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论维度：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内涵研究
1.1. 革命思想
关于该研究，学界基本聚焦在对马里亚特吉革命思想研究以及延伸出拉美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的宗教性因素。凌哲宏 [1] 阐述了马里亚特吉开辟拉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原创性贡献，明确了革命对象、革命道路、革命主体力量和革命思想，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马里亚特吉利用拉美现实凝聚共产主义共识，利用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式，为秘鲁找寻统一战线的法宝。韩欲立、温晓春在《马里亚特吉与拉美马克思主义——兼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比较》中从马里亚特吉思想中的浪漫主义革命观出发，认为宗教和神学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马里亚特吉著作中频繁提及“神话”“神秘性”等概念的原因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宗教和神话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和伦理维度，正如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斗争需要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信念的支撑一样，它归根结底绝对地从属于人类解放事业。” [2] 冯昊青与郑祥福指出马里亚特吉重视发挥精神作用。在叶建辉的《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一辩——重审拉美马克思主义史》一文中，指出马里亚特吉摆脱了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控制，在宗教和神话中发现了战胜虚无主义的武器，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意志论与宗教色彩。
对社会革命运动的影响。唐纳德·霍奇斯在他的重要著作《尼加拉瓜革命的知识基础》(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概述了马里亚特吉对桑地诺思想中，灵活、开放和能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托马斯·安格蒂 [3] 也为马里亚特吉对桑地诺主义者的影响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马里亚特吉最持久的贡献是在秘鲁的具体情况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制定民族解放的革命战略，并从宗教、文学、教育和国际主义等角度阐述了马里亚特吉思想对革命理论的影响。
革命精神中的宗教因素，迈克尔·洛维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革命神秘主义》(Communism and Religion: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s Revolutionary Mysticism) [4] 中，对马里亚特吉革命思想中的“神秘性”概念，浪漫主义因素做了详细的阐述。迈克尔·坎德拉里亚讨论了马里亚特吉的宗教观点如何预见了当今解放神学家的某些主题，并对马里亚特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思想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爱德瓦尔多·苏比拉 [5] 认为印第安文化与亚洲传统文化在历史、文化、心理上有着不少的相似点，马里亚特吉的拉美化革命精神重新定义了政治文化多元化。在马克·贝克尔 [6] 对作为马里亚特吉思想的组成部分的宗教观点进行了论述，肯定了其革命思想中的这种主观因素，并讨论了这种宗教观点在其去世后对革命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胡安·莫里略·加诺萨发表，由周子勤翻译的《马里亚特吉革命精神的现实性》 [7] ，文中高度肯定了马里亚特吉革命精神的现实性作用，认为其对秘鲁国情无可估价的正确分析，皆源于马里亚特吉思想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
1.2. 土著主义思想
马里亚特吉对拉丁美洲社会革命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塑造历史的创造性力量，这种以主体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土著问题，在吴德明《拉美印第安人问题》一文中指出：“取信于印第安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 [8] 马里亚特吉本人也提到：“印第安人已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见，土地问题是土著居民解放的关键，土地是土著居民政治意识形态觉醒的基础。Felix Pablo Friggeri [9] 分析马里亚特吉的革命思想与土著主义有着共同的根源，在土著社区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元素，而该元素是保证印美社会主义的不可复制性的基础，“印美社会主义的英雄创造力是建立在为社区生活而斗争的日常和大众实践之上的，远离一般或宏大的思想，它将精力集中在大众实践和传统导致的社会转型上。”作者分析了马里亚特吉把土著居民作为英雄创造的认知主体的可能性，认为马里亚特吉通过神话理论建立革命哲学的基础，而革命神话并不是强加的，而是大众自主发现的，“革命可以成为跨越统一时间的事件，通过一种打破累积进步的时间性的姿态，传达乌托邦的未来(社会主义)和神话的过去(土著世界)”，作者主张的土著主义与马里亚特吉革命理论性质之间的联系，使用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来说明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无法实现拉丁美洲社会改革，而只能是通过土著居民的解放和土地的完全重新分配来实现。Michael Löwy [10] 总结道：“融合了欧洲文化最先进的方面以及土著共同体中的千年传统，并试着将农民群体的社会经验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格里亚瓦尔瓦·胡安·卡洛斯(Grijalva Juan Carlos)追溯了马里亚特吉思想中的印加文化因素，认为马里亚特吉借鉴古代印加传统，试图将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土著主义融入同一个国家革命进程，创造性提出了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洛斯·克鲁兹·莫斯克拉 [11] (Carlos Cruz Mosquera)肯定了马里亚特吉在20世纪初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土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并继承了马里亚特吉的观点，认为秘鲁、哥伦比亚和今天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证实，种族和阶级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革命运动未能解决这一双刃剑困境，那些试图至少减轻该地区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的人最终被西方帝国主义者及其当地代理人所取代，但种族与阶级的结合仍然可以为遭受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提供有力的工具。“马里亚特吉的开创性工作是努力建立一种革命性的方法论和运动，避免机械地照搬欧洲理论，但仍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分析为核心特征。他娴熟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本土主义结合起来，为今天希望与种族主义阶级压迫作斗争的拉丁美洲人提供了蓝图。”
