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传世名篇，通过对莲花形象和品质的书写，赞美了莲花亭亭玉立之绰约风姿，歌咏了莲花不染于淤泥之君子德行，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周敦颐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和光风霁月的洒落胸襟。作为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他所创立的濂溪理学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于高丽后期传入朝鲜半岛。丽末鲜初是王朝更迭的时期，随着“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理学更是成为了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周敦颐的作品和思想也在朝鲜半岛广泛流传。本文以《韩国文集丛刊》当中收录的与《爱莲说》相关的140余首诗歌和80余篇文章为研究对象，对朝鲜封建王朝时期文人接受周敦颐《爱莲说》的情况进行分析，进而阐明《爱莲说》的传播在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于东亚文学关系研究的意义。
2. 《爱莲说》的接受背景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五子之一，是濂溪理学的创始人，著有《爱莲说》《太极图说》《周元公集》等。他糅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的中庸思想，提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理学基本概念，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濂溪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是盛行不衰，它不仅影响了后世的学术精神，而且传播到了周边的韩国、日本等地，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濂溪理学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于高丽后期传入朝鲜半岛，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思想文化的发展。高丽后期忠烈王时，安珦从元朝带来了朱子学 [1] ，朱子学从此在朝鲜半岛流传开来。王晚霞曾言：“凡朱子学所及，皆可见周濂溪思想的踪迹。故而基本可以认为，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就是濂溪学传入的时间。”她还指出“较早传到朝鲜的佛教，经过几百年发展后在高丽末期各种矛盾频发，虽国家支持的各种佛事极尽奢靡，而佛教呈现出颓败的势头亦无可遮掩，此时朝鲜的社会矛盾、学术自律、政治统治都在呼唤新思想。” [2] 于是理学一传入朝鲜社会，便掀起了学习的热潮。丽末鲜初是王朝更迭的时期，随着“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理学更是成为了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周敦颐的作品和思想也在朝鲜半岛广泛流传，他的《太极图说》《爱莲说》等经典著作更是备受瞩目。关于《爱莲说》最初的记载，见于高丽后期文臣闵思平的《和钝翁》当中：“公以子凌祠堂记，爱莲说二篇，该钝翁，翁有诗。” [3] (文中所举韩国诗文均出自韩国古典翻译院2013年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同为高丽后期文臣的李齐贤在《沔州池台堂亭铭》中，介绍了君子池的由来：“郭君种莲其中，取濂溪说名之。” [3] 因此，可将这一时期视为《爱莲说》传入朝鲜半岛的最初阶段。
《爱莲说》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除去作者周敦颐的影响及濂溪理学的推动作用之外，其自身的魅力也是关键因素。从文体来看，“说”是古代以记叙、议论或说明等方式来阐述事理的一种文体。明代的吴纳在《文章辨体序说》中解释道：“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4] 《爱莲说》很好地体现了说体的特点。曹兢燮在《爱莲说批》当中更是道出了《爱莲说》的绝妙之处：“此篇文仅百二十字，而起承转合，呼应顿挫，无法不具。一字移动不得，加减不得，至其不可言之妙，却在笔墨之外。只此一篇，便足为千古文章家冠冕，不独太极一说。与易同尊也。” [3] 。
