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各方何去何从及应对模式探讨——以教师、家长、教培机构三方为例
A Discussion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How to Cope with It—A Case Study of Teachers, Parent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摘要: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至此“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双减政策掷地有声,成果明显,却也引发无数担忧:教师身心负担陡然增加,除了应对正常的教学任务,还要负责课后服务内容;家长担心“双减”后孩子就此学习懈怠而导致学习成绩下滑,激增焦虑;教培机构人心惶惶,有的转型,有的“退场”。面对种种挑战,三方除了各自的解决之策,更应该互相合作,协力破解困境,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教育格局,从而真正确保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根本目的的实现。
Abstract: In July 2021,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Reducing the Burden of Homework and Off-Campus Training on Student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thus been officially implemented. It has been effective and the results are obvious but it has also led to numerous problems: teachers’ physical and mental burdens have increased steeply, and in addition to coping with normal teaching tasks, they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parents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children slacking off in their studies after the “double reduction”,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 surge in anxiety;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re on tenterhooks, with some transforming and others “retiring”. In the face of all these challenges, the three parties sh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solve the dilemma and build a new “trinity” education pattern, so as to truly ensur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education, which is to establish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文章引用:赵雨凡, 张秋月, 严佳欣. “双减”政策下各方何去何从及应对模式探讨——以教师、家长、教培机构三方为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8): 4408-441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02

1. 引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10月,全国人大表示:“双减拟明确入法,避免加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11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坚决杜绝地铁、公交站台等所属广告牌、广告位刊发校外培训广告。

“双减”政策一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在学校、家庭、培训机构等各方之中引起强烈反响。“双减”出台后,也极大地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主要研究围绕政策落地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展开。针对家长问题,《“双减”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及消解路径》一文中探讨了“双减”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限制与管控未必带来优质教育资源富足,教育领域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造成家长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家长信息甄别能力弱和教育能力不足引发认知误区等,都使得家长陷入教育焦虑 [1] 。《“双减”政策背景下如何安放家长的教育焦虑——基于幼小衔接的分析》一文中则通过幼小衔接的视角分析得出教育系统自身存在衔接中的真空地带是导致家长出现教育焦虑的重要原因 [2] 。《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一文中表示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好事,但在减轻“有形”负担的同时,却因高考的压力导致家长们普遍的焦虑问题,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 [3] 。

针对教师问题,《“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分析及其化解》一文中提出“双减”政策是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重要战略决策,从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但也将不可避免地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 [4] 。此外,教师的作业布置任务更成为了“双减”教育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双减”背景下作业设计的多维视野和优化策略》表明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本质上也是一种学习活动,成为落实“双减”政策的关键载体和具体路径。基于国内外研究和实践中对作业进行的功能价值和完成作业方式的划分,在“双减”背景下,我国作业设计应有多维视野和优化策略等 [5]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改进研究》一文提出教师要明确作业改进的意义,探索“计划–实施–反思”的作业改进闭环;教研组也要加强教研探讨“标准+”作业的设计与实施;学校要不断完善作业协调、存档交流和评价机制,加强作业统筹管理等 [6] 。

最后,“双减”出台后受影响最大的教培机构则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双减”之下,教培从业者该去向何方》一文揭露了“双减”政策下,有的教育培训机构暂停招聘,有的机构调整业务,不少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的工作受到影响 [7] 。《“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的转型发展策略探析》指出政策出台后,教培行业面临整改和严管。针对政策细则,学科类教培机构上市融资渠道关闭,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广告、管理运营、课程内容等被监管得更加严格,教培人员不知该何去何从 [8] 。

上述研究分别从家长、教师、和教培角度,深刻剖析了“双减”之下主要影响方的困境和挑战,给笔者提供了一些启发和思考。但这些研究缺乏对整个政策影响社会面的整体分析,忽视了主要研究对象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不利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笔者将通过研究“双减”政策对这三方的影响,试图探讨适合他们的应对模式,做到合力育人、标本兼治,回归教育本质,以度过这一段跌宕的“阵痛期”,使得“双减”真正落地开花,从而迎来教育的新周期。

2. “双减”政策下三方面临的挑战

2.1. 教师压力

正如前言中所说,“双减”政策出台后,为了做好相应的配套措施,教育部又出台实施义务教育阶段“5 + 2”模式的课后服务,该服务具体是指:义务阶段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教师课后服务需要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帮助和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同时也要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劳动、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最大努力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但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解说新课。该方案落地对于一众家长和学生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是明显对教师的工作造成了更大的包袱。

中小学教师负担构成较为复杂,既有评比考核、备课教研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负担,又有扶贫任务、城市创优评先等教育系统以外的负担 [9] 。有调查显示,教师认为“听评课制度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占44.3%,认为“听课任务太重,使我和同事们疲于应付”占47.2%,认为“教研活动太频繁了,我和同事们总是疲于应付”占45.3% [10] 。另外,据笔者身边的教师反应,尽管原则上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可以实行“弹性上下班制”,但个别地区的学校并没有按规定实行,导致学生在校时间加长,这就意味着教师工作时间的延长。同时,该教师所在学校也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在课后服务时间内不讲解学科课程,反而愈演愈烈,在短短的两三小时内继续让教师为学生上课,从而造成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负担。由此看来,课后服务的出台挤占了教师正常的备课、教研时间,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和休息。还有些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表示该项工作报酬偏少甚至无偿劳动,而且,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保障条件不完善,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并未在职称评定和评先评优等方面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因此,他们的积极性并不高 [11] 。