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是否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的问题。马克·贝克尔 [12] (Marc Becker)提到了马里亚特吉与共产国际之间就拉丁美洲是否适合建立印第安共和国这一问题而引发的争论。马里亚特吉认为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现有的民族国家成型过于发达，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印第安共和国。他发现自己信奉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认为使印第安人受压迫是他们的阶级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种族、民族或国家身份，因此，他拒绝建立印第安共和国。“印第安人最好是在现有的国家结构中争取平等，而不是在一个自治国家中进一步边缘化自己，使自己无法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好处。”马克·贝克尔总结了尼古拉·米勒和罗莉·波皮诺的观点，认为拉丁美洲的革命成功皆因保持了不受苏联干预的思想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及其焕发出来的持久魅力，无法通过外部因素获得正确解释，只有通过拉丁美洲自身内部的发展才能得到理解。”
1.3. 宗教与神话思想
Joel Rojas Huaynates [13] 分析了马里亚特吉的“神话”概念的引入，作者认为“神话是社会实践的核心”。马里亚特吉与葛兰西生活在相似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缺乏工业发展，只有早期资本主义。葛兰西提出集体意志，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需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土著人民的联盟来寻求历史主体，作者对此做出对比，分析马里亚特吉如何将葛兰西创造的马基雅维利王子(抽象的领导人形象)与索雷尔的神话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神话，还需要工人组织的诞生和秘鲁社会党的创建”，神话概念的运用使马里亚特吉能够面对资产阶级的衰落，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哈诺(Anbal Quijano)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现代性、认同与乌托邦》中反思马里亚特吉思想中的神秘性特征，对现代性进行了历史分析，指出面对欧洲工具理性的危机。芝诺·德帕兹 [14] (Zenón Depaz)反思和发展政治神学主题，证明了神话与集体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神话的目的是政治实践，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因此神话在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此外，作者提出了神话的前瞻性特征，“神话的使命不是抚慰人心，而是引导人们的意志走向变革的行动”，从认识论基础角度出发，神话范畴是批判理性主义的来源，补充了马里亚特吉对神话的分析。阿尔贝托·弗洛雷斯·加林多(Alberto Flores Galindo)在其著作《马里亚特吉的痛苦》中指出马里亚特吉的宗教观深受米格尔·乌纳穆诺“痛苦灵魂”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从马里亚特吉的积极的政治斗争活动中看到了“痛苦”展示的实际效果，认为宗教能够作为政治变革的载体。
迈克尔·洛维 [15] 认为马里亚特吉著作中的“神秘性”(mystical)一词显然源于宗教。马里亚特吉的“神话”理论是具有“浪漫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一个重要但被遗忘的因素。但这在马里亚特吉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他将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看作是“神话”，认为重拾“神话”是迫在眉睫的。“马里亚特吉选择了索雷尔，那是因为他需要这位法国思想家——他是进步幻觉的无情批评者，是革命神话的英雄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解释的倡导者——来对抗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贬低。”分析马里亚特吉“革命神话”理论与索雷尔“神话”理论之间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浪漫主义相互兼容，相互丰富。马里亚特吉 [16] 也肯定了“神话”之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革命理论、神话，把宗教运动的经验运用到社会主义运动中，为革命哲学奠定了基础。”
2. 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价值研究
2.1. 是丰富当代拉美左翼政党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
马里亚特吉通过各种形式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理论，帮助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因地制宜进行剖析，主张发挥农民的革命潜力，拒绝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选择开放地结合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里亚特吉的理论不仅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而且还推动了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发展，他的革命神话理论也借此影响了人民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可以灵活、富有韧性地适应当前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化，虽然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历史境况进行教条主义式的指导已经失去了信誉，但那些愿意公开、灵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国家却幸存了下来。罗杰·伯尔巴赫和奥兰多·努涅斯 [17] 称桑地诺实验是一座政治灯塔，指引着美洲乃至世界上的革命者抛弃不合时宜的旧思想，从而在美洲掌握主动权。秘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尔贝托·弗洛雷斯·加多林 [18] 曾写道：“社会主义不仅是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大门不是永远关闭的，只是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打开它。”尽管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受到了打击，但在拉丁美洲，如果左翼分子能够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通向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单一的，在一个国家行得通的东西不一定在别的地方、别的文化或别的时代可行，如若思考并设想新的情况，他们的社会主义仍有前途。马里亚特吉思想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凡登 [19] 在墨西哥《拉丁美洲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改革的文章断言，如果遵循马里亚特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避免教条式的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和缺陷。面对这些时代变化，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仍然有其价值，研究他的工作对建立现代社会主义大有裨益。
2.2. 是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资源支撑
马里亚特吉在1924年他这样写道：“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太重要了，以至中国的事情和中国人，不能不吸引我们。”然后他又以一贯的坚定信念补充说：“在精神和外貌两个方面，比起欧洲来，中国离我们近得多。我国人民的心理因素，亚洲色彩多于欧洲色彩。” [20] 其中，在探索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国内学者尤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经验借鉴。韩欲立、温晓春指出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历史经验和政治发展等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二者可以就本土化经验和社会主义观等理论问题上进行相互借鉴，研究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一方面是中国与拉美国家都掉进了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路径的“忧虑漩涡”之中，拉美左派的动荡，使得民族民俗缺乏从经历到相信的过程。
