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我国推出的中华文化典籍译介工程《大中华文库》中，文学类典籍共有55种，占总选题的50% (许多、许钧，2015: p. 14) [1] 。素有“小红楼梦”之称的《浮生六记》也入选其中。《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沈复写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共包括“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六记，现仅存前四记。这部作品以作者夫妇的生活为主线，讲述了平凡快乐的居家生活与游玩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作者对人生的感悟等等。该书自首次刊行以来，就受到学者、作家们的欢迎。它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得风气之先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之作”(张蕊青，2003: p. 218) [2] 。《浮生六记》最早的英译本由林语堂先生于1935年完成，此外还有三个版本，分别是谢林·布莱克译本、白伦和江素惠译本以及格雷厄姆·桑德斯译本。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浮生六记》的译介工作对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统计与分析的方法，梳理与总结过去二十年国内《浮生六记》英译研究情况，探讨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供一定建议，以期推动《浮生六记》英译研究，促进国内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使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2. 《浮生六记》英译本与译者简介
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林语堂先生以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双文化功底在翻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对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浮生六记》的首部译本就是出自林语堂。1935年春夏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陆续译成英文，经过数次修改后，刊登于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报和《西风》月刊。此译本一经发表，在海外引起巨大轰动，正如林语堂自己后来所说“民国廿四年春夏间陆续译成，……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之深也”(沈复、林语堂，1999: p. 25) [3] 。但此时《浮生六记》英译尚未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更无人对此译本进行研究，直至1999年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重印，学界才开始关注其翻译家的身份，陆续开展对该译本的广泛研究。
英国作家兼汉学家谢林·布莱克(Shirley M. Black)于1960年出版的英译本进一步扩大了《浮生六记》的海外知名度，该译本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版本将原书事迹按时间顺序编排(以沈复与其妻陈芸婚礼开始至陈芸去世为止)为十二个章节，并且对原文中部分游记内容、园林景色和文艺评论进行了删减(梁林歆、许明武，2017: p. 54) [4] 。
20世纪80年代，白伦(Leonard Pratt)和江素惠(Chiang Su-Hui)夫妇的合译本在美国企鹅出版社发行。白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汉学，于1969至1974年期间在中国台湾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汉语进修，并且在此结识了其妻江素惠。江素惠出生并受教于台湾，获中国法法学学位，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令人瞩目的学术成绩。白伦夫妇合译本提供的副文本信息十分清晰详细，除去按时间排列的大事记、度量衡和两个附录外，还附有注解和地图，后收录于由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大中华文库》中，目录有所调整(闻萃洁，2020: p. 134) [5] 。白江合译本或是当代中外合作的成功译本。它的注释多达221条，为四个英译本中最多，足见其汉学目的(孟祥德、孟祥春，2022: p. 140) [6] 。
《浮生六记》第四个英译本由加拿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汉学家格雷厄姆·桑德斯(Graham Sanders)所译，他是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古典文学副教授，目前正从事《云溪友议》和《本事诗》的译介工作。与上述三个译本相比，桑德斯译本的副文本信息更为丰富，是最为全面的“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韩嵩文认为，桑译本改正了林译本与白江合译本出现的诸多错误，可为晚清或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参考，直言其为“新的权威译本”(Hill, 2012: p. 621) [7] 。此译本借鉴了林语堂译本(1942年)和白伦译本，除去附有沈复的重要经历和涉及沈复生活与游历的地图之外，还附有沈复的家谱、主要社会关系以及历史人物列表(彭艳华，2016: p. 115) [8] 。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以“《浮生六记》英译”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时间区间为2001至2022年(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2月15日)。截至目前，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到与《浮生六记》英译研究相关的论文335篇，内含期刊论文167篇，硕士学位论文165篇，以及会议论文3篇。
3.2. 处理方式
为深入了解国内《浮生六记》的英译研究状况及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描述统计法进行分析，对现有文献和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对重点论文进行评述，以期推动《浮生六记》英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4. 国内《浮生六记》英译研究现状分析
4.1. 研究数量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studi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表1. 《浮生六记》英译研究数量分布
根据CNKI数据库收录文献的发表时间可知，国内学者对《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始于2001年，在本世纪以前，国内对《浮生六记》的英译研究甚少，学术期刊上几乎搜索不到任何相关论文。而林语堂译本于1939年问世，据2001年已有六十余年，这说明在20世纪中后期《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在国内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1999年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重印，该作品的译介研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具体见表1。据统计，从论文类别来看，期刊论文始于2001年，迄今共有167篇，硕士论文始于2004年，迄今共有165篇；从年份来看，论文数量从2007年开始大幅提升，近五年的发文量是前十五年的3.6倍；从期刊层次来看，刊载于“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论文数量仅占期刊论文发表总量的7%。
