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代西方哲学普遍认为地理空间的概念代表了地理空间的精神思想。在人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概念层面的理解比知觉层面的理解更有效，城市景观对人的影响和他们的符号意义、象征意义成正比。因此，空间在文化中被感知的方式的愈发重要，对空间文化的感知也促使空间稳定的文化意义成为可能。对于存在于公众意识中的、或被记录在艺术作品中的地理位置和景观元素的持久性看法，成为了一个地方的形象，并且反过来也成为了文化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空间的形象、对空间的知觉以及空间中的视觉和审美特征，以及情感因素、象征意义。空间的形象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坐标，最终形成了文化景观结构。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它是政治、商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是连接不同亚文化和不同人群的社会机构，是影响公民社会和精神形象形成的空间建筑组织。同时城市原本便是某些文化信息的载体，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
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英美、俄罗斯研究学者的注意。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始于19世纪，并且在20世纪，城市空间文化的相关研究得到了积极的发展。英美学者在建筑符号学和城市符号学领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空间符号学”、“文本、代码、符号、语法、建筑空间的语义”、“城市形象”等概念，确定了建筑是交流的空间，城市是文本等概念。林奇还将“城市形象”细分为“道路、边沿、区域、结点以及标志”五类，并在《城市意象》第三章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城市形象各分类的定义、表现及相互关系。城市被定义为一个交流的空间，由独立的结构元素组成，从属于整体(景观、风格、神话等)，是人类居住的标志环境。在俄罗斯理论界，安奇费罗夫以论著(《圣彼得堡的灵魂》《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城市的理解方式》《关于城市的书》奠定了城市符号学发展的开端。在寻找城市灵魂的过程中，安奇费罗夫创建了一个分析城市空间的模型，通过“作为空间原型的地方基因”的概念来描述城市的形象，在文学的背景下定义对空间形象的态度。安奇费罗夫定义了城市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方向：城市的心理学、城市的生理学、城市的解剖学。安奇费罗夫的研究对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彼得堡形象和主题的起源进行了详细论述。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着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托波罗夫、洛特曼等人。这个学派选择的对象不是地理学或城市建筑，而是城市文学，并确定了城市符号学的最重要概念：文本、符号和神话。洛特曼在《思想世界内部》中强调了城市在文化史的象征体系中占特殊地位。他认为区位、建筑、文艺、民俗等城市的象征符号依托宗教和思想在城市的空间中形成独特的象征群。同时城市为象征符号提供了完备的环境因素，因而也成为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理想样本。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在揭示城市文本概念的主要特征时转向了彼得堡的符号学分析。托波罗夫在《彼得堡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文本》中阐释了城市文本的二元对立性、宗教性以及文本性。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将彼得堡文本作为一种超文本，并赋予了以下特点：通用性、复杂性、反义性、空间固定性。同时洛特曼在《符号学领域》强调城市的特殊符号学功能时指出，自然和城市的区别在于，城市是一个文本，承载着关于人类生活不同方面的信息，并将其固定在社会符号中。他认为，城市作为文本和代码的容器应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符号学机制，一个文化的生产场所，同时城市是一个与时间相对立的机制，因为它重新诞生了它的过去，并能够以与现在同步。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为城市文本的文学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思路，即宗教、城市、人。依据该学派的理论，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行作者城市情感空间的研究。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莫斯科文本总结了布尔加科夫对莫斯科的所有经验及理解。作家本人多次对作品进行亲自修改以及临终前的口述修改，都表明了布尔加科夫对这《大师与玛格丽特》的重视。在这部作品中，布尔加科夫通过宗教、城市建筑和居民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苏联莫斯科的特殊情感。因此，本文研究《大师与玛格丽特》莫斯科文本的神话基础、城市书写及莫斯科人物形象，探讨布尔加科夫笔下莫斯科文本中的情感空间。
