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曾说，鸦片战争是清王朝首次迎战从海上来犯的英国侵略者，是国运的转折点 [1]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学界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的著述，而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可以说是推陈出新。通过此书，可以看见的是茅海建先生严谨的治史态度与独特的史学思维。下面我将从此书的主要内容、历史叙事以及此书对传统史观的突破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此书。
2.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主要内容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具体翔实，同时还具有情节生动，语言平实的特点，大受读者欢迎。《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剿’‘抚’‘剿’的回旋”、“广州的‘战局’”、“东南壁垒的倾塌”、“‘抚’议再起”、“平等与不平等”、“历史的诉说”。各个部分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在仔细阅读之后发现它们都服务于一个主旨——人们只有清晰地看清了过去，才能明确地预见到未来。正如书中所说，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即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 [2] 。
作者在对鸦片战争进行论述时另辟蹊径，将论述重点放在了晚清王朝。为此，本书对此次战争中涉及清王朝的诸多史实与陈说进行严谨地考证与细致地分析，并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在绪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中，作者通过严谨地考证，对琦善卖国说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论述，为全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一章“清朝的军事力量”，作者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等三个方面将当时清王朝与英国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当时清王朝与英国的军事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只局限于所用的军用器械，还包括更深刻的原因。正如书中所说，当时的清军已经腐败，这种现象已经影响了清军的战斗力，以至于在面对英军时而显得疲于奔命。作者从整体战争的观念出发，对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跨越调动大量兵员及因此消耗的巨额军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史实重建，在战术层面，指出了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第二章“骤然而至的战争”，作者通过介绍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与评论、敌情判断、制敌方略，肯定了禁烟活动的必要性。同时作者将林则徐与琦善两人进行对比，盛赞了林则徐的制敌方略，有力地批判了琦善的“奸臣模式”。第三章“‘剿’‘抚’‘剿’的回旋”，作者将主角聚焦在道光帝、琦善、伊里布身上。在他们的影响下，战争中的清军将帅变得不堪一击。作者认为之所以会造成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清军确实与英军在战力上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道光帝、琦善、伊里布三人的意见不一。道光帝认为战争的成败在于主帅一人，缺乏对战争的深刻认识；琦善认为自己只是道光帝的一枚棋子，所以他的做法只是迎合道光帝的喜好；伊里布在面对英军时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法，并且对道光帝并不诚实。本书的其余章节则基本按鸦片战争的时间进程进行论述，在第四至七章，作者从广州的“战局”、东南壁垒的倾塌、“抚”议再起、条约签订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自称“天朝”的清政府在屡战屡败后被迫求和，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整个历程；第八章“历史的诉说”则是以总结的态势立足论著之中，更深入地呈现出“看清过去，预见未来”这一研究主旨。
3.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历史叙事
3.1.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当代”叙事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中外史学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则体现克罗齐这句话的影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曾在评析茅海建先生的此书时说到，“有些茅君自认为是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 [3] 。在此书中作者以详实的史料与严密的论证为基础，对以往叙事中对鸦片战争中不同群体的形象塑造，逐个加以批驳，尝试复原一个复杂历史的过程 [4] 。
3.2.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独特书写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不仅仅是一本规范的历史学专著，还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学术论著。第一，此书体现了茅海建先生高超的论述技巧，书的内容安排详略得当，论证严谨。与目前一部分论著热衷于罗列搜集到的众多史料不一样的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史料引用合理、论述规范，注重读者的阅读感受，正如书中自序所说：“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感到甜)，终于完工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2] 。例如，作者为使读者深刻理解林则徐制敌方略的重要性，用一小节介绍了制敌方略，并引用许多史料用以佐证。这种方法在全书其他章节亦多次使用。除了对战争史实的重构，书中存在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曾说，见解来自通识，有通识方能凡事见其大，每一个历史细节无不表现出高于具体事件的重要意义。第二，尽管历史研究都应以强调冷静、客观为己任，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自序中，茅海建先生也提及“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但是作者在陈述史实时时常会流露出一些自己的情感。作者通过塑造琦善、林则徐、道光帝、义律、伊里布等人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对当时清王朝内部官员的看法，赞扬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的英勇行为，批评以伊里布、琦善、义律等人为代表的懦弱行为。正是作者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这些情感引发了读者的共鸣。此外，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尽管作者用大量笔墨与史实论述着鸦片战争，但是在行文中仍然体现出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度人文关怀。例如，作者在第4章曾用不少的笔墨与史实来介绍和论述三元里抗英的英勇义举，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写道，“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再如就是茅海建先生在书中提及当道光在中英战争爆发后，仍不清楚英国“距内地若干路程？所经者几国？”，运用了独特的写作方法，将康熙时代就已绘制完成的《坤舆全图》比作“在紫禁城库房里睡觉”。茅海建先生在书中独特的历史叙事突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局限，其书中流露出来情感也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4.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传统史观的突破
