。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各国银行纷纷行动，推出绿色金融产品。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人口大国，2017年9月绿色金融在我国倡导下首次被纳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议题，并写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发展绿色金融达成高度共识。据国际能源网统计，目前已有15家银行公布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相关数据情况。通过数据看出，截至2021年底中国15家全国性银行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2203亿人民币，支持项目2246个，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4682万吨等。
3.1.2. 人民群众有逐步提高环境质量的需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据中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数据显示 [5] ，督察开展以来，已累计受理转办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28.7万件，已有28.5万件完成整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空气质量方面，2021年我国解决各类涉气环境问题1.6万余个；全国累计约1.45亿吨钢铁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水资源方面，长江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溯源完成率80%以上，各地整治污水直排、乱排排污7000多个。土壤污染方面，完善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机制，新增完成1.6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和400余个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碳排放方面，对401家电力行业控排企业和35家重点服务机构碳排放报告质量开展监查。
3.1.3. 人民群众有逐步提高环境质量的需求
生态环境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内容之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现实基础。当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既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大前提，促使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也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基础。应对和解决当前全球性危机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方式和手段，也从根本上规定了其方向和内涵。随着地球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向度越来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制约因素，从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基础 [6]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先进的理念，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7] 。在全球气候变暖危机面前，全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亟待建立更新型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有效满足以后，人民对生活环境质量有了更高要求，为此我们需要不断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美好环境的需求 [8] 。
3.2. 绿色金融互利合作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
3.2.1. 有利于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环保问题。相关国际规定包括：《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等，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带头履行义务，推出一系列节能减排法规，国内银行也不断推出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在全球环境保护上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国际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绿色金融”的概念正在向更大范围扩散。2014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环境和社会框架：为可持续发展确定标准》报告，试图搭建绿色金融发展的框架、要求、标准和流程。
3.2.2. 助力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二产业粗放的生产模式在中国等国家仍造成可观的能源浪费。其中，利用政府补贴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举措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上表现较为突出。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载体，广泛为国内外各大银行发行。俄外经银行副行长阿列克谢·米罗什尼钦科在2020年6月的俄罗斯外经银行国际绿色金融发展会议上称，绿色债券需要政府刺激手段来补充绿色债券的市场吸引力。绿色金融的发展助于对传统粗放型经济生产模式的改良，引导资源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流向理念、技术先进的部门。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稳步推进，在信贷、债券、基金等领域都有长足发展。如中国2022年6月绿色贷款余额前五银行数据如下：工商银行贷款34,999亿元人民币、建设银行贷款24,100亿元人民币、农业银行贷款23743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贷款17,300亿元人民币、交通银行贷款5741亿元人民币。
4. “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的制约因素
4.1. 绿色金融发展与污染企业间的博弈突出
绿色金融的发展必须节能减排，而节能减排又一定限制企业自身生产，减少盈利。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样看来发展绿色金融明显有违企业初衷。但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对于环保要求更高，这就造成了绿色金融发展与污染企业间的博弈(详见表1)。假设以银行和污染企业作为博弈的双方，探索其博弈的状况：
设A1——企业为满足绿色信贷借款条件并做出整改所牺牲的利益；
A2——企业获得绿色信贷支持后带来的利益；
A3——企业拒绝整改后拒绝绿色信贷的机会成本；
B1——银行进行绿色信贷取得的利息收入；
B2——企业拒绝绿色信贷给银行带来的潜在客户流失；
B3——银行拒绝给予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业务提升企业形象带来的社会效益；
B4——绿色信贷带来的风险成本。
从银行角度来看，假如企业积极整改，银行进行绿色信贷，银行取得B1收入；但是如果不贷款，则银行需要承担B1的费用，所以银行应该贷款。假如企业拒绝整改，银行进行绿色信贷，银行取得B1-B3-B4收入；若拒绝信贷，则收入为B3-B2。由于B4远远大于B1，则在已知企业不合规定的情况下依旧给予贷款是不明智的选择。
从企业角度来看，假如企业为取得绿色信贷做出整改，则获得A2-A1收入；但是如果企业拒绝整改，则面临A3费用增加风险。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来看，虽然目前有关环保和环境治理的理念盛行，拒绝整改将与国家政策发生冲突，但拒绝整改取得的经济罚款和政策限制带来的损失却远小于整改后产能下降的损失(这也解释了上文中政府补贴整改措施在中部地区成果并不显著的原因)。因此得到不等式-A3 < A2-A1，企业选择拒绝治污。
Table 1. Analysis of game model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表1. 银行企业间博弈模型分析
