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不管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提出具体到国民收入上都说明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国民的收入主要由工资和财产性收入组成，也就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二者中，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 [1] 。我国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时，基本不存在继承财产的问题，因此收入间的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工资间的差距，更多的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人力资本的差距。但随着个人财产的累积，父母的财富优势对子女的影响逐渐放大，个人之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加大，由此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贫富差距越大，矛盾越尖锐。现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体现出的不平等的收入成为了我国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重要任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比2012年下降0.38。2022年为2.45，缩小0.05 [2] 。可以看出城乡间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情况在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但仍较为突出。乡村要平衡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就要平衡人均差距。因此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是进入新时代后的党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解决城乡差距的一项重要努力，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吃、穿、住房、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贫困人口的稳定增收奠定了基础 [3] 。乡村振兴承接脱贫攻坚，是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由此推断，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与任务是重叠交叉的，所以收入不平等问题可以通过乡村振兴解决其中的部分问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
关于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的研究有多个角度，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社会学角度；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发展经济学角度。除此之外，西方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数字经济，新闻传媒，法学等学科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乡村振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政治经济学应当是研究的核心学科之一。首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城乡之间的组合和搭配关系，并由此表现出的城乡经济关系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中观生产关系的部分 [4] 。其次，乡村振兴的工作属于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做出的系统理论概括；第三，乡村振兴是一个现代化问题，但是只把它看成是“发展问题”，忽略了“政治经济问题”必要的逻辑位置，这会导致很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没有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这种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就连发展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 [5] 。所以，归根到底，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学指导的重大经济战略，需要用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理论。本文将从收入不平等入手分析乡村振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和发展方式。具体途径为乡村的生产力提高和生产关系调整。
2. 乡村振兴的必然性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要研究城乡居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的原因，原因分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乡村振兴也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需要。
从历史上看，我国由封建时期的小农经济国家被迫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模仿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畸变和转化落后的问题 [6]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系列新政策的实施，农民也从单一的农业化生产扩展到乡镇企业的兴起，形成了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7] 。形成了自然和资金密集型经济结构，例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城乡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后，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加快，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展迅速。得益于此，配合乡村地区的补贴和减税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均快速增加。但我国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人的核心地位，造成了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突出的收入差距。这是一种以城带乡，外部输血的乡村发展方式。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党的政策可以称为城乡统筹 [8] 。党的十八大后，城市化的重点逐渐由土地转向为人。城乡统筹也转变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十九大时，进一步发展为城乡融合。这种逐渐发展的过程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地位的不断上升和重要性的凸显。但我国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途的农村政策多次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乡村发展始终是缓慢和落后的，农村现代化的速度也慢于城市现代化，二者之间的速度差微观上表现为居民间的收入不平等，宏观上表现为城乡的割裂。
从现实原因来看，限制乡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土地与户籍因素。也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不平衡分配。土地是国民财产性收入的最重要资本，由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能随便进入市场，这种土地资产的不平等不自由流转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户籍因素影响的是人力资源的流转。人口密度大和市场需求大会带来分工细化，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可以在城镇中找到收入高于农村常住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工作，减少收入间的差距，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但户籍制度不仅让农村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得不到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还会限制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方面减少与城镇居民子女间的差距。最终，收入差距会下一代人中扩大，从宏观上看，城乡之间将进一步割裂，国民总体的收入差距加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就是阻碍了乡村劳动力流动和生产资料的发展。
