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心理出轨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对伴侣之间的关系状态感到不满意，并将把本该给予伴侣的感情、时间、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异性身上的现象(Harris, 2004)。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如会让个体出现内疚、痛苦的情绪，也会出现引发个体自尊下降等情况(Spanier & Margolis, 1983; Shackelford, 2001)。除了影响个体本身，还会损伤到与伴侣之间的关系，如出现针锋相对，甚至具有攻击性等情况(Eaves & Robertson-Smith, 2007; Daly, Wilson, 1988)。因此，研究大学生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成因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良好的恋爱观，促进健康、积极的婚恋婚育。研究发现，在恋爱关系中，个体的人格特质、对恋爱中的承诺水平、社会性取向等因素会影响个体心理出轨的程度(Barta & Kiene, 2005; Mattingly et al., 2011)。
依恋焦虑本身作为个体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主要指的是在关系中以保持亲密需求为特征，对担心被拒绝和被抛弃而表现出焦虑和痛苦的倾向(Hazan & Shaver, 1987)。依恋理论认为早期个体与依恋对象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期待与信念会影响个体成年后对伴侣关系的认知与行为(Bowlby, 1969)。根据依恋理论，国外学者Fraley等人提出依恋关系的新模型，他们认为依恋焦虑是一个评估–监控系统，其中高依恋焦虑的个体对依恋对象的身体、心理水平变化更加敏感(Fraley & Shaver, 2000)。有研究证明高依恋焦虑的个体的评估–监控系统的阈限较低，更容易在亲密关系中识别到负性事件，产生较差的关系质量，更容易怀疑伴侣的专情程度(Simpson & Rholes, 1994; Seiffge-Krenke & Burk, 2015; Mikulincer & Shaver, 2007)。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依恋焦虑正向预测怀疑伴侣的心理出轨。
爱情三元论中提到爱情关系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为亲密、激情与承诺，其中承诺作为认知因素对浪漫关系产生重要作用(Sternberg, 1986)。Agnew等人认为承诺是指一种长期参与取向、产生心理依恋的关系(Agnew et al., 1997)。投资模型理论认为承诺会受到恋爱关系中的满意度、对选择放弃恋爱对象转向其他人的判断以及在亲密关系中消耗的资源等因素共同影响(Rusbult et al., 1991; Agnew et al., 1998; Rusbult, Martz, & Agnew, 1998)。以往研究表明，投资模型能够成功预测关系的稳定性、牺牲等关系的维持(Rusbult, 1983; Van Lange et al., 1997)，其中高承诺水平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更多可信赖的行为(Ismayilov & Potters, 2016)。学者Drigotas等人研究表明承诺水平负向预测怀疑伴侣出轨程度(Drigotas, Safstrom, & Gentilia, 1999)。此外，依恋焦虑作为早期出现并对个体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对承诺水平也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依恋不安全感与关系承诺的变化有关(Dandurand et al., 2013; Etcheverry et al., 2013; Slotter & Finkel, 2009)。同时，有研究发现依恋焦虑与较高的承诺水平有关(Joel et al., 2011)，当一个人更强烈地依赖于一段关系时，承诺就会得到加强(Rusbult, Martz, & Agnew, 1998)。学者Mikulincer等人认为在高度唤醒浪漫关系的条件下，高依恋焦虑的人可能会产生控制或胁迫伴侣的行为，以此用来回应拒绝的暗示，从而试图引起伴侣的支持和投资(Mikulincer & Shaver, 2007)。因此，高依恋焦虑的个体在高度唤醒浪漫关系的情况下，为维持浪漫关系，更可能出现高承诺水平，从而减少对伴侣心理出轨的怀疑。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之间起遮蔽作用。
一直以来，性别差异在恋爱关系中的影响是研究爱情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无论是何种恋爱关系类型，性别已被确定为出轨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Allen et al., 2005; Blow & Hartnett, 2005)。目前研究结果发现，心理出轨存在性别差异，学者Garg与Ruhela的研究发现在正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国外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有更多出轨的可能性(Garg & Ruhela, 2015)。此外，不同性别对不同出轨类型的反应程度不同，如男性对性出轨更敏感，女性对情感出轨更敏感(Buss et al., 1992)，中国学者张璐等人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知觉到伴侣出轨(张璐等，2017)。对于性别在承诺水平与恋爱关系中的影响，研究结果出现文化差异性。有研究者发现国外男性对承诺有更负面的看法，更容易欺骗伴侣，导致产生出轨想法或行为，而国外女性对承诺有更积极的看法，她们在做出承诺后会因避免背叛、厌恶等情绪而不愿违反承诺，因此会表现出更多的可信性行为(Ong et al., 2014; Josephs & Shimberg, 2010; Baumgartner et al., 2009; Ismayilov & Potters, 2016)。与此同时，学者陆爱桃等人发现了性别因素会调节中国大学生的承诺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其中中国男性比中国女性更看重恋爱中的承诺，更愿意去实现承诺从而保持亲密关系的延续(陆爱桃等，2012)，这或许能够说明男性与女性在心理出轨上的差异与承诺水平关系密切。至此，基于本土化的研究证据，本研究提出假设3：在依恋焦虑通过承诺水平影响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后半路径(即承诺水平与怀疑伴侣出轨之间)，性别起调节作用，较之女生，高承诺水平的男生更不易怀疑伴侣心理出轨。
综上，本研究在依恋理论、恋爱三元理论、投资模型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考察依恋焦虑通过承诺水平影响大学生心理出轨的作用过程以及性别在该作用过程上所起的调节作用，具体的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参与者
本研究在一门网络选修课的学生中选取，且所有回收问卷都是被试在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收集。本研究的参与者来自一门面向各个高校开放的网络选修课的选修学生。在上课期间，课任老师发出通知邀请学生完成这项调查，有学分和小礼物作为奖励。所有回收问卷都是参与者在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收集的。一共调查了466名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其中，男生131人(28.11%)，女生335人(71.89%)，平均年龄为19岁(SD = 1.13)。
2.2. 工具
2.2.1. 依恋焦虑量表
采用由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版(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中的依恋焦虑分量表，该量表共有18条项目(例如，“我担心我会被抛弃”)。采用李克特7点评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依恋焦虑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