2.2. 家长焦虑

十多年前,伴随着电视剧《虎妈猫爸》的走红,“虎妈”迅速成为网络热门词汇,意指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采取许多高压手段对孩子进行严厉教育的家长。近年来,又有另一个和教育孩子相关的热门词汇“鸡娃”也走红网络——指父母给儿童“打鸡血”,为了孩子能读好书、考出好成绩,不断给他们安排学习和活动,不断让他们去拼搏的行为。从“虎妈”到“鸡娃”,虽然名称不断改变,但本质仍然围绕着如何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的话题而展开,家长们浓厚的教育焦虑情绪似乎从未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各类学科培训机构纷纷退却,学生校内的作业量也开始减少。学生负担大大减小,看似是件好事,然而多数家长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焦虑,不断发问:在作业量减少,小学一二年级甚至没有书面作业、没有纸笔考试的情况下,我的孩子能学好吗?当培训机构被大量取缔,“想给小孩报个班”都难的时候,我的孩子该如何应对高考 [3] ?于是,不少家长选择给孩子报名私家家教或者和其他家长一起“拼团”家教,如《新民晚报》微信公众号曾报道说,“双减”政策实施之后,住家教师随即成为家政新宠,在上海诸多家政公司纷纷上线并被重点推出,其广告遍布网络,部分月薪至高达5万元。哪怕是在教育部发文严查变相学科培训的情况下,一些“家政服务人员”依然心存侥幸,表示“眼下只要待遇开得好就继续做”。如此一来,家长们的经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是“雪上加霜”。

同时,部分家长要求孩子们在学校接受完课后服务之后继续进行家教补课,导致孩子的课余时间更加被大大缩短,学生心理压力不减反增,面对无穷无尽的课程和作业,他们能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消化吸收乃至好好休息成为一个问题,部分孩子成绩不进反退,家长焦虑也更上一层楼,“双减”在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反命题。

2.3. 教培困境

毋庸置疑,“双减”政策之下,遭受打击最大的还是各大学科培训机构。该政策明确表明: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所有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上市公司不得从事学科类培训等。伴随着七月这套新规的落地和之后课后服务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实行,A股教育股大幅跳水,校外培训机构上市公司如新东方、猿辅导、好未来等等股票价格相对前期高点都跌去近九成。

原先风光无限的教培机构如今门可罗雀,不少机构为求生存选择转型,更有少部分不负责任的负责人偷偷卷款跑路,留下一地鸡毛。当然,更多的机构仍然选择继续开展学科类培训,但是对时间和内容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由于国家不允许双休开展学科培训,他们就将周末的培训改成周中进行;周中因课后服务导致学生放学时间晚,来不及赶到机构进行补课,他们就将线下课程改为线上教学。不过也有不少家长对此不买账,认为周中补课会影响孩子休息,线上培训缺乏有效沟通,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因此一些家长选择退费,而这使得机构的“现金流”更加吃紧,他们不得不通过“优化”员工来减少支出,保证存活。于是,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大批教育培训机构的离职教师,其中有刚刚毕业不久的应届生,也有在此行业浸淫多年的老教师,面对一个崭新的人生赛道,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3. “双减”政策下有效解决三方问题的应对模式

3.1. 教师

“双减”政策之下教师不仅要在正常教学内容之外承担起课后服务的工作职责,更要在减少作业练习的情况下做到提升教学质量,这明显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几何时,不少教师是通过“题海战术”来不断提高学生的做题质量,而“双减”政策正是要求学校从学业教育到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契机,要求教师开始关注设计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转变“唯分数论”的错误观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时,使用“题海战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些教师把握不住教学要求,希望通过学生做大量题目来弥补课堂教学质量不高带来的问题。须知“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给学生减负的最新要求下,教师必须提高自身教学质量,强化科研素质,从而切实利用好课堂教学时间,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除了教师自身之外,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也应保障好教师相关待遇,落实教师关切问题。首先,学校方面可以适当安排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等全体职工积极参与到课后服务中以减轻学科教师压力,并合理规定教师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时限,适当减少程序烦琐的评比和检查活动,降低产出要求,减轻教师的工作强度,减少不必要的额外工作任务 [4] 。其次,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及工资奖励,将课后服务工作按照课时数计入工作量,按量取酬,并在年底或学期末给予嘉奖等。