针对不平等的收入的情况，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也强调了土地流转和户籍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工资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将会在收入上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差距。基于传统的乡土情怀和对家庭的责任。这些收入将会流入农村发展中，并拉动农村的发展。但是如果来自城镇的资本不投入到农村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农村就没有再造血的能力，也就会对外界援助形成高度依赖型。而资本流入乡村之前需要满足进城务工人员自身的生活需要和移居城市的投资需要，形成了递减式传递，农村经济和农村居民收入抗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增加。再加上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农村间的收入不平等会加剧。因此乡村振兴的目的就在于增强农村的造血能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微观上看，不仅要让乡村的资本与生产资料，特别是表现为收入或资金的部分，能满足乡村居民的生活需要，还可以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吸引和留住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型、管理型等劳动力也就是“新农人”。新的劳动力将带来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经验等外部的力量，促进乡村的生产力提高，并且在文化、社会、教育、民风、习俗等方面全面改造乡村，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乡村生产方式的改变。现实中将突出表现为乡村居民收入提高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评价乡村振兴，是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必然之举。
3. 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分析乡村振兴的具体途径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劳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今主要有外源式发展理论、内源式发展理论和新内源式发展理论三种发展路径。下文将对这三种发展路径进行分析与对比。
3.1. 外源式发展理论
传统的外源性发展理论认为乡村发展的主要挑战在于其低生产率和边缘性，因此强调乡村依附于城市经济系统，依赖外部条件的注入，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推动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鼓励劳动力和资本流动 [9]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国发展的思路优先发展工业，工业反哺农业也是这一理论的延伸，但我国农村数量众多，农村人口众多，各地区间农村的条件差异性大，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完全依赖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外部资金、政策等外部条件的支持来发展农村将会给我国的财政和工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过程中如果搞“一刀切”，单一的发展模式又不能真正帮助大部分乡村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过于注重单一村落的发展，对外部主体需要大量的消耗，因此外源式发展是不能解决我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和实现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的。
外源式发展没有从根本上也就是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解决问题，所以只能减缓矛盾而不能解决矛盾。外部输血式的生产力提升往往是增加了乡村的原始积累，但没有引导资本积累转换为扩大再生产上。所以没有提高生产力，是虚假的振兴乡村，短期内可能从数据上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但从长远来看，不仅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耽误城乡的发展，产生更大的隐患。
3.2. 内源式发展
内源式发展的问题在于忽略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的问题。微观上每个家庭的原始积累缓慢，特别是农业生产收入占比高的家庭。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有足够的资本用于生产力的提高。放大到整个村子，一般的远离城市的乡村，由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都是很低的水平。所以，不管是资本集聚还是资本积累都不能完成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而且劳动力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乡村自己解决。尽管有少量乡村确实仅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了生产力提高和生产关系调整。但这并不具有普适性，效果上也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分标准。内源式发展忽略了乡村的特征与现状，过于理想化并是一种城乡割裂发展的模式，因此不具有过多的可操作性。
3.3. 新内源式发展
新内源式发展兼具外源式和内源式发展的特点。强调建立乡村共同体。认为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既能调动内部资源，也能应对外部作用力量的机构，鼓励当地居民和机构共同参与到乡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合作与参与，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劳动力一方面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另一方面需要从外界引入“新农人”，快速提升人力资源的力量。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以家庭为单位主导的农业发展中，受到资金、人员等现实条件的约束，引入的新科技有限，对生产力的提高也相对有限。如果引进或建立一个组织，或者由村镇集体为主体从外引入新技术将会对生产力有很大的提升，农民本身也更有保障，降低了农民提高生产力中的种种风险本身可以看做间接提高农民收入。生产资料上，也将引入新的生产资料，并调整各生产资料的占比。传统的乡村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少量资金资源。新农村将提高资金资源的总量，并且强调信息资源、生态资源、品牌资源的作用。最后，由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乡村的社会结构也将改变。包括文化自信的建立，更加紧密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更加先进文明的思想道德文化。
新内源式发展，最明显的效果应当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情况的改善。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生产力的提高，具体的方式是有机构成的提高，结果是农民的劳动力转化为了更多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可能完全依靠乡村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也不可能完全依靠乡村的缓慢创新，因此需要城市的外援。由于二者之间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流动增多，界限也会逐渐模糊，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新内源式发展最有利于指导乡村振兴。
4. 总结与展望
不管是现实问题的需要还是理论发展的必然。指导乡村振兴或城乡发展的理论必然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引申或鉴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在乡村发展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践案例。目前为了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也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验证了乡村振兴的必然性和新内源式发展理论的合理性。希望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具体的三农工作有所帮助，这也是本文的最大价值。
中国的乡村振兴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产生了一个三年时期的缓慢发展时期，收入不平等问题仍然严峻，同时数字技术、绿色农业、物联网等新技术将迅速提升乡村中的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旧有的生产关系将随之调整，资本社会化，并形成城乡融合式的新内源发展理论引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乡村，实现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共同富裕。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导下的乡村振兴是符合客观规律并有益于全体人民的国家战略，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上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