4.1. 传统史观下的历史评价
对于中国传统史观而言，忠臣与奸臣之间的抉择随处可见。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过分地重视人物的褒贬，历史著作中的历史人物，身上都有着明显的标签。这种传统史观下的忠奸理论也出现在对于鸦片战争的论述中。历史学家李时岳曾说：“不服输、不认输的情绪萦回在人们心头，但又不能或不愿去追究‘圣明天子’和‘天朝体制’的责任。于是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被用来作为战争失败的方便的解释”。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出版前学界对于鸦片战争的论述，多数集中于对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忠臣英勇反抗的礼赞，对琦善、道光、伊里布、曹英等人的批评，并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根于奸臣昏君误国。然而，此书以林则徐、琦善、道光等人为切入点，不只是停留在对个人的褒贬，而是试图揭示人物形象形成的内在缘由，最后也对传统史观下的忠奸理论进行了评析。
人物形象的产生缘由并非单一的，这与人物个人的做事思维与方式、社会背景、所处形势等密切相关。在面临危机时，林则徐始终坚持英勇抵抗。处于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而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战争爆发后不久，新任闽浙总督颜伯涛以及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要求启用被“夷所畏忌”的林则徐，广东民众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说到：“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更有书籍记载林则徐的功绩，如《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琦善、道光帝等人之所以被人批评，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许多人始终坚持抵抗，反对妥协，而琦善、道光帝等人由于清军与英军在军事上存在差距的客观事实以及他们个人的处事方式、所处位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妥协。在他们选择妥协之后即遭到了世人的唾弃，并在后人的眼中逐渐变成了懦弱的代表。即使历史学科追求客观，然而学者们却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舆论波及，进而影响其研究成果。
4.2.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传统历史评价的突破
传统史观下的忠奸理论并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概括。它只是抓住某些表象，“将真迹放大”，凭主观臆测而增益徐饰的脸谱和彩画。例如，在传统史观下的忠奸理论里的民众相信只需驱逐琦善、伊里布等人，重用林则徐等人，即可取得战争胜利，“这种爱憎鲜明的忠奸矛盾叙说，更符合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习惯，更富有戏剧性，因此得以了广泛的传播”。书中认为，传统史观下的忠奸理论并没指出当时面临困境的真正原因即旧体制的问题，而是指定某些人承担本应由晚清王朝旧体制承担的责任，“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然而，虎门战败与谁当家无关，这是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的”。尽管林则徐等人有着坚决抗击英军的决心，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使其不可能真正认识到19世纪中英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的背后原因。基于鸦片战争前夕双方力量对比，19世纪中英鸦片战争不仅仅在军事上存在差距，更在制度上截然不同。战争前夕的英国已经依靠早已建立并稳固的社会制度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积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强国。随着英国地位与实力的上升，它急切地渴望到达更远的地方，而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成为了它的选择对象之一。与强大而贪婪的英国所不同的是，此时的清王朝对内坚持传统制度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封闭落后的方式一方面造成了清王朝统治者盲目自大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潮流。战争的最后结果证明了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在经历长期闭关锁国后“整个社会发展阶段与运转机制的悬殊性代差” [5] 。因此，茅海建先生指出，传统史观下的忠奸理论并不是在鸦片战争研究这一领域所特有，而是作为中国传统史观的常态，时至今日在部分论著中仍具有一定影响力，其得出的结论只会是墨守成规。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问世后，曾一度引发观点争议，但近年来随着其学术价值被普遍认可而逐渐平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庆成先生曾说：“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5. 结语
作为一部探究鸦片战争的学术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所体现出的严谨的治史精神与独特的史学思维，正是我们当今探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必须具备的素质 [6] 。同时，《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运用了大量的新史料和有着对旧有史料的独到见解与厘正。此书的历史叙事方式与对传统史观的突破也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此书具有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是一本值得长久研读的史学著作。相信此书将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必读书目而被广为研读。正如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所说，“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