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孔子所持的以及儒家经典《中庸》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庸思想是中国哲学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也是西方伦理文明重要的思想渊源。约公元前330年左右，用横向视域考察世界文明，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乃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经济上井田瓦解，土地私有；政治上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社会上兵荒马乱，时局动荡；文化上思想迸发，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为维护天子权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选择通过继承自尧、舜、禹、汤以来的千年道统，综合殷周以来的“中”与“和”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以塑造合乎“克己复礼”与“仁”的理想人格，调和阶级矛盾，恢复礼乐秩序，达到理想的社会境界。后世子思一脉作为传承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延续，作《中庸》以彰显“中庸之道”，去诠释为人处世、为政治国的“中者，天下之正道”。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也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发了“中道”这一概念作为自己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和政治实践原则。作为希腊“百科全书式”先哲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亚里士多德在该书中认为人生最高目的是求得至善，至善就是幸福：表现为伦理学目的即求得个人善，表现为政治学目的即为求得社会的群体善。书中运用“中道”原则对勇敢、节制、卑鄙、高尚、虚荣、慷慨等道德规范加以考察和说明，认为“中道”是达到幸福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与要求。人们只有依靠理性的指导，树立高尚的德性，慎思明辨才能判断是非善恶。
此二者作为同时代的鸿篇巨制，对于后世中西方哲学思想与伦理学发展皆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乃至中西成为了两种文明的伦理基础。进行对于这两者的考察有助于加强对中西方哲学思想底层逻辑的理解，在对世界文明的伦理学进程的学习与思考上具有贯通意义和必要性。
2. 相似之处
2.1. 概念界定
“中庸”一词最初见于《论语》，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极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人们不具有这种道德品质很久了。孔子认为“中庸”是“过犹不及”，这种极高的品德表现为适中平和，既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度 [1] 。《中庸》作为后世集儒家思想于大成的伦理著作，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挥，赋予了其更加丰富的内涵。《中庸》第二十七章有云：“极高明而道中庸。”主要讲的是中庸是达到极高修养境界的必由之路。“高明”指的是“高超睿智”，“中庸”指的是“平易切近”，要达到高超睿智这一修养境界，就必须走平易切近的道路，不能好高骛远，否则就会堕入虚无缥缈之中 [1] 。
《中庸》中认为：“不偏之谓中。”“中”即使不偏不倚、不缺不溢的恰当状态。“中庸者，即唐虞以来执中之主义。庸者，用也，盖兼其作用而言之。” [2] “庸”则源自《尧典》，本义释为用及常道。由此可知，“中”作为本乎天命的原则，中庸即是对其的应用。儒家要求人格上保持性情的“无所偏倚”，治理社会“允执其中”，切记过犹不及。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这样阐述：“人生的目的是幸福，要达到这一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的理性。” [3] 他认为德性中的道德德性与感情和实践是直接相关的，而感情与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的差别 [4] 。而这一尺度要求人们做到中介与两个极端的适度，也就是他所强调的“中道”。他先从苏格拉底的“善”引入，并用其作为自己研究幸福的逻辑起点，“中道”则在论述中是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与要求。
中道讲求适度，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也因此，中道与德性相关，研究中道需要先理解德性，而德性又以道德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 [4]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状态有三种：感情、本能和品质。感情和本能都与德性无关，德性必定是品质。每种德性都使拥有这种德性的事物表现出好的状态，又使它完满的完成其功能。因此，人的德性就是使人表现善的状态同时又使人可以完成实现行为的品性。而因为道德德性与感情和实践有关，且感情与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的差别，这时就需要人们去运用理智来保持适度原则，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感情，以此来避免过度和不及 [4] 。“所以德性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 [3] 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着重阐发的“中道”。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并非等同于“中点”，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极端端点取其中间的折中主义和平均主义，而是将对立者和谐统一，要求恰当与适度。正如“中庸”并非当下厚黑学意义上的“中立”，重点在于恰到好处的中正与正确得当。可以看到，二者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
2.2. 功能效用
第一，二者皆是社会运行的根本原则，也是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
《中庸》作为集儒家思想于大成的旷世经典，是对孔子中庸思想阐释和解读的重要参考 [1] 。《中庸》重点对“中”作了阐发，并提出了“和”的说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情感处于潜藏状态即为“中”，发动符合节度即为“和”，如果每个人都能达到中和的状态，那么天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就会发育生长——在这里，《中庸》延续了孔子以来把个人作为治理天下的起点的传统 [1] 。此处所讲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是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秩序。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中庸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舜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是舜大智慧的体现：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能采用中间的政策来治理民众 [1] 。
