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指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本”以消除剥削、压迫，实现人类解放为最终目的，无产阶级是推动这一过程发展的主动力；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则是从“民为邦本”出发，以期达到“以政裕民”的政治效果，进而发挥“民”在稳定社会秩序中的基础作用。这意味着，“人本”与“民本”两个概念在中西、古今中的含义均存在差异，“人本”多侧重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民本”则是理想政治的关键元素。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两种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观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碰撞，也逐渐凸显出相通之处，那就是以“人”为核心，此成果来之不易。
Abstract: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fers to the “freeman association”, and “human-oriented” to eliminate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to achieve human libera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the proletariat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roces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based” thought is from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enrich the peopl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n play the basic role of the “people” in stability social order. This means that the two concepts of “human-oriented” and “people-based”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human-oriented” mainly focuses on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 while “people-based” is the key element of ideal politics. However, when Marx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two idea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ideologies had an unexpected collision, and similarities began to emerge that is “People Centered Thought”. This achievement was hard-won.
1. 引言
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著作已诞生175年，其以科学的理论一路高歌前进并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不断带来新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潜在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逐渐成为中国救亡图存时代的指明灯。与此同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也不断揭示着何谓真正的“人本”思想，这一关键性理论也与中国早期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传统不断契合，在推动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加速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概念界定：何谓“人本”与“民本”
在普通认知中，“人本”和“民本”两个概念好似差别不大，甚至很多人认为在使用时可以通用。但细细想来，如若两个概念并不存在差异，为何还需使用两个在写法上都不相同词汇进行表述？事实上，通过进行简单的字面理解，也不难发现“人本”与“民本”至少涉及对“人”与“民”两个字的不同阐释上。何谓“人本”？何谓“民本”？两个概念又分别源于怎样的历史语境？对于以上疑问的解答，或许能够给予我们对新时代“以人为本”理念一个更好的阐释维度。
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政治形态，阶级观念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出现，之后更是以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为依托并与之共存。在专制集权愈加强化之时，与最高权力相对应的没有掌握权力的“人”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民”这样的阶层，说明“民”在社会上的地位起初并不高，但这并不影响“民本”观念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重要性，诸如“民为贵”、“利民”“保民”等“以百姓利益为根本”的表述常见。除“民本”外，中国古代典籍未见“人本”说法，却在先秦文献中有两处“以人为本”的表述，见于《鹖冠子》与《管子》两个文本。但这两处所言之“人”与彼时普遍使用的“民”之概念是否相同？仍有待具体分析。《鹖冠子·博选》中载：“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圣贤为本者也。” [1] 显然，此处主要凸显“人”的生物属性，“以人为本”是指以人这一物种以集聚“精神”为基础，而“人”之“成人”更要以成圣成贤为根本，并不与“民”同义。而《管子·霸言》则是在“霸道政治”中论“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2] 告诫历代君王都要懂得以百姓作为政治昌明的重要基石，其中“人”与“民”属于同义，已具备政治环境中强调阶级性的意味。可见，在中国古代语境中“人本”与“民本”多含义共通，也时而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在特定的语句中去理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以偏概全，妄下定论。同时，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使相似如“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其间也存在古今阐释上的差异性，不可以想当然的理解为二者同义。如若需要剖析新时代“以人为本”概念，必然要与“以民为本”概念作一番媾通，追寻前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来源，再做进一步的诠释。
与中国古典政治中多“民本”概念的情况不同，早期西方政治哲学中则多见对“人本”的阐释，而后也催生了“人本主义”这一流派。在西方古典政治发展史上，“人本”多提倡人的价值的确立，把对人的尊严的强调视为人类主体性展现的关键步骤，最早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3] 的观点。直至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人本”概念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有关“人本”这一语词的诸多论述更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逐一阐释，侧重通过对人类本质的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优势。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这样认为，世间中但凡为人皆可称“人”，无种族、无地域限制，但却并不能以“民”来指称。显然，“人”可以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广义解释，而“民”则是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形态下某一阶级的“人”所特有的称谓，是狭义的“人”。或许从普罗泰戈拉、费尔巴哈等人开始，“人本主义”逐渐被创造出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被抬至一定高度，是基于生物角度结合哲学层面理解人，这并不等同于中国现在所讲的“以人为本”理念。结合“人本”和“民本”所蕴含的意在突出社会中“人”或“民”的重要性，可知“以人为本”或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更加凸显“人民”在国家中的根基性作用。