从文章的内涵来看，《爱莲说》当中有关心性修养和君子人格的阐述，也是其在朝鲜封建王朝时期广为接受的重要因素。儒家自古就有崇尚君子人格的传统，早在《论语》当中，就有许多关于君子人格的阐述，如《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5] 周敦颐继承了儒家尊君子的传统，从理学心性修养论的观点出发，塑造了君子莲的形象，促成了莲花形象的转变。关于莲花的文学原型，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当中。如《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6] 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当中曾言：“《诗经》当中的莲花是女性意味原型，奠定了女子和荷花之间固定的类比、隐喻关系；《楚辞》当中的荷花是文人意味原型，奠定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是文人品格、政治命运的象征物。” [7] 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传入，莲花的佛教寓意也随之进入中土。在佛教当中，莲花作为独一无二的圣物，象征着“不染”、“清净”等意义，后来的不少文学作品皆借用了莲花的佛教寓意。随着《爱莲说》的问世，莲花由佛教的象征转变为了儒家的君子之花，成为了伦理与人格的象征，实现了在文学作品当中形象的演变。
朝鲜属于儒家文化圈，被称为“小中华”，自古就有“君子之国”的美誉，有着崇文教、尊君子的传统。朝鲜封建王朝时期，对《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的研习和阐释更是达到了高潮，文人们十分关注修身养性，塑造理想的君子人格。如李象靖在《答堉姪〈中庸〉问目》当中提到：“心固一而已矣，而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是由习之美恶而有君子小人之分耳。” [3] 可见“君子”这一话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了朝鲜半岛文人群体的普遍关注。文人们喜欢从各种角度，运用各种各样的物事来诠释它。贾军在《植物意象研究》中认为：“当美的东西——荷花，同丑的东西——淤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周敦颐便想到了不受环境所染，洁身自好的‘君子’，经他一提点，那种蕴在民族骨子里的潜意识便使大家很快地达成了共识。” [8] 因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爱莲说》一文也契合了朝鲜封建王朝文人思慕君子的审美传统。
最后，朝鲜封建王朝文人推崇《爱莲说》，还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朝鲜封建王朝时期，党争不断，士祸频繁，如“戊午士祸”“甲子士祸”“己卯士祸”等。动荡的时局更加要求文人自身要修身养性，培养高尚的情操与人格，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来应对黑暗的政治现实。而《爱莲说》当中关于心性修养和君子人格的阐述，无疑引起了文人群体的情感共鸣。
由此可见，朝鲜封建王朝文人接受《爱莲说》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受到了作者周敦颐以及文章本身所具有的深厚意蕴的影响。此外，朝鲜封建王朝文人思慕君子的审美传统以及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也推动了《爱莲说》的传播与接受。
3. 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对《爱莲说》的创作接受
朝鲜封建王朝文人的许多作品都明显有着对《爱莲说》的接受印记，一些作品的主题、结构、表现手法等都取法《爱莲说》，一些作品则蕴含了浓厚的思辨色彩，体现了作者对《爱莲说》的深入思考。就接受形式而言，不少文人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了《爱莲说》的内容，并且拟效《爱莲说》进行了写作。
3.1. 引用