2. 俄罗斯文学中的莫斯科文本
城市文本代表了城市神话的文本实现形式，每个城市都是拥有灵魂并且可以“从城市的物质外壳中解放出来”的“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有机体” [1] 。托波罗夫曾定义城市文本是：“城市文本是城市神话的文化实现方式，是基于某种语义和修辞的特定主题的持续发展。” [2] 时空中的文化被视作“文本”：是“形象、母题、思想”的集合 [3] 。特定的主题在某些语义和风格基础上的发展。俄罗斯空间的独特性确定了其拓扑结构的超文本。俄罗斯的城市文本研究与英美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每个地方文本不代表纯粹的区域观点，而是试图在概念上区别于“俄罗斯”的整体。
由于俄罗斯文学中超文本系统彼得堡文本的存在，使得最初关于莫斯科文本是否存在出现了争议。莫斯科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在其各个组成部分中是相当异质的，有学者认为，寻找共同的原型并挑出一种共同的莫斯精神和莫斯科神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特殊的莫斯科文本是有很大困难的。梅德尼斯指出：“莫斯科文本结构松散，很难形成统一的超文本。” [4] 同时他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与莫斯科相关的文本都不具备城市文本内部完整性。” [4] 托波罗夫比较了两个首都的文本生成能力并得出结论：“从卡拉姆津到别雷对莫斯科的描述中，并未形成<...>俄罗斯文学中特殊的‘莫斯科’文本。” [2] 并且他提出：“莫斯科缺乏形成末世神话的基本文本的生成基础” [2] ，即一个具有文本生成属性的神话。
然而，随着对莫斯科文本的研究逐渐深入，已有大量的学者和学术团体找到了证明莫斯科文本早已具有自成一格的神话基础和结构的证据。根据奥德斯基的研究，“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关于莫斯科的首都神话已经形成，并在17世纪的‘莫斯科故事’的系列中最终完成。这个神话明确了莫斯科是一座救世主城、一座教堂城市、一座加冕城、一座国家城市、一座鲜血之城” [5] 。奥德斯基研究的结论有力地反驳了托波罗夫关于莫斯科缺乏神话基础的观点。也有专家指出，莫斯科文本在二十世纪便已形成。根据瑟勒梅涅娃的研究，由于别雷、什梅廖夫、扎伊采夫、奥索尔金、普拉东诺夫、皮尔尼亚克、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列昂诺夫作品中的莫斯科诗学的出现，莫斯科文本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被视为神话、地域、自然以及符号的统一体 [6] 。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象征。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莫斯科不仅成为许多作品的故事背景，而且成为故事情节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是象征着莫斯科文化属性的莫斯科作家们所生活的地理区位，也是作家们创作故事的艺术时空。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正在不断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与彼得堡文本相对应的文本机制。莫斯科文本的内涵涵盖了历史和理论范畴。它们在城市书写的概念形态、城市神话、城市空间区位、城市时空特征、形象系统中，包含了一些恒定因素，形成了一系列颇有共性的集合文本。
布尔加科夫与莫斯科的渊源始于年轻时对莫斯科的憧憬。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最初在外省上演，作家本人曾在演出结束后写信给弟弟，并在信中表达对作品首演并非在莫斯科的失落之情，1921年2月，布尔加科夫在给弟弟的信中回忆戏剧《图尔宾兄弟》首演：“这是我的梦想成真了……但多么难堪：不是莫斯科舞台，而是在外省的舞台……” [7] 同时，《图尔宾兄弟》的演出也让布尔加科夫在弗拉季高加索陷入了事业危机。这次危机使布尔加科夫陷入了心理和创作上的困境，这更加深了他对莫斯科的向往，他坚信首都不会让作家陷入困境。在1921年2月16日给弟弟康斯坦丁的信中布尔加科夫坦白：“在高加索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的漂泊远远没有结束。春天，我要么去莫斯科(可能很快就会去)，要么去黑海，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7] 布尔加科夫回忆迁居莫斯科的第一晚，“那是1922年9月末的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忘勃良斯克火车站上那炫目的灯光和多洛米洛夫桥上照耀着通往亲爱首都道路的两站路灯……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管你怎么说，莫斯科总归还是母亲，是一个最可爱的城市。” [8] 再到后期又在莫斯科遭遇了创作生涯的重创，写信给斯大林恳求对方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从充满幻想到倍感失望，布尔加科夫对莫斯科的感情的变化，成为了作家本人的莫斯科文本的创作基础，莫斯科文本联系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与感悟，带有作家的个人特色和印记。
