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汉字在越南的传播起源于两千多年的秦朝，从汉字传入越南至汉字成为越南历史上的第一种正式文字，甚至被越南人称作是“儒字”和“咱们的字”，从汉字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出汉字在越南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媒介，在促进文化传播和加速越南自身文明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狭义的汉字传播以传播内容的习得、接受和使用为标准，即必须有学习汉字和使用(包括理解)汉字的行为过程 [1] 。在这里我们采用狭义的汉字传播的定义，并且强调汉字在传播之后在越南地区生根发芽的问题，将重点转移到汉字在越南传播的效果而不局限于传播阶段。由于古代是汉字向越南传播的初始时期和繁荣时期，越南法属后汉字的地位逐渐降低，字喃与国语字的出现更让汉字的地位出现危机。因此本文从越南国家历史进程角度，将汉字在古代越南的传播分为北属时期(公元前214年~939年)和独立时期(968年~1856年)，仅研究在这两个阶段中汉字的传播效果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2. 北属时期汉字在越南的传播
自秦始皇占领岭南地区(公元前214年)开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正式拉开序幕。秦始皇在岭南设三郡，其中的象郡即包括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对于这三郡的管理，秦始皇派官员，迁移民，将汉字及汉文化带到了这片荒蛮之地。对于北属时期以前的越南地区的文明程度，戴可来先生曾指出：“没有行政机构，没有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军队、监狱……也没有文字，因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处于‘文明的门槛儿上’” [2] 。可以说，秦的统治将汉字带入了越南地区，让其跨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中。
从秦汉至隋唐(公元前214年~939年)，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属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经过中原政府的治理，汉字传播到了越南并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与传播力，汉文化也在当地持续推行。中原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对越南地区的统治与管理，直接导致了汉字的传播与推广，这中间也不乏有能人志士作为传播汉字的中坚力量促进了汉字的传播与发展 [3] 。这期间有三种治理手段对于汉字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是派官员到越南地区任职，在这里要注意，汉字传播的领袖式人物多是来此地任职的官员；第二是将大量中原人迁往岭南，与当地人杂居而处；第三是举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度。
第一是派官员到越南地区任职，秦朝时百越之战后秦始皇将任嚣与赵佗留守百越之地任职，赵佗实施“合辑百越”政策，积极推广中原文化。到东汉时期，锡光与任延分别到南越二郡任太守，传播儒家的伦理习俗。隋唐时期更是屡派良吏治理安南，如王福时，杜审言，沈佺期等。中原政府通过派遣贤良之吏去往越南地区任职，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但是又间接地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官员的就职势必会引起整个官僚系统对汉字的学习，越南地区社会上层人士对于官员的喜好习惯的效仿与追捧同样会带动对汉字的学习。此外官员对于越南的治理势必不会忽略教化问题，教化问题的首要之义即是文字，这些皆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汉字。就传播效果而言，经过历代官吏的治理，汉字在社会上层人士之间的传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推行，汉字成为了精英人士的工具，虽然官员在当地推广汉字与汉文化，但是由于社会阶层的限制以及官员个人能力的限制，汉字在社会下层人士之间的传播仍有限。
第二种治理手段是移民，中原政府将大量的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杂居而处，不得不说这是汉字大范围传播的主要原因。从秦百越之战留下的大批兵士戍边为始，各个王朝均向越南地区迁徙了大量中原人士，这其中除自由移民之外，占最大比重的既是发配来此流放的“有罪之人”。此外，东汉末天下大乱之时，大批饱学之士纷纷选择越南地区避难，在此地讲学传播汉字以及儒家思想。这些由于各种原因来此地的移民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字在各个阶层的传播，他们大力传播汉字，传播汉文化。移民的到来对汉字传播就如同墨汁式地扩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汉字的习得与使用，汉字的使用无论是在日常交流还是书信交流中都日趋普遍。
第三种治理手段是举办学校，推行科举制度。锡光、任延率先在越南地区办学，推行汉字，进行有组织的汉字的传播。此后各朝一直秉持办学制度，积极推行汉字，推广汉文化，培养人才。学校使得汉字的传播从此有了阵地，使汉字在越南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此外还有科举制度的实行，让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更上一层楼 [4] 。早在汉朝时就有了“人才得与中州同选”的政策，对当地人特别是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科举是下层人士跨越阶级的唯一方式，科举制度的出现让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学习汉字的狂潮，推动了汉字全方面的传播与融合。
除中原政府为传播汉字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使得汉字有大范围的传播之外，汉字自身的优势也是其能在越南地区传播的原因之一。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由于古代生产力的限制，“十里不同音”的情况极其普遍，表意文字更容易在音异的情况下传播推广。此外，思想上越南地区儒释道的兴盛同样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儒家思想伴随着官员治理而传播，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就传入了越南，在越南民间有着不小的影响，佛教在越南地区的活动也很频繁。宗教对汉字传播的影响主要在于宗教典籍，信徒在信仰宗教之后对于研究典籍的需求使得汉字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总而言之，自秦汉至隋唐的越南北属时期，在中原政府的治理下，汉字在越南已作为正统的书面语存在，在语音上也与越南语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汉字的传播效果尚佳。但汉字的传播范围始终未能遍及整个社会，而是大部分为上层所掌握，成为越南贵族身份的象征，再加之汉越音异的问题，在下层人士多用口语交流，书写极少的情况下，社会下层能够学习汉字的人始终占少数，汉字的传播也就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3. 独立时期汉字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自丁朝(968年)后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自丁朝起至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这一时期(968年~1856年)，汉字在越南的传播达到顶峰，汉字成为国家官方规定的文字，汉字的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文字与时代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它积淀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反映着文字制造者的思维观念,是历史在一个时代平面上的投射。” [5] 越南虽然自身独立，但是与中国的交往并未减少，越南与中国的关系由从附属关系变为宗藩关系，在中国文化此前一千多年的持续影响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了自觉的学习，汉字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 [6] 。