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理念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 , p. 50)着重强调人类能够自由发展的重要性。即是如此，达到这一状态显然要以消除压迫和剥削为事实前提，才能真正彰显人类存在的价值以及人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共产党宣言》还提出：“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 [5]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要力量，并以此为实现个人自身自由的先决条件，从而消除阶级本身对立，这从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实践中也可印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瞻性与正确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之一，《共产党宣言》侧重对“阶级”有关内容的论述，进而通过阶级对立的打破，回归到“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主题。可见，《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人”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对此，可以将相关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阶级”的阐述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批判资产阶级带来的各种弊端，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4] , p. 27)；第二，论述共产党人作为无产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中代表整体利益，最终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第三，无产阶级行动的最重要的两个步骤分别是打破各个领域分割、对立的局面，实现联合进而获得个人和民族的解放。“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4] , p. 47)至此，可以回看西方人本主义典型代表费尔巴哈的理论，他曾提出：“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 [6] 此种把现实的人当作是最真实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对于推动人主体地位的发展非常有意义，因此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然，相较于费尔巴哈的“人本”概念，《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人”的论述更加具体，更加现实，人逐渐成为了历史变革的主力军。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若想使得社会发展顺利，消除剥削与压迫才是迫在眉睫之事。
质言之，站在《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为了实现人类进步这一事业的实践是必要的，其中讲求的既是个人的发展也是个体融入全人类的发展，唯有“联合”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无产阶级对于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形成无疑具有指明意义，只有实现自由解放的人才会成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4. 以政裕民：早期儒家“民本”政治传统
探究中国古典政治中的“民本”思想不仅能够为现代“以人为本”理论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也能够加深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概念的理解。诚然，早期儒家是奠定“民本”理论的先行者，只有深入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民本”思想，才能窥见中国古代“民本”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李存山在《儒家的民本与人权》一文中写道：“儒家的民本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 [7] , p. 4)诚然，这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凝练。事实上，中国早期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段：一是从五帝传说到殷商时期“民为邦本”理念的逐步显现；二是从周之建立为开始，到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将“德”之概念与“民”相关联，推动“以民为本”理念进一步发展。
探究五帝传说叙事到殷商时期的“民本”思想，多以《诗经》《尚书》《史记》等文本内容作为主要参考。据《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一段皋陶、禹与帝舜三人之间的经典对话：当帝舜问怎样治理国家时，皋陶和禹不约而同地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安民”。可见，早在帝舜时代，“民”就已成为治国安邦的关键因素，君主与民之间可谓是互相成就的关系。也就是说，重视“民”的观念在上古五帝传说时代便已初显，更是在此后的夏朝时期，“以民本为”之说被明确提出。现代学界多认为《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8] 是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当时，夏朝第三任后姒太康忆祖大禹的训诫之话，反思失国的原因，认为“民”才是立国之基，唯有打好这个基础国家才能稳定长久。商时期，与“民”有关的记载较少，唯《诗经》有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9] 这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与商代“民本”思想有关的论述，意在指出国土虽广，但皆为百姓之居所，进而引申理解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也需要由“民”来共同守护。