2.2.2. 承诺水平问卷
采用翟淑娜(2014)翻译的Rusbult，Martz和Agnew (1998)编制的投资模型量表(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中承诺水平量表(commitment level, CL)。共7个项目(例如“我将会一直忠于我的恋人”)，采用0到8的9点计分(0 = 一点都不同意，8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承诺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7。
2.2.3. 心理出轨量表
采用张璐等人(2017)基于Sternberg爱情三元理论，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出轨问卷(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Infidelity Questionnaire, CSEIQ)。问卷共11个项目，问卷采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点(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表“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他评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评价的对象越容易出现心理出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
3. 结果
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用IBM SPSS 26.0进行的。首先，我们计算了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然后，使用SPSS PROCESS 3.5 (Hayes, 2018)，进行多元回归和中介分析以及调节效应分析，检验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和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在承诺水平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之间的调节作用。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依恋焦虑、承诺水平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等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问卷测量的所有题目做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检验(Harman, 1976)。结果发现，8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0.958%，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分别对依恋焦虑、心理出轨、承诺水平以及性别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结果发现，依恋焦虑水平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与承诺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01)，即依恋焦虑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且承诺水平越高；承诺水平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即承诺水平越高，越不容易怀疑伴侣心理出轨；因性别与承诺水平和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水平相关显著，故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控制。
备注：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 0，男生 = 1；*p < 0.05，**p < 0.01，***p < 0.001。
3.3. 依恋焦虑对心理出轨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Hayes (2018)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4，在控制了性别的情况下对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与依恋焦虑对承诺水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15, ps < 0.01, β=0.25, ps < 0.001)，性别与承诺水平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β = −0.09, ps < 0.05, β = −0.40, ps < 0.001)，依恋焦虑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22, ps < 0.001)。由表1、表2可知，因为依恋焦虑、承诺水平、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两两显著相关，且依恋焦虑、承诺水平对心理出轨的预测系数符号相反，所以依恋焦虑对心理出轨的作用中可能存在遮蔽作用，即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与心理出轨中起遮蔽作用，其中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与心理出轨中的标准化效应值为−0.10，BootSE为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4, −0.06] (见表3)，说明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中存在遮蔽效应。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commitment level i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derailment
表2. 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与心理出轨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备注：*ps < 0.05，**ps < 0.01，***ps < 0.001。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bootstrap estimation)
表3. 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估计)
其次，采用Hayes (2018)编制的SPSS PROCESS宏中的Model 14 (Model 14假设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路径被调节)，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见表4和图2。承诺水平与性别的交互项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30, p < 0.05)，表明性别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性别在承诺水平和怀疑伴侣心理出轨之间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判定指数INDEX为−0.07，95%置信区间为[−0.14, −0.02]，再次表明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见图3)，结果发现：女生的承诺水平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预测作用较小(β = −0.33,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43, −0.23]，男生的承诺水平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预测作用较大(β = −0.63,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80, −0.46]。当被试为女生时，遮掩效应ab = −0.08，Boot SE = 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2, −0.05]；当被试为男生时，遮掩效应ab = −0.16，Boot SE = 0.04，95%的置信区间为[−0.23, −0.09]。