亚里士多德则基于他的中道思想提出了美学原则：“美产生于数量和大小，因而大小有度的城邦就必然是最优美的城邦。” [3] 他认为，在希腊现有的政治制度上，无论是寡头政体还是平民政体，以及在现有的阶级关系上，无论是极贫或者极富等，这些差异都不符合中道原则。在现行的体制上，无论是富人掌权建立寡头政体后进行对平民的剥削与压迫，还是平民掌权建立平民政体后打压和抑制富人，这两种情况都会致使社会丧失发展的平衡性。因此，社会需要缓和对立。而将二极关系平衡好，则必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建立社会基础去组成政体 [5] 。因为“中产阶级比任何阶层都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静生活” [6] 。
第二，二者皆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和最高道德境界，是达到极高修养境界的必由之路。
“君子依乎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时时刻刻遵循的为人处世原则，一刻也不能那个离开；一方面指的是适中平和，没有过度和不足。“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另一方面指的是保持独立性，不要随波逐流。“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这种处事原则体现出了强者的风范，表现了中庸思想中柔中带刚的一面；“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高超”指的是高明睿智，“中庸”指的是平易切近，要想达到高潮睿智的思想境界，必须走平易切近的路径 [1] 。同时儒家也承认，中庸是极难达到、甚至已然是“成圣”的必要条件。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思考。“我们已经说明了德性的共性，概略地讲了讲它的种，它是中道和品质。它们由此而生成使我们合乎它们的要求而行为，所以，它们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是自愿的，为正确的理性所指使。” [3] 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道德并非是天赋的，而人的情感与行为的“中道”，就是他所说的德性。因此，人的德性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发生改变进而逐渐进行完善的。但同样，中道并非人人可以为之，“在每一件事物中找到中间，这是种需要技巧和熟练的功夫。例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圆的中心，而那是知情的人。” [3] 之所以认为“中道”是人们难以达到的最高境界的品德，正是因为这一理论美德代表的是思想行为在客观实际中极难把握的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之“度”，就更遑论持久践行了。亚里士多德提出中道的目的主要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一点上二者也是共同的。
3. 差异对比
3.1. 目的侧重差异
“中庸”侧重于对个体思想行为的伦理约束作用和道德修养功能，出发目的是劝告和训诫统治者按中庸这一原则行事以协调自己的行为，进而延伸到政治治理领域，因此它的运用是内发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修身”再先，“治国”、“平天下”在后，它是从个体出发，自内而外、自微观到宏观的。
而“中道”则更倾向于伦理是作为达到所求的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媒介。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政治科学，中道原则是服从于政治的。中道的运用比起个人的修养功夫，更在于政治上的城管理邦和城邦生活。直接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角度来观察的城邦社会关系的模塑品。” [7]
3.2. 考察方式差异
在二者思想中，一致的是都存在着“中”的应然状态，即认为人们应该选择符合“中”的思想实践。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儒家偏重考虑应然层面的“中庸”，强调人实践“中庸”的应当性，却并未从实然角度去谈及是否所有的行为都可能实际地存在着“中”的问题。
而再反观亚里士多德，他从实然的角度去这样阐述和考察“中道”：“并非全部行为和感受都可能有个中道。有一些行为和感受的名称就是和罪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恶意、歹毒、无耻等，在行为方面如通奸、偷盗、杀人等，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罪过，谈不上什么过度和不及。……正如节制和勇敢也不存在过度不及，因为这里中间具有某种意义的极端……因为既不存在中道的过度和不及，也不存在过度和不及的中道。” [3]
3.3. 经验德性论与先验人性论的差异
儒家认为作为最高品德的中庸实际上是儒家思想核心“仁”在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里的内化与实践，是先天性地内在于人本身的，是人生来就自有的，是天赋的，只是需要去后天地启发。因此，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进境、修养个人就可以逐渐体察到自我本有的品德，从而实现中庸之道。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道”德性并非是人先天自有的，而是在后天的行为实践中习得和形成的。实现“中道”需要注重习惯的作用，高尚的德性的形成是在日常行为中积累才能达到的。
3.4. 主观态度的差异
尽管二者思想都以“德”为重要媒介，但却有着道德自觉与德性自愿的区别。儒家在“中庸”之德的考察上更侧重强调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此类道德上的责任感、义务感，其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自觉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却强调意志自由在实现中道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中道”并非是自觉的，而是一种自愿的德性。只有当行为主体是自愿、主动发起的，这种思想行为才可能被称为德性。
4. 结语
“中庸”与“中道”两种思想，尽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出发角度差异，却有着同样辩证思维的“中”的内核。二者同为时代的烙印，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各自的文化基调与文化语境，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中西不同的“中”最终都通往哲人们对相似理想生活的构建，因而同时去考察和体悟这“中庸”与“中道”的“中”之思想，是哲学求道者去理解辩证思想、修养个人品格、通往理性生活、构建理想人类共同体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