从银行角度来看，若企业不整改，则拒绝贷款更有利；若企业整改，则贷款更有利。
从企业角度来看，若银行贷款，则分两种情况，如果拒绝整改后的机会成本大于企业为满足绿色信贷借款条件并做出整改所牺牲的利益，则应该整改，反之则不该整改；若银行不贷款，则同理企业最好整改。
综上，最佳方案为加大企业违反排放规定时的罚款，增加企业拒绝整改后拒绝绿色信贷的机会成本，同时银行积极给予整改企业绿色贷款，弥补企业减少生产带来的损失。
4.2. “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的人才欠缺
中国的外语应用人才匮乏。国内英语语言教育多以应试为目的，应用能力突出的人才并不多。国际传播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好英语语言知识，更要有出色的英语文化内涵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小语种人才发展不够。“一带一路”需要数量庞大、能够实现零障碍交流的本土语言掌握人才。国内如波斯语、孟加拉语等小语种体系人才匮乏。外语绿色金融传播人才要讲好中国故事。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舆论场中，优秀的外语传播人才不仅要做到“听说读写”，还要懂技巧，从不同立场展开对外交流的表达。
4.3. 污染企业的“洗绿”现象屡禁不止
“洗绿”是美国环保主义者杰伊·威斯特维尔德创造的概念，指的是企业伪装成“环境之友”，试图掩盖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以此保全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或影响力。2022年3月4日，央行研究局发布名为《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文章 [9] 中提到：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核实验证，让每一分绿色资金的使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不让“洗绿”行为得逞。如果没有公司披露信息的细节，重点控排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口径将会不一致、数据不连续、难以跟踪控排企业的实际减排情况。
5.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绿色金融合理合作的路径
5.1. 中国各银行不断推出多样绿色金融产品
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以工商银行为代表，截至2022年，工行制定了16个板块50个行业的投融资政策。“十三五”以来，工商银行累计为能源行业提供贷款超过2.5万亿元。总体来看中国绿色金融产品构成类型多，领域宽广，产品形式丰富。但是我国的融资产品主要面向企业，特别是大型排污企业，但是针对个人、家庭的绿色金融产品非常少，从而导致了绿色金融产品难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影响力受限。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银行可以开发更多个人、家庭和中小微企业能够进行投资的绿色金融产品，促进绿色金融社会横向渗透。
5.2. 教育界关注培养外语应用型金融人才
改进现有外语教育模式，关注学生综合素质，解决中国学生学习“哑巴英语”的问题。对于绿色金融研究领域人才培养，我们需要积极引入新鲜血液，加强学科重视度，政府提供出国学习交流机会，通过“一带一路”国家间人才横向流动交流，总结经验，结合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国情更好地发展本土化绿色金融产业。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国内东西部不协调的问题，需要让行业人才实现国内纵向流动，行业领跑地区带动相对落后地区发展。
5.3. 国家加大对污染企业“洗绿”的打击力度
对于国内企业伪造污染事实，骗取银行绿色贷款资金以及国家优惠政策的行为必须严惩。除了加大罚款力度外，还应配套相关惩戒机制。以我国征信系统为例，建议将有过“洗绿”前科企业加入银行贷款黑名单，限制其交易范围，缩减减税等优惠政策，同时加以重点监管，防止投资者把资金投入经营不佳和可疑的企业和基金公司。
5.4. 明确企业污染评级以及进行相关绿色投资标准
中国工商银行是全球最早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研究的金融机构之一，并发布ESG指数。ESG为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的简称，ESG投资的本质是选出真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公司，而非依靠短期的资源消耗作为商业模式的公司。该指数旨在帮助各国识别潜在合作伙伴，引领资金流向绿色金融等领域。基于中国沪深300等ESG指数不断丰富。这些指数需要完善质量，才能降低有关项目投资风险。
5.5. “一带一路”国家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
2021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倡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绿色金融，特别是海洋减塑、保护物种多样性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对话能力建设更进一步，具有较为完善可行的战略远景规划。在此倡议基础上，中国还与东盟开展一系列跨国绿色金融投资活动。一方面中国广西加快对东盟绿色金融门户开放，设立4个金融改革示范区，优化绿色金融合作环境；另一方面，在2022年气候政策与行动对话大会上，中国主导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支持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强大新生力，同时充分发挥东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最大进出对象优势，加强互利合作。
5.6. 加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绿色金融领域互利合作。201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荷兰央行、法国央行和宏观审慎与处置委员会、英格兰银行、德国央行等8家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发起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此举旨在关注气候变化对宏观金融稳定、微观审慎监管的影响，强化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进行与全球碳市场连接的相关机制设计，助力组织各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动员资本进行绿色低碳投资。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内，NGFS日益壮大，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之一，成员已扩大到代表五大洲的130多家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观察员机构，推动了一系列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共识。主要成果包括：为气候风险分析提供一致化的情景假设；提供环境与气候风险分析模型和工具参考；在央行储备管理中纳入ESG考量；形成防范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监管共识。
6. 结论
6.1. “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绿色金融互利合作有挑战
“一带一路”国家间人才交流有所欠缺、“洗绿”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的困扰。“一带一路”将这一环保理念带给沿线国家，为世界环保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在近日举行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2. 中国必须与“一带一路”国家合理合作实施绿色转型
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供给侧绿色金融总量不足、产品和服务结构不够平衡、绿色资金投向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同时依托“一带一路”便车和“双碳”背景，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绿色金融，促进国家间绿色金融投资，开创世界绿色经济新格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