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翻译学
自美国语言学家雅柯布逊(Jakobson)在著名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奠定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后，语言学的各类理论与方法被以各种形式应用于翻译研究。“近年来，深受邻近学科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翻译过程研究有了新进展。特别是认知科学各分支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认知科学为认知视角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借鉴” [1] 。而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转向，译者在双语活动中对文本的解读与对决策的选择过程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因此，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也有了比之前更长足的发展。
以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关注人的主观意识，认为语言是通过加工人们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认知而形成的，语言的内容由“物质世界”的内容和“认知世界”的内容两部分组成，语言翻译就是处理这“两个世界”的内容。从认知语言学出发，认知翻译学将人类认知与人的主体性置于中心，从主体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现象，试图重新定位翻译研究。它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探讨译者的认知活动和心理行为，并结合认知社会学、(认知)文化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诗学和认知叙事学等新的认知科学分支探讨译者的认知风格和社会文化认知特征 [2] 。作为20世纪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相结合，推动了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向认知语言学视角的转变。
2. 认知翻译学与识解机制
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提出“识解”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人类认知的一种主要方式。在《朗文当代英语字典》中，construe (识解)被定义为：To place a particular meaning on (a statement, action, etc.); understand or explain in a particular way，即识解可以是赋予一种语言或行为特定的意义，也可以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或解释。可见识解与翻译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联系，如今在认知语言学中将认知识解与翻译联系起来也就顺理成章。Langacker认为，识解由4个要素构成，包括具体性、焦点化、视角和突显 [3] 。具体性体现在人们认识或描写一个事物时不同的具体程度，它可能出现在词汇层面，如名词、动词等，也可能出现在句子、段落，甚至整个语篇层面。焦点化就是被注意的区域，它在语言中的体现突出地表现在“图形/背景”(figure/ground)这一认知结构中 [4] 。视角既可以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时空位置，也可以指其所持立场态度。突显则可以与压制相对，体现在那些被背景衬托而出的画面之中。
通过这4个要素，人们形成了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解释了人们面对相同场景时形成不同语言表达的原因。通过提供一个理性并可行的分析方案来解释人类的主观性，识解既可以分析语言层面的表达，也可以分析翻译的认知过程，如果译者能在翻译的识解重构过程中尽量在最大程度接近原文作者的这四个维度，就能更好地传达原文含义。
3. 识解重构中的视角转换
文旭认为，视角(perspective)是指人们观察认识事物所采取的时空位置角度和所持立场态度及方向 [4] 。王寅认为，视角指人们对事体描述的角度，涉及了观察者与事体的相对关系；人们的观察角度可能会直接影响其语言表达以及对事体的理解；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认知参照点，就有了不同的认知途径，最终在语言表达上产生了不同形式 [5] 。由此可见，视角既影响了我们观察事体时的立场态度与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也影响了我们包括词汇到文本等各方面的语言表达方式。
随着翻译研究对译者的主体观照逐渐深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与选择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脱胎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翻译也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向纵深拓展的可能性。而在认知翻译学中的视角，更是以极具客观性与可行性的角度推进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辜正坤提出从时间角度、空间角度、作者角度、作品角度、读者角度、年龄角度、性别角度、社会文化角度、阐释者角度与译者角度这十个角度对中西诗歌进行鉴赏 [6] 。其中每一个角度都意味着一个特定的视点(the point of view)，鉴赏时所选取的角度越多，感受就越丰富；角度越明确，感受也就越清晰。这十个角度就相当于诗歌鉴赏时的不同视角，视角不同，感受体验不同，对事物的识解结果也就不甚相同。对于诗歌翻译，如果译者不能够充分理解与鉴赏原诗，那么绝妙的翻译也无从诞生。
在以思乡为主题的唐诗中，李白的《静夜思》以其简洁流畅的语言形式与真挚共通的情感内核被人们奉为经典，传诵千年而不朽。《静夜思》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与丰沛满溢的思乡之情不仅打动了中国人，还引起了国外众多文学家的关注，诞生了许多不同的译本。本文将选择其中四个译本，从认知翻译学的识解视角进行分析研究。
4. 从认知翻译的识解看《静夜思》译本中的视角转换
《静夜思》原诗如下：
窗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在不同的认知视角下，译者给出了不同的译本。
译本(一)
A Tranquil Night
A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许渊冲 译)
译本(一)来自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许渊冲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在耳顺之年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于古典诗词的翻译当中，并取得了译作等身的骄人成果，被誉为国内古诗英译领域的领军人物” [7] 。在许渊冲的译本中，有许多带有中华文化色彩的痕迹。中国古代诗词中常用“银”来比喻月光的皎洁。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中秋月》中以银蟾代指月亮：“照他几许人断肠，玉兔银蝉远不知”；宋代诗人陆游在《十月十四夜月终夜如昼》中写到：“月从海东来，径尺熔银盘”；以及宋代词人刘克庄在《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中的“身游银阙珠宫，俯看积气蒙蒙”。可见，许渊冲将原诗中的“明月光”译为“a silver light”是站在了中华民族的视角下，深受中华文化浸润。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技艺高超的翻译家，许渊冲不仅站在了中华民族的视角上，也充分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视角。在阅读与赏析诗歌的过程中，不论是中国古代诗歌还是西方诗歌，诗词的韵律都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标准，得当妥帖的韵律既能体现作者的诗歌水平，也能带给读者美的感受。而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过程中，要怎么充分传达原诗的音律美也就成为了译者的难题之一。译本(一)中，许渊冲就充分转化了诗歌的韵律，将原诗的尾韵译为了音步为“abab”的西方传统古典诗歌节拍。这样的翻译既考虑到认知识解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更获得了出色的翻译效果。
译本(二)
Thoughts in the Silent Night