3.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莫斯科神话诗学
在《大师与玛格丽塔》中，火作为一种形象符号和布尔加科夫神话诗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了作者苏联莫斯科的末世神话的基础，火的意象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神话阐释是重生的“凤凰城”。在《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I》中解释了莫斯科的“凤凰城”来历：“在莫斯科与罗马争夺优先权的斗争中，逐渐书写了新的神话，它就是凤凰城。” [9] 布尔加科夫洞察事件本质并预见未来的能力在《大师与玛格丽特》。“准确性是布尔加科夫创作特点。在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莫斯科生活的日常细节以绝对准确、可靠的方式再现，沃兰德及其随从的神秘故事正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10] 布尔加科夫认为新经济政策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实际上却潜藏着瘟疫的蔓延和这座城市毁灭的危险：
物资匮乏到极点的莫斯科这是从哪个神秘的角落搞到了商品，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她还是搞到了，而且毫无保留地把它摆进了玻璃橱柜，摊开在货架子上。
库兹涅茨基大街、彼得罗夫卡、涅格林内大街、卢比扬卡、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特维尔大街、阿尔巴特。一场激发生机的“奈普”春雨过后，商店像蘑菇般冒了出来……国营的、合作社的、集体的、个体的……头一回卖糖果的店里灯火这么辉煌，再往前是日用百货、副食、文化用品、帽子商店、美发厅、书店、机械电器，还有百货公司 [8] 。
从普希金时期起，莫斯科的形象便是传统神圣的，代表着俄罗斯。二十世纪后文学和艺术中的莫斯科被填充了新内容。二十世纪初，莫斯科出现了三个文学形象：神圣的莫斯科，经常充当神圣俄罗斯的符号学替代品；恶魔般的莫斯科；以及节日狂欢的莫斯科 [3] 。而在《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莫斯科文本中，莫斯科被剥夺了主要标志——教堂、钟声和东正教节日。“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餐厅和杂技场成了莫斯科人的朝圣地，相应的，这两地也成为了“莫文协”以及杂技场经理心中的崇高价值所在。苏联时期的莫斯科是对白银时代莫斯科的戏仿：苏联文艺创作单位不了解文艺的真正内涵，仅满足于餐厅饮食；也不了解高雅娱乐文化，将娱乐简化为肤浅的晚宴和舞会。
火元素在布尔加科夫的神话诗学中象征着苏联莫斯科的毁灭 [6] 。莫斯科大火旨在烧毁消除莫斯科人的罪恶生活。花园街副三零二号大楼、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斯摩棱斯克大街、大师在阿尔巴特大街的房子都消失在大火中，莫斯科这座垂死的城市，注定了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命运。“烧吧，烧吧，过去的生活！”、“烧吧，所有的痛苦。” [11]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呼喊并不是出于对火的恐惧，而是由于对火的崇尚。布尔加科夫在呼喊中毁灭了苏联莫斯科。
4.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莫斯科城市书写
栅栏、城堡等城市建筑，是垂直结构的城市形式，街道、河流等平面结构为观察城市空间提供了可能。城市是空间、时间、人群、能量和文本的集中形式。城市是天上、地面及地下的三个层面的统一，现代城市是更为特殊的存在，城市的干道、供电系统、下水道等将城市变成矩阵，这样的城市限制了人物的行动，制造矛盾和不可逆转的事件，并最终决定人物的命运。
布尔加科夫认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莫斯科的建设破坏了城市原有的平静。“特维尔大街上电车在咣当咣当作响，铺路的石块被一堆堆翻起。沥青锅在燃烧。莫斯科在夜以继日地修建”，“围墙被几百万张五光十色的海报所淹没”。同时缺乏规划的城市建设破坏了莫斯科神圣的宗教，“特维尔大街和奥霍特内以及莫霍瓦亚交叉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空地，如今上边的小教堂也被拆掉了”。因此，布尔加科夫担心“好不容易3月的阳光露出了笑脸……我也要眺望一下，林林总总的莫斯科会是个什么模样，她怎么呼吸，怎样发出闪闪的光辉。莫斯科，我们的母亲” [8] 。布尔加科夫对莫斯科的街道如数家珍，街道在布尔加科夫的城市书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莫斯科图景中，布尔加科夫更加专注于街道和小巷等细节：大师回忆起他是如何“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空寂小巷”跟随玛格丽塔的，流浪汉在追赶沃兰德和他的同伙时，在“一条黑洞洞的小胡同”因为“人行道坑洼不平”而“结结实实摔了一跤”，“接着是一条灯火通明的大街——克鲁泡特金大街。后来又穿过一条胡同，来到奥斯托任卡大街，随后拐进一条凄凉、阴森、幽暗的小胡同” [11] 。