在越南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之后，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并未停滞，与北属时期的汉字传播比不相上下。这时期越南各朝的统治者继续提倡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作为制度和文化载体的汉字自然在社会广泛传播。同时越南王朝的统治者延续了北属时期的科举制度，以儒家经书取士，极大地巩固了儒家思想文化在越南的统治地位，汉字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也因此而影响愈发扩大。
汉字在这一时期地位极高，已经作为国家的正式文字存在，可以说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已达顶峰。不仅出现各种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如汉诗、汉赋、史书等，无论是官方布告还是民间文书，使用汉字书写的频率极高。同时汉字也在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除了广为人知的文学领域，汉字在宗教和民俗领域的传播同样令人赞叹。大量的汉字出现在民间的牌匾、碑文、器物之上，以及大量汉字书写的宗教典籍的传输足以证明汉字在民间传播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在独立时期造成汉字如此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的治理举措与提倡。在以往北属时期的文化浸润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已有了深厚的基础，独立后统治者出于加强自身统治的需要选择延续和提倡汉字和儒家文化 [7] 。为了在连绵的战争中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周期与统治力度，汉字在这时的传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对于统治者来说，维护汉字与汉文化在本国的地位远比创建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语言体系和文化体系要合理得多，划算得多。同时儒家文化所代表的封建权力体系也正符合越南统治者此时的需求，汉字在越南传播也就更上一层楼。
除统治者的提倡之外，越南王朝在本土延续的科举制度也为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效果添砖加瓦。李朝1075年，越南王朝第一次开启本土化的科举考试，汉字作为科举的专用文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科举承担了寒门改换门庭的最大期盼，学习汉字也成为寒门的首要之务。汉字使用与传播因科举而形成完美的传播闭环，科举及第的寒门进入官员体系之后又使用汉字进行治理与传播，为汉字的传播起到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寒门除了利用汉字行科举外，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学习汉字，“家业若有盈余，当务之急是让子孙学会一定数量的汉字，以便能在祭拜祖先时进行祷告(如以字喃及喃音祷告，非但祖宗嫌之，且有辱家风)”。黎朝时期黎圣宗曾颁布过政令，对于私自截留朝廷下发的学术和医术的行为均送予刑部处置。可见汉字在此时传播的范围可至偏远山村，汉字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总而言之，汉字在越南独立时期的传播由越南王朝官方主导，以封建官僚体系中施行的教化与选官制度为手段进行传播，使汉字在越南一跃成为官方正统文字，汉字的传播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效果。
4. 汉字在越南传播造成的影响
汉字在越南已进行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传播，无论是从刚进入越南时的文字开化到北属时期的文字迁移再到独立时期的文字统治，汉字都在越南的发展史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对越南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发挥作用之处在于越南的政治方面、文化方面与语言方面。
从对越南政治方面造成的影响来看，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承载体，是越南学习汉文化的起点，汉字将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带给了越南，使越南成为周边国家中第一个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加速了越南的社会进程。古代越南从北属时期作为中国的郡县而存续时便理所应当地与中原王朝秉持一致的政治制度，如隋唐时期就在此地设立属地进行管辖，政府设置也与中原地区的州、县、乡等地方政府设置保持一致。而当越南作为独立王朝存在时，越南统治者借鉴了中国的制度，以此巩固政权。尤其是古代越南的官制更受到中国官制的影响。越南在借鉴唐宋政治制度的模式下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具有封建色彩的中央集权制度。除官制方面受中国影响之外，越南不断开疆拓土，建立了以河内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这与越南本身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相较有相关联系。由此可知，越南在政治制度方面受中国影响颇深，而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承载工具将封建制度带到越南，加速了其社会化的进程。
从对越南文化方面造成的影响来看，汉字作为一切文化产物的容器在越南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传输使越南在思想上孕育了深厚的民族意识与经世致用的士人精神，越南人民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在后续的反抗殖民统治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大量的汉字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学的出现也正是汉字在越南得到良好传播的验证。在汉字传播过程中，不乏有优秀越南人的汉文作品出现。李常杰的《南国山河》在李朝是较为有名汉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除了普通人对汉文文学的热烈尝试之外，越南的历代君主也不乏有热爱汉诗者，君主的特殊身份使汉字文学作品在整个治域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越南数量众多的汉文文学作品中也可一观汉字对于越南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此外汉文文学的不断涌现也对越南自身语言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反向的激励作用。
从对越南语言方面造成影响来看，汉字的出现使越南地区的语言体系从无到有的产生和发展，从汉字到字喃再到国语字，汉字的使用使得越南本土人在演变中发现汉字与自身文化不匹配之处并试图寻找裂缝以弥合。汉字促进了越南自身语言的产生，无论是从声调的生成还是喃字的产生，都对越南的语言做出了贡献。
总之，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中全方位多层次地促进了越南的历史进程，对汉文化的域外传播和调节不同种族之间的交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小结
一个国家的文字的演变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纵观古代越南的历史轨迹，从北属时期到越南独立时期，汉字都在其间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对越南的政治、文化和语言的发展皆产生了不俗的效果。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不仅在越南传播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使得越南外显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变，更在以深刻的精神内涵传播了属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内核，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效果可谓显而易见，本文从传播效果出发，以传播途径入手，深入挖掘汉字在越南传播效果与影响，希望能为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研究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