引用是诗文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段，朝鲜封建王朝的不少文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直接引用了《爱莲说》的篇名和原文内容，引用篇名的如林亿龄的《奉次盘谷相公韵》：“松看相鹤经，池读爱莲说。”[3]孙处讷的《题徐四佳·达城十咏后》：“南池时咏爱莲说，北壁长对香林薮。” [3] 在这些诗中，“爱莲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意象，与“松鹤经”、“香林薮”等清雅的意象相呼应，表达了作者高雅的志趣和对《爱莲说》一文的喜爱之情。俞好仁的《访娥林乡校莲池·有感》：“浪读爱莲说，试到芙蓉村。淡香清更远，迓想濂溪魂。” [3] 宋麟寿的《次求礼凤城八咏》：“临轩细读爱莲说，令人却忆濂溪翁。” [3] 在作品当中同时提及了《爱莲说》与其作者周敦颐，并且尊称周敦颐为“濂翁”、“濂溪翁”、“爱莲翁”等，既表示了对《爱莲说》的喜爱，又表达了对周敦颐的敬仰与缅怀之情。奇宇万的《莲史记》：“莲之为莲，濂溪爱莲说尽之。” [3] 和黄㦿的《爱莲轩记》：“大书爱莲说于轩之壁也。苟欲知莲之可爱者，其观乎濂溪之言也。” [3] 认为周敦颐所著《爱莲说》，充分展现了莲之特性与其可爱之处。宋时烈的《公山县石瓮记》：“濂溪先生有爱莲说，直以君子名之。” [3] 李志容的《君子池记》：“周濂溪爱莲说，有曰莲有似乎君子。” [3] 强调《爱莲说》当中的“莲”是君子的化身，是对“君子莲”形象的认可。
一些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在写作时，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可读性，直接引用了《爱莲说》当中的原文。如李趾秀的《苍雪楼记》：“昔濂溪先生作爱莲说曰：菊，花之隐逸者也；牧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3] 韩运圣的《书石芝李公·石盆种莲记后》：“濂溪夫子爱莲说曰：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又曰：牧丹之爱宜乎众。” [3] 或者结合《爱莲说》的内容，阐明自己的观点，将《爱莲说》的语句不着痕迹地融入自己的文章当中，如金平默的《亭亭亭记》当中，间断地引用了《爱莲说》当中原句，将莲花和君子作类比，认为莲花的特性与君子十分相似，进一步阐释了莲和君子之间的联系。韩运圣的《莲渠堂记》也同样引用了《爱莲说》的内容，认为应当以莲为友，以莲之特性为君子风范的参照，见贤思齐，严于律己。
3.2. 化用
除引用之外，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对周敦颐《爱莲说》的创作接受还体现在对《爱莲说》内容的化用方面。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化用《爱莲说》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咏物或者论证说理时，化用《爱莲说》中的部分内容，以增强诗文的可读性和说服力，这点与引用的目的相同。二是截取《爱莲说》的部分内容，与其他诗文拼集成集句诗。三是化用《爱莲说》中的内容给亭台楼阁取名，多见于记序类文体。四是将“濂溪爱莲”化为典故，此用法多见于诗歌当中。
化用《爱莲说》当中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爱莲情怀的如申敏一的《爱莲》：“百卉之中最可怜，亭亭植立擢清涟。淤泥不染高标格，色相还通净业缘……浮华浪蕊人争赏，独有濂翁解爱莲。” [3] 赵䌹的《咏莲》：“俯看淤泥浊，抽此难染质……独此爱莲花，不辞濂翁匹。” [3] 李荇的《咏盆莲》：“爱莲匪为他，不染于淤泥。” [3] 这几首诗不同程度地化用了《爱莲说》的内容，描写了莲花亭亭的绰约风姿，歌颂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赵普阳的《记迂溪书院君子堂记》当中借物说理，以莲花四季的不同生长阶段来比喻君子的不同阶段，他认为春天莲叶始发如君子志学之初，夏天莲叶高张如君子进德之时，秋天莲花盛开如君子道成德立，冬天叶谢归根如君子揫敛庄用。赵龟命的《观爱亭记》当中以微小的池塘喻广阔的世界，以莲的花开花落喻人生的升沉穷达，表露出了世界为池，以人生为花的观点。
此外，还有选取《爱莲说》当中的诗句，创作的集句诗。集句诗指的是截取前人一家或数家的诗词成句，拼集而成一首新作 [9] 。如柳道源的《二十六板》：“造物雄豪办此奇，濂翁爱说濯清涟。” [3] 这两句诗依次为苏轼《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中的“伟哉造化真豪纵”和《爱莲说》的“濯清涟而不妖”的集句。以及柳道源的《三十八板》：“南山佳气更超然，花中君子出天然。” [3] 依次为陶渊明《饮酒(其五)》、朱熹《题郑德辉悠然堂》、周敦颐《爱莲说》和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当中的成句。值得肯定的是，集句诗词不是对前人成句的简单照抄，而是经过集句者的重新拼贴、组合，使之成为既借重原意又具含新意的作品 [9] 。集句诗体现了朝鲜半岛文人对中国古典诗文的认可与接受，并且在原有诗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新意创造出新的作品。