2.3. 中国加强主导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有利借鉴
另一方面是对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建设启示，拉美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意味着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支持，拉美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摇摆与回溯，更给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经验。但也有相关学者认为，拉美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体现，研究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应对民族问题或历史残余等情况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凌哲宏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拉美化之间相互交织，共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推向高潮。王小刚 [21] 界清了拉美化的概念，从拉丁美洲社会情况和历史残余问题进行因果分析，认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跟拉美国家是极其相似的，而且中国若是“拉美化”，其前景将是不堪设想的，作者从中汲取可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鉴的经验，为中国防止“拉美化”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3. 历史维度：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演进研究
3.1. 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演进研究
学界目前将马里亚特吉旅欧前后以及秘鲁社会党的建立作为主要节点，把本土化思想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萌芽期”的马里亚特吉在秘鲁关心着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与阶级运动，关注国内反抗大庄园制运动，受国外十月革命胜利的浪潮席卷，社会主义思想悄然生根。“发展期”的马里亚特吉远走国外，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见证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社会主义革命行动和工人运动的实践，虽远在国外，但马里亚特吉心系秘鲁，不断在欧洲大陆上寻求解救秘鲁的良方，投身工人运动，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结合秘鲁国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成熟期”的马里亚特吉回到秘鲁，在抓紧展开理论建设的同时，他建立了秘密共产主义小组和秘鲁总工会，积极投身各种革命活动。但由于马里亚特吉的早逝，以致于他没能继续指导及更新其思想在秘鲁的实践，反而在拉美其它地区孕育出了成功的果实。
3.2. 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历史经验研究
对于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历史经验研究这一问题，学界普遍聚焦于两个角度，一是对拉美左翼政党运动的影响探索，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来的经验与启示。拉丁美洲左翼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党内政策变化与国际政治格局紧密相关。拉美地区的政治运动，长期受左右翼党派的拉锯，而实际上双方都不具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对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历史经验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构建拉美左翼政治话语及意识形态体系，加强左翼政党动员群众力量的治理能力，加快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的本土化进程。李锦华总结拉丁美洲共产党发展现状的同时，也高度认可了马列主义在拉丁美洲所发挥的作用，马里亚特吉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制定政策的主要思想精神，在拉美左翼党派中得到深度发展。
该研究领域的学者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与中国化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叶健辉 [22] 将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意义给予极大认可，认为中国与拉美所遭遇的经历相似，如若不去正视历史，不汲取经验，拉丁美洲的过去也许是中国的未来。“拉丁美洲不是跟中国无关的大陆。回想历史，中国的1840年就是拉丁美洲的1492年，英国人对中国人的鸦片战争就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殖民战争。印第安世界遭到毁灭的庙宇就是他们的圆明园，切·格瓦拉曾经为之惊叹不已的马丘比丘就是印第安世界的长城。与手无寸铁因而只能用石头和弓箭战斗的印第安人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人具有更为有效的军事抵抗能力，这使我们的命运没有像印第安人那么悲惨。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印第安人。”
4. 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研究展望
4.1. 深化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内涵研究
目前，学界在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这一概念的运用提法较多，例如“马里亚特吉拉美化”“马里亚特吉民族主义思想”“马里亚特吉社会主义思想”“马里亚特吉民族化思想”等，对概念的界定方式和界定角度尚未统一，其概念内容已然趋同，但缺乏对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特征、内容与方式的明确界定，导致难以展开进一步的深度研究与领域开拓。因此，重视深化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内涵研究，澄清前提，究其本质，探究其特征，细分其内容，学界形成理论共识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4.2. 吸收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经验与教训研究
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提出以来一直受到拉美地区的高度关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拉美地区的传播积累了宝贵经验，秘鲁、古巴及尼加拉瓜等地也各自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斗争之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进一步构建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视角来看，我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面对相似的本土化问题，中国急需借鉴及吸收别国经验。
4.3. 细化目标，优化革命实践路径
当前，总结革命实践路径的内容的文章逐步增加，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具有理论共识的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实践方式，提炼本质，以期更好地投入其它地区进而推广实践。虽然讨论热度正在上涨，但不少路径研究着眼于宏观领域，重点研究焦点问题下具体的实践路径，诸如土地问题是中心问题的土地斗争领域、利用土著主义唤醒民族意识的社会主义思想领域、宗教中利用教徒资源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等，而目前，需要把相关领域的具体对策进行精细化研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提升马里亚特吉本土化思想的世界影响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