4.2. 研究分类
通过查阅和研读相关文献，笔者将《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归为如下五类：
4.2.1. 译者主体性研究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译者的主体因素包括其自身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文化取向、美学态度、翻译目的及翻译原则等等，对译者在选择文本和选择翻译策略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葛校琴、季正明(2001) [9] 选取林译《浮生六记》，以林语堂的中国文化情结为出发点，认为翻译主体的人生态度取向在选定译本、决定翻译策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用具体译例说明林语堂功力颇深的英文加上他深谙东西文化，使他能非常熟练地驾驭两种文字，将归化和异化运用自如，而并非如韦努蒂认为的那样译者选取一种方法并一以贯之。
翟红梅、张德让(2009) [10] 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框架，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汉语世界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需求、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渴盼及译者林语堂自我表达的内心需要的基础上，阐明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是其对当时中西文化的外部需求及其自我表达的内心需要的适应与选择的结果。与汉语世界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需求相比，立足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更关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及自我表达的内心需求，从而选择翻译《浮生六记》。
张季红(2016) [11] 以林译《浮生六记》为研究个案，以林语堂作为译者主体的文化态度为切入点，分析该译作的译本选择、翻译副文本和翻译策略，探析林语堂的文化态度与其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林语堂融通中西的文化态度不仅体现于他能够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坦白率真、充满自信地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表现在他善于把握中外文化的共性，努力促进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互相交融。这种中西平等、中西融合的文化态度使他得以通过汉译英从容自信地进行跨文化传播，让文化与文化互相参照、互相发现、互相质询，并取得了非同凡响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也不断地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外译带来启示与灵感。
汪宝荣(2017) [12] 运用英国学者查尔斯顿提出的“译者姿态”(translatorial hexis)理论，尝试对《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中某些文化翻译策略做出新解。作者通过实例分析得出结论：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倾向于保留原作蕴含的他视为荣耀且重要的文化信息，同时对他视为不荣耀的文化信息予以干预性改写。他对前者采用直译、音译、注释、增译等译法，对后者进行淡化或删减处理，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这种姿态主要取决于其文化身份和翻译目的(同上：120)。同时，作者对译者姿态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扩充，认为该理论适用于考察分析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实践，尤其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中国文化外译活动，对译者采用的某些翻译策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此外，该理论也适用于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涉及中华文化外语文本的汉译活动。
4.2.2. 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
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而翻译方法是翻译活动中，基于某种翻译策略，为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特定的途径、步骤、手段(熊兵，2014: p. 83) [13] 。绝大多数研究《浮生六记》英译的论文，都会用英译本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或者方法作为实例来证明其理论。这一类论文的重心主要是探讨或分析《浮生六记》英译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董晖(2002) [14] 评价林译《浮生六记》为“其译笔老到圆熟，出神入化，非斫轮老手，不能为之”(董晖，2002: p. 11) [14] 。作者指出，林语堂十分注重文字的推敲锤炼，其选字用词，精确地道。他认为，林氏深谙英汉语表达习惯和常用句式之不同，善于使用英语中固有的习语，使其译文言简意赅，贴切地道。在人名和地名、时间和度量衡、文化词汇、形象化语言的翻译上，林语堂凭借扎实的双语功底和对东西方文化深刻的了解，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根据文本性质、翻译目的和读者种类，对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加以适当的传译，使译语读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所了解。最后，作者对林语堂给予高度赞赏，认为“在全球各民族文化日益交汇融合的今天，回顾和重温前辈大师的译作，探究和总结其翻译理论和方法，对发展翻译事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是不无裨益的”(同上：14)。
郭晓辉(2009) [15] 指出，林语堂的英文造诣让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既佩服又惭愧，他翻译的《浮生六记》在西方受到很大关注，要归功于其娴熟的英语、汉语驾驭能力。《浮生六记》林译本中出现了大量蕴含深厚中国文化的元素，作者通过实例分析，证明该译本的成功之处在于译者在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时，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将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相结合，尽可能保留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也为读者减少阅读困扰。