俄罗斯文学中的莫斯科文本清晰的展现在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图景中——毫无建设规划的首都随着人口过度增长而逐渐混乱和扭曲。维塞洛娃指出混乱的城市也具有逻辑：“了解了这座城市的‘信标’和边界，小巷、墙壁和广场等，城市迷宫会变成一个很容易解开的谜团。” [6] 对这些“信标”了如指掌的布尔加科夫，将莫斯科街道错综复杂的网络、曲折阴暗的小巷、古老的栅栏和肆意生长的树木和灌木视为大都市空间的特点，营造出一种特殊且神秘的城市氛围，布尔加科夫描绘了大师和玛格丽特心中的莫斯科，并将其作为娱乐颓废首都的对立面。指责了苏联莫斯科毫无规划的建设，表现出布尔加科夫对老莫斯科的怀念。
5. 《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莫斯科人
在莫斯科处处碰壁后，布尔加科夫看清了莫斯科人的真正面目，在肃穆的耶稣蒙难广场“一群厚颜无耻的家伙手拿马尾巴似的花束以狼嚎般的声音在叫卖”，办事员们“总爱吹毛求疵”，“是个马屁精”，同事们都是“心里自有老主腰子的小人”的小市民，房管所用修路的理由“不光把全院儿都折腾的够呛，还逼着大伙儿往外掏钱”。世俗的莫斯科早已失去了神圣的本质，布尔加科夫感叹“在莫斯科是坐不住卧不宁了，意味着再也待不下去了” [8] 。
布尔加科夫的亲友和研究布尔加科夫的评论家都指出果戈理是布尔加科夫最喜欢的作家。耶莫林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布尔加科夫“特别喜爱果戈理” [10] 。卡塔耶夫回忆起他与布尔加科夫的交谈：“有一次他向我承认，他自以为是像果戈理一样的作家。” [12]
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的第十四封信中写道：“任何技能都必须由该技能的掌握者来完成，而绝非只会抄写账目和文字的无能官员。” [13] 果戈理对大师的理解也影响到了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丘达科娃指出：“大师这个词对布尔加科夫来说是果戈理的词语。” [14] 继承了果戈理对大师的理解，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真实描绘了他所熟知的莫斯科文化氛围，再现了莫斯科群众沽名钓誉的行径：受到国家认可和物质鼓励的文学职业被视为虚假艺术。官员们将自己伪装成作家和诗人，没有任何文学功底的他们，作品没有灵魂，没有美感。他们也并不在意作品的质量和意义，他们的抱负和梦想只是拥有一张“全市闻名的莫斯科文协会员证——一张烫着宽金边、散发着珍贵的皮革味儿的褐黄色会员证” [11] 。莫文协的办公楼被许多与文学无关的部门和人际圈占据，莫文协的作家们在公寓住宅问题上苦心孤诣，热衷于饮食娱乐；他们不仅没有创造力，甚至还试图说教他人。这样的行径逐渐使“作家”一词成为带有肤浅意味的职业。当流浪汉问一个穿着医院睡衣的陌生人：“您是一位作家吗？”客人脸色暗淡下来，冲着伊万晃晃拳头，然后说：“我是大师。” [11] 果戈理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人民需求的大师才能教授知识，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13] 因此，这也解释了柏辽兹作为一个好为人师的教条主义者，布尔加科夫为何在开篇就对他采取了最严厉的惩罚——被电车碾断脖子的原因。
布尔加科夫用带有惩戒性质的火惩罚了莫斯科世俗群众。50号楼的一间破烂公寓发生了火灾：“接着又把汽油往下一泼，那汽油自动喷出火来，烈焰直冲天花板。火势异常迅猛，比一般汽油着火厉害多啦”，以及斯摩棱斯克大街的外宾商店也着了火，“但狡猾的别格莫特却像在澡堂子里拿水瓢往长凳上浇水似的，把汽炉子里的汽油全浇在了柜台上。汽油立刻自动燃烧起来，火焰向上蹿去，顺着柜台飞快扩展，把果篮上漂亮的纸飘带吞噬了”。以及格里鲍耶托夫之家毁于火灾：“汽炉子里冲出一根火柱，直烧到帆布篷上，烧出一个窟窿。黑边朝四外蔓延，越扩越大。火从帆布篷烧起，一下子蹿上了格里鲍耶托夫楼的屋顶”。以及大师的半地下室在火中消失：“‘那么，拿火来！’阿扎泽洛喊道：‘拿一切都生于兹又毁于兹的火来！’” [11]
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的莫斯科文本中，苏联莫斯科的居民多是沽名钓誉，勾心斗角，与大师与玛格丽特形成鲜明对比。布尔加科夫赞许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高尚纯洁，与此同时更不耻于苏联时期莫斯科人的虚伪肤浅。出于对莫斯科的情感，布尔加科夫决心惩罚这些莫斯科人，企图在作品中恢复过去的莫斯科。
6. 总结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通过描写曲折小巷、黑色胡同，以及沽名钓誉的莫斯科人，表达了对过去的莫斯科已经消失的心痛。出于对莫斯科情感，布尔加科夫以莫斯科大火为神话原型，暗示了苏联莫斯科毁灭。布尔加科夫试图在永恒中创造莫斯科的形象，因此结合了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城市原型和城市神话，以及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形象，创造了莫斯科文本的新神话。
本文借助莫斯科——塔尔图的理论，从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文本入手，从神话诗学、城市书写和人物方面研究了布尔加科夫对莫斯科的情感，以期更好的理解布尔加科夫作品的内涵，希望有益于拓宽《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研究视野。