朝鲜封建王朝时期，盛行种莲。在当时的都城汉阳，建有东池、西池、南池三个官营莲池，这些莲池不仅象征着吉凶祸福，发挥着风水学上的作用，而且充当了防火用水。不少文人在自家庭院也修建了莲池，并且化用《爱莲说》当中的内容，给亭台楼阁命名，留下了不少记序类的文章。如奇宇万的《同余亭记》：“亭曰同余，盖本于爱莲说。” [3] 宋征殷的《同予斋记》：“凿一方池，构数间屋，以同予二字。揭于楣。盖取周濂溪爱莲说中语也。” [3] 金昌翕的《远香亭记》：“抑此远香之义，盖出于濂翁爱莲说矣。” [3] 赵龟命的《观爱亭记》：“前凿方塘，引活水注之，植芙蕖十数本，扁之曰观爱，取孟子观水，濂溪爱莲语也。” [3] 吴益升的《爱莲堂序》：“昔濂溪周先生独爱莲，著爱莲说。今观是说，千载之下，足以想先生之德……余曰：余岂独爱莲者，爱濂溪之德。不得闻焉。故今以是名堂，以寓景慕之意。” [3] 由此可见，不少亭台楼阁之名都与周敦颐《爱莲说》有着密切的关联。文人们在这些文章当中，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或表达自己高尚的志趣，或说明一些人生哲理，或赞扬友人的超然品格。
最后一种化用的方法，可以看作是用典的一种，即将周敦颐与《爱莲说》相结合，化为“濂溪爱莲”，诗歌中常出现类似表达。直接在标题中点出“濂溪爱莲”的如俞好仁的《濂溪先生爱莲》，在诗句当中出现的如白光弘的《诗山杂咏》：“濂溪爱莲陶爱菊，亭亭粲粲皆不俗。” [3] 李时明的《赠朴六友·朴三乐》：“濂溪爱莲陶爱菊，比我心德元无他。” [3] 古人在绘画时，也常会在画作旁附上一些题画诗，将诗、书、画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实现诗画互补，使得意境更加深远。不少题画诗当中也出现了“濂溪爱莲”，如洪世泰的《题画为具持平作》：“尔生浊水中，芳洁乃如此。即知本性存，终不染外累。(右濂溪爱莲)”[3]郑象履的《敬次退陶先生题黄锦溪十画帖韵》：“菊似幽人竹似贤，濂翁何独爱斯莲。亭亭洁立能通直，君子冲襟暗合然。(右濂溪爱莲)” [3] 在诗文中将“濂溪爱莲”作为典故使用，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却一以当十，以少总多，既能使诗歌文本显得典雅博奥，意蕴深厚，表情含蓄，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知识容量和信息密度，提高了文本的解读研究价值 [9] 。
3.3. 拟效
所谓拟效，即通过揣度模仿他人的作品而达成自我创作 [10] ，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方法。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对《爱莲说》也有诸多拟效，产生了许多“莲说”类的作品，但是也存在跨文体改写的现象，文体十分多样。同为咏莲题材的如蔡之洪的《爱莲说》、金钟厚的《敬莲说》、赵性家的《醉莲说》、权五福的《爱莲赋》、高傅川的《题爱莲说后》等。另一类虽歌咏之物非莲，但其思想内容仍然依托于周敦颐的《爱莲说》，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爱莲说》的拟效之作，如李献庆的《土莲说》和柳元之的《爱竹说》等。
第一类作品都是咏莲题材，并且从结构、内容、风格、手法等方面模仿了《爱莲说》写作，承袭了《爱莲说》的特征，可以视为典型性的拟效之作。如蔡之洪的《爱莲说》，在这篇文章当中，蔡氏大篇幅引用和化用了周敦颐《爱莲说》的原文内容，如开头部分的“莲，花之君子者也”，和结尾部分的“不染不夭，不蔓不枝，中通外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者”、“莲之爱，同余者何人” [3] 。蔡之洪在开篇直言自己效仿了周敦颐爱莲和种莲，表达了对周敦颐的敬仰以及对莲的喜爱之情。在文章的末尾更是回应了周敦颐《爱莲说》当中的“莲之爱，同余者何人？”这一问句，谦逊地表明自己的爱莲之情虽然不能与周敦颐所比拟，但是也体会到了浓厚的观物之兴。从手法上来看，同样是以“莲”喻君子，借“莲”表达了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向往之情，与周敦颐《爱莲说》的情感和表现手法等很一致。不同之处体现在，蔡之洪的《爱莲说》进一步阐述了莲和君子的关系，是对周敦颐《爱莲说》的深化和发展。他将莲的不同生长阶段比作君子的不同阶段，认为莲春阳始舒之时，如君子之进德修业；莲辉映于水面之时，如君子之德隆兴隆。讴歌了莲顽强的生命力，认为莲即使埋没于尘土千百年，也仍可复生，并且将其比作君子之心，认为要去除尘土即私欲，方可彰显本心。