从西周到孔子及一众早期儒家思想代表，逐渐将“德”概念融入与“民”相关的论述中，从而构建了理论依据更加规范的“以民为本”思想。西周是一个极其强调“德”的时代，每一任君主认为只有具备“德”才能够把握住政权的命脉，故周代论“民”也与“德”相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10] 将国家之兴寄托于民，即百姓掌握着国家存续的关键，即使是“神”也要依“民”的意志行事。冯友兰在讨论孔子“仁”的思想时，就是选择从“人”与“民”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仁”的理论来源于对“人”的反思，其言：“‘人’就是人类的那个人，‘民’是被统治的群众。和‘人’对立的名词是‘禽兽’；和‘民’对立的名词是‘君’，是统治者。‘民’这个名词有政治的意义，‘人’这个名词的主要意义是生物上的和道德上的。” [11] 对于孔子来说，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2] , p. 16)以“德”教化百姓、以“礼”规范其日常行为与生活，是成就君主德治的一种方式。因为孔子认为民心的稳定将有利于国家的和谐，其言君子“修己”最终是也是为了“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 [12] , p. 181)可见，“百姓”或者“民”生活之好坏是检验统治者治国是否有成效的标准，这一条无论古今都是政治的核心原则。所以，对于“民”不能够只以刑罚规制，久而久之必定会适得其反，只有“礼”的外在规范和“仁”的内在修养一同发挥作用，才是“德治”。与此同时，孔子还认为君主应该勤于政事，致力于树立正面形象，让百姓相信国家有足够的粮食、有充足的兵力，这样才能在百姓和统治者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君主是可以信赖的，以此稳定民心巩固江山。相较于孔子，孟子对“民本”的思想探讨的就更加具体，可以说其仁政的核心就是“民本”。蔡仁厚曾讨论过孟子“为民”思想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并归类为四个方面，即养民、教民、使民、保民。他认为：“这套政治理论，本质上仍只是传统政治中‘修德爱民’观念的引申。” [13]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4] 然而“贵”与“轻”的对举是在表达百姓更尊贵，君主更轻贱的意思吗？这样就会发现矛盾之处，即“民贵”与“君轻”与阶级社会中君主与百姓两种身份对应的地位并不相符，显然违背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等级观念。对此，冯友兰这样解释：“‘贵’有尊贵的意思，同它相对的是‘贱’。孟轲的下文说：‘君为轻。’可见这个‘贵’字是和‘轻’相对的，有比重大的意思。” [15] 基于此，原句的正确解释应该是“民”比“君”更应该受到关注，从而“得民心者德的天下”的理论才有可能实现。荀子的主张中由于以“礼法”最为特色，所以很少有学者关注他的“民本”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荀子》中没有对此做过讨论。李存山曾言：“儒家的价值理念就是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所‘立’(取得社会所承认的位置和成就)、有所‘达’(能够顺利发展)。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但又以‘富民’、‘制民之产’为基础。……荀子也主张‘以政裕民’(《荀子·富国》)，富而教之，‘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 [7] , p. 11)言下之意，早期儒家所构建的君民政治理念中，“为民”都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原则。与孟子一样，荀子以人性为出发点对其思想进行展开，但不同的是，荀子基于人生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理论多论“人”而非“民”。其中“人”的概念与“性”和“自然”有关，“民”之概念则出现于圣人教化部分。由于人生来有欲望，欲而不得便产生纷争，这必然给社会带来动荡与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稳定住“人”才能稳固政权，从而“化性起伪”这一概念被引入。因此，能够施行这一教化功能的人被荀子限定为圣人和君主。同时，荀子也讲“涂人”也可以成为“禹”，也就是说谁都有机会成为那个教化众人的圣人或君主，只不过要取决个人的努力程度罢了，突出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
总体看来，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让儒家“民本”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孔子在他的仁学思想中充分尊重个体的人格修养，以此发扬人的价值，也让“民本”初具“人本”之意。同样地，孟子第一次系统地论述“民贵”理念，也让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君主懂得要赢得百姓对其权力的拥戴，二者之间仿佛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荀子》中也是有诸多与“本民”概念相关的记载，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16] 这犹如老子无为之学中所讲的水，天下最柔莫过于水，最坚也莫过于水，但正是这水最为重要，因其有强大的力量而不可撼动，以水喻民最为贴切。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家在论述“民本”时虽在表述方式上各有千秋，但其中内涵却都大致相似，都是在强调要正确处理百姓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施行德政和爱民都是国家强盛的基石，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关键方式。显然，“民”这一群体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近代梁启超曾言：“质言之，则人人皆可为天子也。此种人类平等的大精神，遂为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 [17] 其中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与对立，也意味着是可以从“民本”与“人本”两个概念中孕育出符合现代政治理念的“民本主义”，这一点尤为重要。
5. 结语
近代之时，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向西方探索的热潮，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却仍是桎梏在旧有制度之下的产物，亟需做出改变，适应彼时社会形态。于是，这一时期开始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优势的基础之上，吸收借鉴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理念，产生了新的理论诠释，如康有为的大同说、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进化学说以及孙中山的三民学说等，都是中西结合后的理论学说。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一步融会贯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逐渐应运而生，张荣臣曾指出：“‘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中的本，就是指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8] 从而突出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尊严以及社会价值。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永续推进仍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持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本思想与《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思想深度结合。那么，这也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理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界》中说：“理论学习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理论学习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 [19] 所以，我们要有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决心，认真、反复研读经典著作。于是，重读《共产党宣言》意义重大，感悟中华优秀传统经典的力量也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