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拖延(Procrastination)是指当个体面临必须完成的任务时，仍自愿延迟预定计划的非理性回避行为(Steel, 2007; 庞维国，2010)。研究表明，虽然拖延会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并同时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但是，长期习惯性拖延在以成功为导向，充满时间压力和竞争的现代社会里，仍然会被看成是一种问题行为。拖延既会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也会对个体的学业和事业成功乃至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景雅，2019；雍挺俊，李义安，2017)。
积极组织行为学认为，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不断发展着的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是可测量、可开发的重要心理资源(Alan, 2013; Luthans et al., 2008)。研究发现，员工的积极心理资本对其工作绩效有促进作用，对其工作态度有积极影响(Luthans et al., 2005)。积极心理资本的希望、乐观、韧性和自我效能与员工的旷工行为呈负相关。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拖延水平越低(张洁等，2019)。研究发现，大学新生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希望和韧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拖延行为，即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拖延行为越少(徐涛，毛志雄，2016)。高智敏研究发现，高中生与职高生的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学习动机、学业倦怠的多重中介作用对学业拖延产生影响(高智敏，2016)；基于PCI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理论设计的团体辅导方案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减少学业拖延。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其拖延行为。
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指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个体支配和掌握时间的人格倾向(周永红等，2014)，包括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李英琦等元分析结果发现，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两者关系受学段及性别因素调节(李英琦等，2018)。孙华君等研究表明，时间效能感和时间价值感水平较高是拖延状况的保护因素，时间监控感水平较高和年级较高是拖延状况的危险因素(孙华君等，2018)。谢丽娟研究发现，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对中职生学业拖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谢丽娟，2019)。马忆萌等研究发现，医学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时间管理倾向正相关显著；积极心理资本可以正向预测其时间管理倾向(马忆萌，李想，2017)。鉴于国内学者多把时间管理倾向当作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中介变量开展研究(郑治国等，2018；李强，马利军，2019)，本研究提出假设2：时间管理倾向是积极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中介变量。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全世界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的大学生群体的生活和学习自然也受到巨大冲击。与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和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相比，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普通民众，更多感受到的是心理上的冲击，很多人容易产生焦虑、恐惧、抑郁等一般心理健康问题。在探讨拖延和健康的关系时，国内研究者多把心理或生理健康状况看作是拖延行为的结果变量进行研究(卿再花等，2018；孙怡文，2016；Fredrickson, 2001)，而鲜有把一般健康状况作为影响拖延行为的调节变量而开展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大学生的一般健康状况是时间管理倾向发挥中介作用的调节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的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在探讨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在积极心理资本影响拖延行为的中介作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大学生的一般健康状况对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以为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开展的心理防疫工作提供有效的研究依据，此外，对于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方法
(一) 对象
采取目标取样和方便取样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的山东、浙江、广西和青海等省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982份。其中男生206人，女生776人；大一419人，大二340人，大三139人，大四84人；理工类857人，文史类125人；家庭所在地农村488人，城镇494人。
(二) 研究工具
1) 拖延问卷
采用由陈小莉等人(陈小莉等，2008)翻译修订的Aitken拖延问卷(API)，该问卷是一个单维度的自评量表，包含19个项目，采用从1 (完全不符合)到5 (完全符合) Likert 5点计分。个别项目反向计分后，计算问卷总均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拖延问题越严重。研究表明(戴晓阳，2009)，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67。
2)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采用由黄希庭等人(黄希庭，张志杰，2001)编制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该量表共44道题，包括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分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5分。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后，计算维度均分和总均分，被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时间管理倾向水平越高。研究表明(罗杰等，2013)，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35；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880、0.903、0.829。
3)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由张阔等人(张阔等，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PPCQ)，该量表共26个题目，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采用从1 (完全不符合)到7 (完全符合) Likert 7点记分。部分项目反向计分后，计算各维度均分和总均分，被试得分越高，表示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研究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19；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782、0.741、0.850、0.825。
4) 一般健康问卷
采用由李虹等人(李虹，梅锦荣，2002)编制的一般健康问卷(GHQ)，该问卷共20道题目，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三个维度。问卷采用“是1–否0”计分，自我肯定维度反向计分，忧郁和焦虑维度正向计分，被试问卷和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心理问题可能越严重。研究表明，该问卷的信效度较好。在本研究中，总问卷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766、0.694、0.676、0.851。
(三) 调查方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调查，被试根据自愿原则完成问卷，平均完成每份问卷的时间在15分钟左右。
(四) 施测过程与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和Amos24.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熊红星，张璟，叶宝娟等，2012)。因此，在施测问卷时，严格控制施测过程，如强调调查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问卷匿名填写，资料绝对保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使用不同计分方式等。在分析数据时，采用单一未测法潜变量法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7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5.65%，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郑治国等，2018)。
(二)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1积差相关矩阵表明，一般健康状况与拖延显著正相关，说明一般健康状况是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促进因素。积极心理资本、时间管理倾向与拖延均显著负相关，说明它们都是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保护因素。一般健康状况与时间管理倾向显著负相关，说明一般健康状况可能是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风险因素。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三) 积极心理资本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检验一般健康状况在积极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中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除性别外，先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变成Z分数，然后将一般健康状况与时间管理倾向的Z分数相乘，作为交互作用项分数，采用温忠麟等(温忠麟，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层次检验流程，具体结果见表2。