除了从整体上探讨《浮生六记》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主要为归化与异化策略)之外，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分析《浮生六记》英译本中一些细节如地名的翻译策略。汪宝荣(2016) [16] 基于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Aixelá, 1996) [17] 提出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采用数据统计及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林语堂采取的地名翻译策略。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总体上，林语堂倾向于采用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但偶尔也采用文化替换性翻译策略；其翻译手法灵活变通、老到圆熟。林语堂把地名翻译视为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环节，不仅向西方读者成功地阐释了中国文化，而且他的这种文化翻译取向对我国的旅游对外宣传也颇有助益。
梁满玲、胡伟华(2017) [18] 从后殖民视角，分析《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中译者的翻译思想，指出林氏所提出的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标准实质上是“解殖民化”的话语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林语堂以“中国文化客观的观察者”自居，以“自己的他者”身份来反观中国文化，同时也以西方的“他者”身份避免殖民化。这种“第三方”的文化身份有助于其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也有助于其恰当把握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因而他流畅的英文翻译显得客观中肯(同上：81)。作者认为，林氏虽然久经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他的文化立场始终是中国的，他的“解殖民化”翻译策略都体现出弱势文化译者通过“边缘”的力量消解“中心”的不懈努力。中国主流诗学考量下的文本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翻译取向和保留“异质性”的翻译方法不仅成就了林语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典籍文化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今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直接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4.2.3. 译本对比研究
此类论文大多从文化和译者主体性角度比较分析《浮生六记》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主要涉及文化信息的翻译策略对比、译者的文化取向对比、文化表现形式及语言风格的再现等方面。
黎土旺(2007) [19] 把文学翻译置于历史语境中，将谢林·布莱克的英译本与林语堂英译本进行对比，试图从两译本在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运用的对比中考察两译者不同的文化取向和由此赋予两译本的不同文化身份，以此探究文学翻译中弱势的东方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再现时，译者的文化取向对翻译策略和译本文化身份的制约作用。作者认为，通过对两个英译本文化取向的对比研究，可以从中总结译者的翻译策略，正确认识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消除翻译中的殖民化倾向，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翻译的对话与批评，从而发展翻译事业，促进正确、健康的国际文化交流。
刘闯(2016) [20] 以目的论为理论视角，基于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对《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和桑德斯译本中的成语翻译进行研究，发现在目的论指导下，两译本的成语翻译在三原则上彰显出显著不同，这些不同表现在文化意象的处理和文体风格的选择，以及脚注使用的频率、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和实词密度等方面。林语堂的翻译目的旨在将中国文化精髓、清末中国的社会生活，沈复和陈芸的爱情故事介绍给西方读者，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桑德斯的目的是尽可能在语言上贴近原文，并尽可能在目标语境下自然流畅。
郭旋(2018) [21] 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以布迪厄的实践论作为理论框架，选取林语堂和桑德斯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在宏观层面，作者首先分析了译者作为社会行为人所处的场域(权力场域、出版场域、文学场域)和所拥有的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同，其次通过对两位译者的社会轨迹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译者特定惯习的形成；在微观层面，作者首先通过文本分析，对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进行描述和对比，其次从布迪厄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三个核心概念分析解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对发生在社会场域中的翻译行为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
4.2.4. 文化视角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出现了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将翻译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交流语境之中，从而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来揭示翻译的本质属性(黎土旺，2007: p. 53) [19]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浮生六记》英译本中体现出的不同文化因素，如文化负载词或文化信息的翻译、具体文化翻译策略、文化意象的传输策略、文化信息符号的语用翻译等。
王焕池(2004) [22] 采用奈达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某一社会信仰和习俗的总和”(Nida, 1993: p. 105) [23] ，从文化交流效果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译文文体的分析、论证，对比地名、姓氏称谓和表示某些习俗的词语，认为译本损失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不符合“等效”标准。但作者又指出由于中西文化模式不同，不可用“等效”作为标准来要求此类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此应该持公允的态度，因为如果林语堂对所有的特定文化词语都作细致入微的解释，那么译本肯定会变成一部学术专著，西方普通读者很可能会望而却步，这样反而起不了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因此，作者还是非常肯定林语堂对《浮生六记》译介做出的价值贡献。