金钟厚在《敬莲说》中，直抒了自己对于周敦颐《爱莲说》的喜爱之情，他认为见莲就如同见到濂溪先生本尊，其爱莲之情与《爱莲说》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这里，金钟厚还提出了对《爱莲说》篇名的修改意见，认为应该将《爱莲说》当中的“爱”字改为“敬”字，并且说明了原由：“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然则先生之爱莲，以其可敬也，而敬固在爱之中也。且自古词人多有赋莲者矣，然皆况之以佳人美女，则此爱而不敬者也。不敬则不可谓爱，惟先生尊之为君子，而后敬生焉。能敬斯能爱，故先生为独爱莲，而因可知其敬矣。” [3] 金钟厚认为，可以爱而不敬，但不敬则不可谓爱。即是说“敬”的内涵更加广阔，包括了“爱”的含义。而周敦颐《爱莲说》当中更多体现的是对莲的敬仰之情，所以金钟厚认为将“爱”改为“敬”更加妥当，这是对周敦颐《爱莲说》反思的结果。
对《爱莲说》一文的拟效不限于说体，还包括诗歌、赋、记、序等文体。如高傅川的《题爱莲说后》虽为七言古诗，但其主题思想与周敦颐《爱莲说》相近，寄托了高傅川对理想君子人格的肯定与追求。从表现手法上来看，也与《爱莲说》的相似，同样运用了拟人和对比的手法。将莲比作君子，赋予莲风度翩翩，洁身自好的君子人格。用兰、菊作陪衬，以牡丹为反衬，在和其他植物的对比描写当中突出莲的品格不凡。当然，高傅川在拟效《爱莲说》写作时，除了改变文体，也对原文的情绪和风格进行了改变。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微微的愁苦，在诗歌的末尾感叹到：“德馨千古继无人，伤心谁复梦孔周。伤心谁复梦孔周，一续遗文双涕流。” [3] 流露出了对孔周二人馨香德行后继无人的惋惜和哀叹。
另一类作品虽然歌咏之物不是莲，而是其他的植物，但其内容和手法仍然与《爱莲说》密切相关，可以看作是对《爱莲说》内容的拓展。如李献庆在《土莲说》中，描写了“土莲”即“芋头”。文章当中对于芋头外形的描写，模仿了《爱莲说》当中对莲外形的描写，如描写芋头根茎不蔓、身姿亭亭、香气清远，这是基于莲和芋头生物特征上的相似。李献庆在文章当中还将芋头与莲作对比，认为二者虽然同为君子，但是相比与莲，芋头的实用功效更大，有救民之功：“昔濂溪周子以莲之香远净洁，谓有君子之德。而土莲以救饥利民为功，亦有似乎君子之道。以是相配，庶其不愧矣。然香远净洁，君子之体也。救饥利民，君子之用也。” [3] 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李献庆深受实学派“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思想的影响，关注国计民生，反对“空理”，讲究“实用”。李献庆认为君子之全德应当体用兼具，既有香远净洁之体，又有救饥利民之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少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引用和化用了《爱莲说》的内容，并且拟效《爱莲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形成了“爱莲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对《爱莲说》并不是一味地接受，他们还对《爱莲说》当中君子与莲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并且将歌咏的对象从莲扩展到其他植物。
4. 结语
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对周敦颐《爱莲说》的接受是一种深层次、高境界的接受，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和效仿，另一方面又不断校正和剔除。从内容来看，不少作品继承了《爱莲说》当中爱莲、尊君子的传统，强调对于“君子莲”形象的认同。一些作品进一步探究了莲与君子之间的联系，是对《爱莲说》意蕴的深层次探讨。就形式而言，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在拟效《爱莲说》写作时，淡化了对《爱莲说》的形式复刻，重在“神似”，强调对内涵的继承和发展，文体也更加丰富多样，既有说体，也存在跨文体的拟效之作。周敦颐《爱莲说》作为中国文学之经典，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出经典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朝鲜封建王朝文人对《爱莲说》的接受是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典型事例，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朝鲜封建王朝文人接受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情况，对于研究中韩两国的文学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可以窥见东亚地区文学交流所蕴藏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