Besid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It is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I lift my eyes and see the moon,
I bend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
(杨宪益，戴乃迭 译)
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在中华文化经典外译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名杰出的译者，他能够捕捉到诗歌的本质与独特的风格，并在翻译过程中做出恰如其分的决策。杨宪益在翻译《静夜思》时，将“明月光”译为“a pool of light”明显是站在中国人的视角，受到了中国文化背景的影响，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常将月色与水色联系起来从而突出月光的皎洁明亮。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望洞庭》中的“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就将月光和水色交融的湖面比作不用磨拭的铜镜；唐代诗人赵嘏在《江楼感旧》中叹曰：“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隋唐演义》中也有“但见月光如水，水光映月，放舟中流，如游空际”的景色描写。同时，在翻译“举头望明月”时，与其他译者不同的是，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将“举头”译为了“lift my eyes (抬眼)”，这一表达也有着中华文化背景。例如，宋代词人李之仪在《临江仙·景修席上再赋》中有“其如抬眼看，都是旧时痕”；词人马成的《玉楼春·东坡被召赴阙》中也有“抬眼尽成断肠处”。
译本(三)
Calm Night Thoughts
The moon light is on the floor luminous
I thought it was frost, it was so white
Holding up head I look at mountain moon
That makes me lower head
Lowering head think of old home
(庞德 译)
庞德(Ezra Pound)，美国诗人，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英译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庞德的所谓“翻译”中国诗，实际上是根据费诺罗萨的注释进行再创造，因此并不准确，而比较灵活。但由于不刻板，其“译文”比较有诗意，受到英美人的赞赏与重视 [8] 。由于其西方意象派诗人的身份，他的诗歌里充斥着丰富的意象，并且这些意象成为了诗歌的核心。译本(三)中，庞德的“创造性叛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原诗中本身存在的意象“床”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直白的“the floor (地板)”。除此之外，庞德还添加了原诗没有的意象“mountain”以及主语“I”。在中文表达中，主语常常被省略，尤其是诗词中省略的主语使读者能从更多的角度解读诗词，给予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与重视句型结构的英文表达有所区别；同时，英语倾向于用名词来描述事物，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描述事物。在翻译《静夜思》时，庞德选取的翻译策略显然是归化的。文旭将归化翻译的实质看作是一种视角转换。“因为人们在处理问题时，一般不会从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不利于自己的视角去看问题。在翻译的视角转换过程中，趋利避害是我们的本能，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这种本能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的基因” [4] 。从认知识解的角度出发，译者应当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本能，才能更好地探索原作者的认知世界，从而再现原文的风貌。
译本(四)
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翟里斯 译)
翟里斯(Herbert A. Giles)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是他首次通过英译将唐诗系统化地介绍到西方世界，为唐诗的西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父约翰(John Allen Giles)牧师时任牛津大学耶稣文集学院资深成员，在父亲的影响下，翟里斯熟读古希腊和拉丁经典，自身的文学水平极高，18岁时就逐字翻译了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三部曲，这样的家庭背景与他自己对古典文学的实践共同造就了他高超的翻译水平。同时，出身于牧师家庭也让他的译作沾染上了宗教色彩。译本(四)中，“glitter”一词就来自于中古英语“gliteren”，极有可能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glitra”有关。而“lay down”，经统计在《圣经》中前后共出现了24次，是一个充分体现了宗教色彩的短语。除此之外，“moonbeams”、“wandering eyes”、“glorious”与“arise”这些涵义丰富的词语，都是翟里斯文学造诣的体现。不过，《静夜思》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用词简洁朴素，传达的意义清晰明了，即使是小孩或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人都能够读懂这首诗歌。翟里斯的译本虽然工整优美，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诗的写作风格，提高了对读者鉴赏能力的要求。文旭认为，德莱顿所说“直译者之笨拙就像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dancing on ropes with fettered legs)”(转引自Munday)中的“镣铐”就包括了译者的成长境遇、个性特征及行文风格 [4] 。要实现更好的译介效果，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自己纳入识解的最大客观化，从他者视角出发，充分考虑认知视角的转换。
5. 《静夜思》四个译本的差异对比
经过上述译本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站在不同视角的译者因为不同的识解方式，会采取不甚相同的翻译策略，达到不同的翻译效果。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提出了翻译“三美”说的许渊冲“在翻译中很讲求押韵和句数”，甚至“几乎他所有的译诗都韵脚工整，音步整齐，句数与原诗相当” [9] ，从而不仅传达了诗的原义，也保留了中国诗词的音韵美。杨宪益与戴乃迭这对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神雕侠侣，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热爱，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就是他们联袂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初契机 [10] 。因此，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拥有更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与中国译者不同，意象派诗人庞德的《静夜思》译本采用了归化策略，更符合英语母语人士的阅读习惯。而以传教士身份走入中国的翟里斯所处的视角又有所不同，他的译本带有更明显的宗教色彩。
6. 结语
本文从认知翻译学出发，讨论了认知识解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与意义。“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 [11] 。作为意义构建的过程，翻译实际上就是识解，翻译作品也就是认知识解的结果，因此，本文从识解的四个维度中选取了“视角”对《静夜思》的四个译本进行了分析。由于认知识解强调观察译者认知过程的重要性，能从较为客观的角度说明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语言表达的原因。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能够在翻译过程中为译者提供更科学的思考角度，帮助译者实现更好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