蔡新乐(2015) [24] 首先指出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这方面，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译者，在文化关键词的处理上都未能传达原著的精神意蕴，而是在以西方的观念取代原有的思想。作者随后聚焦于林译《浮生六记》中《童趣》一节，探讨林氏对中华文化特有的艺术构想及创造性问题的处理，通过实例质疑林氏是在依照西方现代的文学思想改写原文，还是在真正进行翻译。因为在译文中国人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境界，几乎是完全归化成了另一个格局，甚至不再有原文的既定内涵(同上：76)。最后作者强调，文化关键词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甚或代表着既定的文化形象，在跨文化翻译中要予以重视，保持原作的文化内涵及其主题意蕴。
4.2.5. 文学视角研究
此类论文主要探讨《浮生六记》英译本中的美学价值、审美再现等方面。
王千(2005) [25] 通过对林语堂译《浮生六记》个例中翻译审美再现过程的具体语料分析，探讨翻译审美再现实现的主观条件，即译者是否具有由知、情、才、志组成的审美前结构，林译本中审美再现的主要表现类型，以及审美再现的两个方面：林译本中如何体现原文的文学美与风格美。通过分析，作者发现翻译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林译本来说，原文作者与译者同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受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浸润，而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正是主要以此为依据，因此应用到《浮生六记》英译研究上是非常合适的。
刘林玲(2012) [26] 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对林语堂译《浮生六记》进行研究，通过原文与译文的比较，探讨林语堂在传递原文美感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展现译文的美学特征。作者认为，林语堂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处理得相当到位，他洞悉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能力，采取灵活的方法在目的语中保持原文的文化信息、文化韵味以及可读性，其译作具有极高美学价值。
4.2.6. 语言学视角研究
周晶(2014) [27] 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关联理论，视翻译为双重明示–推理交际的动态过程，并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探讨《浮生六记》林译本中文化缺省现象与其翻译补偿。作者以奈达的文化分类为依据，总结林译本中五大类文化缺省现象，并结合分析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具体译例，归纳出林语堂采用的六大有效的文化缺省翻译补偿策略，同时探讨这六种补偿策略的可行性和优缺点，为林译《浮生六记》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吴远宁、杨雪菲(2015) [28] 以语用学顺应论为理论框架，从语境、结构和意识突显性三个维度对比分析林语堂和布莱克中外两位译者在不同意识程度下如何动态地对语境关系及语言结构做出顺应选择，这种分析为创造更好的译本提供了有意义的顺应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5. 对《浮生六记》英译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从这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浮生六记》英译本，尤其是林语堂译本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但已有研究起步较晚，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不多，且未有据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博士论文，该研究在国外也未引起重视，对此，笔者指出已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供一定建议，以期推动该译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研究方法不够科学。虽然出现了很多运用不同理论对译本或译者进行评析的研究，但绝大多数论文都存在套用理论的现象，研究者对西方《浮生六记》英译本的研究现状了解不够，只是单方面地引用国外相关理论来开展研究，并没有结合国内翻译研究的实际情况。而且，多数研究仅任意选取英译本中的个案进行分析探讨，存在一定随机性、盲目性，不具备说服力，且所选译例重复率高，只有少数论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语料统计等。因此，有必要运用更为科学系统的方法开展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小部分、小范围的探索。
2)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相较其他名著，《浮生六记》所受关注度并不高，致使研究内容浅显、研究层次较低，研究质量得不到质的提升。国内相关研究目前主要以翻译产品为主，大部分集中在译本的翻译策略和译者的文化取向上，未涉及文化层面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研究，且多为规定性论述，缺少描述性分析。多数研究往往只在浅层分析，未能对关键性宏观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因此深层次研究有待加强。
3) 研究视角有待拓宽。多数论文基本上围绕本学科理论知识开展研究，缺乏开拓性，未涉及跨学科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基本没有运用任何理论视角，也未表现出对相关理论的关注。《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可以采用更多文学、语言学、诗学、文化学、哲学的相关理论，同时可以将几个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做到翻译研究中的宏微观、静动态研究相结合。此外，国内学者可以整合和利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吸收海外汉学家、翻译学家的研究成果，从而为研究提供灵感和新的研究视角。
4) 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就目前研究而言，绝大多数论文都集中研究林语堂译本，多为单译本研究，研究对象比较局限，缺乏两译本、三译本或四译本间的多译本研究。因此，需要加强全景式分析研究，可以结合不同学科理论，从不同角度研究其他版本的译本，评析其优缺点，进行历时性对比，探讨其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意义，以丰富《浮生六记》的英译研究。
6. 结语
通过对国内《浮生六记》英译研究的整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在研究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不足，研究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在未来应该以提升研究质量、拓展研究内容和创新研究视角为导向，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注重研究《浮生六记》英译对当代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特别是对中华典籍英译事业的借鉴作用，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推动新时期国家形象与中国文化海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以此丰富《浮生六记》及其他典籍的译介与海外传播研究，满足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