3.2. 家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孩子并非只通过短期的教育培训机构就能卓有成效,家长应主动转变教育观念,做到真正理解“双减”政策的本质,即减少学生负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做到素质教育。一方面,家长在平时和孩子们需要有更多的亲子活动,在节假日中一起参加有意义的家庭活动或者体育活动,并在种种活动中应自己树立起榜样,在孩子面前言传身教,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说的那样,“父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敬,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这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方法!”同时也可以创新家庭教育方式,多上网了解青少年中的流行热点,运用新兴网络聊天工具如微信、QQ等和孩子沟通交流,跨越一些代沟,使孩子们更容易和家长沟通,家长也可以更了解孩子,给予孩子建议,使得家庭教育更有效果。另一方面,学校应该加强和家长在教育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家委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形式,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学生负担和课后服务的监督和评价。并加强家长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专家咨询、家访等多种形式,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课余时间管理经验,更好地指导和教育孩子健康成长。

3.3. 教培

首先,“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各类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尽快转型,将业务内容向非学科类即素质类培训拓展,瞄准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目标发展的要求,共同促进孩子的全面成长。其次,政府也应适当作为。一是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让校外培训机构为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服务,特别是为薄弱学校提供完备设施、教学改革、课程开发、管理优化和课后服务。二是针对有特别需要的地区与学校适当放宽应聘条件或增加专门面向校外培训教师的教师编制名额,筛选出有志于教书育人且专业水平高的人才等。总之,教培机构的风口已成过去式,面对各种困境,不管是“头部”还是“尾部”玩家,都应积极探索出路,顺应国家发展政策要求,不能再一味想着赚钱,而应回归教育,落实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自“双减”落地后,一大批教培机构纷纷转型走向“带货直播”,试图寻求新路线以期再度崛起。以新东方为例,在政策出台后面对市值曾一度大幅下跌、营收大幅减少的现实,新东方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选择“摆烂”,在创始人俞敏洪的带领下,从直播助农出发,开始了在电商领域的全新尝试。尤其是新东方的主播首度开启双语带货模式,将“老本行”带到直播间,一边讲解产品,一边用笔在白板上写与产品相关的英语单词,有网友打趣说“一边学习一边购物,就当知识付费”。从本质上看,当老师和当主播都是在进行内容的传播,老师传播优质的知识,主播传递产品的信息把当老师时用的知识迁移到直播间中,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对其他直播间而言降维打击的效果。对于原先新东方的优秀教师、现在的优秀“带货”主播董宇辉等人而言,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职业生涯的全新发展 [12] 。在2023年3月14日,因直播带货爆火的新东方在线,正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东方甄选。东方甄选爆火后(见图1),身后的跟随者、模仿者众多,如学而思、高途、思考乐等为代表的教培机构也纷纷入局直播带货。虽然大部分机构直播效果不如东方甄选这么“出圈”,但也不失为“双减”政策后的一次有益尝试。

(图源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758647)

Figure 1. New Oriental Live GMV growth trend (RMB million)

图1. 新东方直播间GMV增长趋势(万元)

3.4. 构建“三位一体”新格局

笔者认为,“双减”政策对这三方人员构成了一系列挑战,除了单独应对,更应当三方联动,形成教育合力,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第一,教师和家长可以相互合作,教师及时给予家长以教育指导和孩子的学情分析,家长也要不断给教师反馈孩子的成长状况并给教师教学工作以理解和支持。第二,学校也可以适当和培训机构联动合作,聘请学科机构中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来负责课后服务中的补差和讲解环节,也可以请兴趣机构的教师负责一些音体美课程来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这样既减轻了学校教师的工作压力,也为处于困厄中的培训机构及教培人员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第三,“双减”政策落地应从教育制度改革入手,把制度改革作为总抓手,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处理好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课后服务市场之间,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之间等不同教育利益主体的教育权力与利益的合理调适与博弈,这是一个从重建义务教育生态进而力图突破规制、以法治赋权、推进协商共治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不同教育利益主体间适度张力与激发其活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余雅风, 姚真. “双减”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及消解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4): 39-49.
[2] 段会冬, 莫丽娟, 王轶哲. “双减”政策背景下如何安放家长的教育焦虑——基于幼小衔接的分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8(2): 73-82.
[3] 周序. 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7(6): 96-106.
[4] 于川, 杨丽乐.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分析及其化解[J]. 当代教育论坛, 2022(1): 87-96.
[5] 王学男, 赵江山. “双减”背景下作业设计的多维视野和优化策略[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38-44.
[6] 杨清.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改进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12): 6-10.
[7] 甘皙. “双减”之下, 教培从业者该去向何方[J]. 决策探索(上), 2021(17): 26-27.
[8] 王蓓蓓, 王静怡. “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的转型发展策略探析[J]. 中外企业文化, 2021(11): 194-195.
[9] 龙宝新, 杨静, 蔡婉怡. 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生成逻辑及其纾解之道——基于对全国27个省份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的分析[J]. 当代教育科学, 2021(5): 62-71.
[10] 徐雪莲. 将教师减负进行到底[J]. 中小学管理, 2009(4): 29-30.
[11] 周洪语, 齐彦磊. “双减”政策落地: 焦点、难点与建议[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22(1): 69-78.
[12] 王楚湉. 新东方转型之思[J]. 成才与就业, 2022(9):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