方程1中积极心理资本对拖延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0.39, t = −11.93, p < 0.001)，说明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具有保护作用，假设1得到支持。方程2中积极心理资本对时间管理倾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70, t = 26.34, p < 0.001)，说明积极心理资本对时间管理倾向具有促进作用。方程3中时间管理倾向对拖延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0.44, t = −11.76, p < 0.001)，说明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具有保护作用，因此，时间管理倾向在积极心理资本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假设2得到支持。因方程3中，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仍然达到显著性水平(β = −0.09, t = −2.17, p < 0.05)，说明时间管理倾向在积极心理资本与大学生拖延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由此可知，积极心理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方程4中一般健康状况与时间管理倾向的交互项对拖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14, t = 5.64, p < 0.001)，说明一般健康状况对时间管理倾向与拖延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也就是说一般健康状况是时间管理倾向中介积极心理资本与拖延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假设3得到支持。具体来说，一般健康状况调节了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采用AMOS24.0构建的大学生拖延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χ2/df = 2.830, GFI = 0.994, AGFI = 0.913, CFI = 0.993, NFI = 0.992, RMSEA = 0.046)良好。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college students’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表2. 大学生拖延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e1，e2为误差项。
Figure 1.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图1. 大学生拖延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讨一般健康状况如何调节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分别取一般健康状况的Z分数为正负1，绘制交互效应图2。
Figure 2. Interaction effect of general health status 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图2. 一般健康状况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交互效应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大学生的一般健康状况较好时(标准分数为−1)，随着时间管理倾向水平的增加，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表现出非常显著的下降趋势(β = −0.64, t = 14.33, p < 0.001)。在大学生的一般健康状况较差时(标准分数为+1)，随着时间管理倾向水平的增加，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仍然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β = −0.36, t = 8.07, p < 0.001)，但下降幅度明显降低。这说明，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随着一般健康状况的提升而增强。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总效应为−0.398，当一般健康状况的标准分数取值为+1和−1时，中介效应分别为−0.380和−0.184，分别占总效应的95.5%和46.2%。这说明，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间接影响，随着一般健康状况的提升而增强，假设3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时间管理倾向在积极心理资本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一般健康状况对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
4. 讨论
(一) 积极心理资本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拖延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较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张洁等，2019；徐涛，毛志雄，2016)。Luthans等人(Luthans et al., 2005)研究发现，员工积极心理资本的希望、乐观、韧性和自我效能对其工作绩效有促进作用，对其工作态度有积极影响，与员工的旷工行为呈负相关。本研究再次证实了积极心理资本对降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保护作用，体现出了积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工作者应充分重视积极心理资本等个体内在心理资源在大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二) 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时间管理倾向在积极心理资本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积极心理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从表2和图1可以明显看出，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间接影响，比其直接效应更强。这说明，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是积极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主要作用机制。
积极心理资本是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在内的个体的重要心理资源。自我效能是个体面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有信心承担并付出努力以获得成功；乐观是个体能对当前和未来的成功和失败做出积极归因；希望是个体能锲而不舍地追求目标，并且能适时调整方式以达成目标；韧性是当个体遭遇逆境或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最终获得成功(Luthans et al., 2008)。时间管理倾向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维度，体现了个体时间管理水平的高低(黄希庭，张志杰，2001；罗杰等，2013)。从内涵上看，积极心理资本和时间管理倾向的各组成要素都具有以成功为导向的自我调控的共同本质(Wolters, 2003)。因此，积极心理资本和时间管理倾向之间0.70以上的相关系数和路径系数就是这一共同本质的最好体现。而拖延正是个体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特定任务的行为表现，它是个体在时间管理上自我调控不良的后果(毕重增，彭香萍，2005)。积极心理资本主要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而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结果对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启示体现在，要想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必须同时关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开发和时间管理倾向的提升。
(三) 一般健康状况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结果发现，一般健康状况对时间管理倾向与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一般健康状况调节了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影响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中介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间接影响，随着一般健康状况的提升而增强。相比于一般健康状况较好时，在一般健康状况较差时，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保护作用会减弱。这一结果意味着，较差的一般健康状况在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保护作用中具有“破坏”效应，而较好的一般健康状况在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保护作用中具有“增益”效应。
Fredrickson等(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感体验不仅具有瞬时扩展功能，而且具有长期建构功能。积极情绪的瞬时扩展功能可以扩展个体即时思维和行动的范畴；积极情绪的长期建构功能可以构建个体长期的身体、认知和社会等资源。个体较好的一般健康状况(意味着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体验的减少)，能够激发个体自身的积极心理资本等内在资源，提升个体的时间管理水平，进而减少大学生的拖延行为。
这一结果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高校广泛开展的心理抗疫服务工作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全国高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心理抗疫服务，在直接降低大学生的恐惧、焦虑和抑郁等一般心理健康问题，提升他们的一般健康状况的同时，又可以通过调节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影响拖延行为的作用机制，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进而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持续提升。
5. 结论
积极心理资本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拖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一般健康状况的提升而增强。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20CJYJ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