Table 4.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the level of commitment and psychological infidelity
表4. 性别在承诺水平与心理出轨中的调节作用
备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Normalized path coefficient plot fo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p < 0.001, *p < 0.05
图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p < 0.001，*p < 0.05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commitment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derailment
图3. 性别在承诺水平与心理出轨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依恋焦虑与心理出轨的关系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依恋焦虑与怀疑伴侣心理出轨行为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依恋焦虑显著正向预测怀疑伴侣心理出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Mikulincer & Shaver, 2007)。Fraley等人基于依恋理论提出的新模型认为，高依恋焦虑者对依恋关系中产生的变化会更敏感(Fraley & Shaver, 2000)。在高度唤醒浪漫关系的条件下，高依恋焦虑的个体期待与伴侣保持稳定性关系或依赖伴侣的同时，会出现高度地警觉伴侣拒绝有关彼此恋爱关系信息的现象(Cassidy, 2000; Rholes & Simpson, 2004)。此外，高依恋焦虑的个体有时很难从各种具有“暗示”恋爱关系出现问题的情境中摆脱出来(Mikulincer et al., 2002)。因此个体在这种情景下，更可能助长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可能性。以往有关心理出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体当前或以前恋爱关系对心理出轨的影响，很少考虑到个体先前的经验，尤其是早期依恋关系对心理出轨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为研究影响心理出轨的早期个体化因素提供支持。
4.2. 承诺水平的遮掩效应
研究发现，承诺水平在依恋焦虑和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关系中起“遮掩效应”：即依恋焦虑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直接效应(c’)与承诺水平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间接效应(b)符号相反，使总效应(c)被遮掩。承诺水平弱化了依恋焦虑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影响，这一结果将为今后探索依恋焦虑及其行为发展结果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爱情三元论和投资模型理论认为在恋爱关系中付出越多越有利于关系的稳定(Sternberg, 1986; Rusbult, Martz, & Agnew, 1998)，本来高依恋焦虑的个体是更容易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但是如果其对伴侣的承诺水平也较高，则可以弱化依恋焦虑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不利影响，所以对高依恋焦虑者来说，可以通过提高对伴侣的承诺水平来减少对方心理出轨的怀疑。
4.3. 性别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承诺水平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程度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之下，男生的承诺水平对其怀疑对方心理出轨的影响更大，即男生在高承诺水平的条件下，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程度比女性较低，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女性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更敏感的结论一致(Buss et al., 1992)。
由于女性对出轨的情绪反应比男性强烈(Leeker & Carlozzi, 2014)，对出轨的线索更敏感(Zandbergen & Brown, 2015)，更担心自己的利益在交往中受到损害(陆爱桃等，2012)，所以他们会更在意对方是否会心理出轨，更嫉妒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与伴侣关系的人。即使女性对伴侣的承诺水平较高，也不足以缓解高依恋焦虑者对伴侣心理出轨的怀疑。对女生而言，尽管承诺代表了她们对爱情的憧憬，但这对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依赖是不够的(陆爱桃等，2012)。相反，男性对出轨的情绪反应不如女性(Leeker & Carlozzi, 2014)，他们更不容易因为对方的社交网络行为产生嫉妒情绪(McAndrew & Shah, 2013)，因此当他们对伴侣的承诺水平较高时，足以抵消部分由于依恋焦虑导致的对伴侣出轨的怀疑。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大学生依恋焦虑对怀疑伴侣心理出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促进建立健康恋爱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特别是本研究所发现的性别差异，为今后对不同性别的依恋焦虑者形成不同的干预方案提供了一些实证依据。但同时本研究也存在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难以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追踪设计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发展过程。第二，本研究研究样本相对较小，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不足，所以本研究的结果对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的推广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样本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以考察当前结果的普适性。另外，本研究只涉及对自己承诺水平和对伴侣心理出轨的评估，为了获得更确定的因果关系，今后的研究可以把对伴侣的承诺水平的判断与对自己心理出轨可能性的评估也纳入进来，做更为深入的探索。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湖北医药学院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S202213249010)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